新历史主义批评的断裂性思维

断裂性是新历史主义批评的核心范畴之一。作为一种复合存在体，它既是批评的对象，又是批评的方法。断裂性对貌似平顺统一的文本提出质疑，意在完成对以文本形式存在的历史的重新阐释，从而对现代社会意识形态控制的真实给予反思性批判。它拓展了研究空间，为更好地理解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内核提供了视角。     

“重划疆界”与“厚描”——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关键词

格林布拉特曾指出,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疆界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划界和重新划界乃是文学研究的特点。作为当代多元文化产物的新历史主义,其文学批评即肇始于对历史和文学的重划疆界,它打破了历史与文学、文学文本与其他非文学文本之间的固定界线。在批评实践中,新历史主义吸纳了人类学中“厚描”的方法,注重多种文本的“互文互动”,这是其新型历史观和文本观的必然结果。     

历史与文化的文本对话: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评观念

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对象是作为历史与文化的文学文本,而文化批评的理论平台却是文化、历史与文本的对话关系.针对当前学术界在历史与文化关系问题上的概念性纠缠和阐释性迷惘,本文从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构想出发,对历史与文本、文化与文本、历史与文化之间的对话关系分别展开探讨,指出新历史主义在泛文化形态的文学批评中提倡的是历史与文化在文本层次的对话,而在文化批评理念中实现的是历史阐释性回归和文化主体性重建的学术理想.     

历史诗学：一束绽放于历史领域的文学批评之花——兼论“历史诗学”与“文化诗学”之不同

海登·怀特对历史文本进行文学式解读，其历史研究是一种基于历史文本的文学批评实践。海登·怀特关于故事解释的模式是诸如原型批评、社会学和意识形态、新批评等多种文学批评理论的移植；话语转移理论则是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因而，尽管都被称为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是对历史进行文学、文化批评的历史诗学，而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则是对文学进行文化研究的文化诗学。     

历史·文本·意识形态——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刍议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视角,一种阐释文学文本的历史内涵的特定的方法论,近年来颇受到西方文论界的重视。本文拟从传统历史观的颠覆、文学话语方式对历史话语的制约和渗透以及文学中所表现的历史现实与意识形态的互相塑造等三个方面对新历史主义批评作一个基本的把握,并试图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这一批评作出评判: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并不能实现历史现实的回归,它只能提供对历史的又一种阐释。     

论新历史主义之“新”

新历史主义是一种有别于旧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文学批评方法。新历史主义进行了文本—历史“转轨”,强调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等角度,对文本实施一种综合性的解读,将被旧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所颠倒的传统重新颠倒过来。新历史主义从其理论来源、方式特征、思想内涵等方面均具有独特和差异之处,体现出了新历史主义多角度、多层次的“新”。首先,将新历史主义和旧历史主义、形式主义的观点进行了对比研究,在深刻理解和充分肯定旧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特征和合理之处的基础上,指明新历史主义是旧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挑战者,具有不同于以往两种观点的“新”的特征。其次,新历史主义并非是泛泛而论的一家之言,而是集合诸多流派、诸多理论的文学精髓于一体的综合性观点。再次,新历史主义本身所具有的独有特征充分展示了其不同于其他理论的“崭新”之处。其中,新历史主义整体把握文学、多角度分析问题的特点就与形式主义注重细小环节、忽视整体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后文章阐释了新历史主义的思想内涵: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     

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解析

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出现,标志着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的一次重要转向。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是“互文性”理论。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等后现代主义特征,强调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改写。新历史主义的出现是对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它突破了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具有既消解又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性。     

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的缺陷

新历史主义批评在方法上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往往采取对立面所使用的解构法而陷入被解构的危险中;依赖轶事来阐发文本而有过度联想的嫌疑;对语境的过分强调有忽略文本审美价值的倾向。分析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中的这3种缺陷并非为其掘墓,而是试图为新历史主义的未来发展提供参照。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

“翻译文学”与“源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历史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文本”与“历史”的差异性和阐释者的主体性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的基点.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独特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从而,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的接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有着鲜明的翻译文学学科意识.     

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形态及诗学指向

新历史主义的模糊理论定位和松散学派特征是文学批评界的棘手问题。在历史诗学与文化诗学的对立阐释中，它更是面临着命名危机和方法论困惑。新历史主义在泛文化批评中提倡的是历史与文化在文本层次的对话，在对后现代历史终结论的批判中引导的是历史诗学与文化诗学的对话和协调，而在文化诗学理念中实现的是历史性回归和主体性重建的学术理想。     

论新历史主义的新型文本观

新历史主义者对以往的文本观进行清算,不满旧历史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形式主义的文本中心论、接受史的"视界融合"和解构主义的文本游戏观,而力图恢复文学的历史维度,建构新的文本观:历史的文本性、文本的历史性、互文流通性。值得注意的是,新历史主义的文本观难免存在局限,如陷入历史不可知论、迷恋历史碎片、忽视审美性。从中引发关于历史的真实与虚构、叙事的宏观与微观、文学的意识形态与审美等问题,值得人们反思。     

中国语境中的文本分析--兼论一种新的批评倾向

严格意义上的文本分析是以坚实的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的,现代汉语尚未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语法体系,模仿西方文本分析的方法,在汉语的批评实践中很难有真正的创造性贡献.正在兴盛的一种学院派批评,热衷于批评方法的科学精微和技术含量,把文学文本作为证明、演示批评方法的材料而轻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无视文本的主要思想和艺术价值,如此批评,既少社会意义,也难有真正的学术价值.     

波普尔“历史非决定论”思想产生影响的原因探析

作为批判理性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卡尔·波普尔,其一生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特别是他的历史决定论上。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驳斥,即他的“历史非决定论”思想从总体上讲是站不住脚的。但他的这些错误思想在世界上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人们中间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认同。究其原因,我认为这首先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本身存在严重问题有关;其次与他批判的特点有关——用貌似纯科学的方法作纯学术的批判;三是其批判锋芒所指虽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但主要是指17—18世纪历史决定论,特别是指被教条化、庸俗化和曲解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更深层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是在实践中运用辩证逻辑概括出来的,而波普尔的批判主要运用的是形式逻辑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这样的逻辑和方法是人们通常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方法。     

英国文学名著鉴赏中的发散思维培养——以斯宾塞《仙后》为例

论文以斯宾塞《仙后》为例，从“一文多思”法的角度，探讨文学作品中的发散思维的培养。即1．运用新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鉴赏文本，启发学生从文本与社会历史宗教背景的角度来启发思维；2．运用原型批评的研究方法鉴赏文本，从文本与文化传统的角度来启发思维；3．运用阐释学的研究方法鉴赏文本，从文本与寓意和象征意义的角度来启发思维。     

评波普的形而上学历史非决定论

波普把历史决定论作为一种方法进行批判,他用以批判的武器是假说法;他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以事实、价值的分野和科学分类为基础;理论科学关注普遍规律,历史科学关注独特事件的解释。他认为历史决定论错误地使用了物理学的概括法,历史只是价值领域,历史没有规律,历史科学的方法是零点法。然而他的批判形而上学性明显,不能驳倒历史决定论。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诗学的历史主义意识

建构一种新的历史意识,是詹姆逊重振马克思主义诗学的理论基石。詹姆逊在总体和语言的相互联系中重写历史概念,使其建构的历史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阐释学的历史主义或者历史主义的阐释学。     

约翰·契弗短篇小说《重聚》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新历史主义批评强调文本和历史的互文性,约翰·契弗的短篇小说《重聚》文本不仅影射了作者本人的经历,而且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与价值观。本文本将从以上两个角度揭示《重聚》中体现的文本和历史的紧密关系,突出其新历史主义的研究价值。     

简论汉代文学宗经重史特质及其影响--《两汉全书》编写过程中的一点感想

汉代文人以其强烈的宗经重史意识从事文学创作 ,遂使宗经重史成为汉代文学的突出特征。汉代文学这一性质既是汉代社会所造成 ,又是儒学传统所规定 ,是时代和学术相结合的共同产物。宗经与重史有密切关联 ,汉代文学的重史导源于其宗经。汉代文学宗经重史特质所形成的文学价值观 ,终封建社会之世 ,一直指导着文学的创作和批评     

对文学与历史分工的理性重拾

普通读者意识中文学与历史的功能界线是模糊的,它造成了许多认识上的误区。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与亚里斯多德的＂诗比历史更有哲学意味＂等主张对这种情形难辞其咎。新历史主义忽略了史料的视界、史家客观意识和效果历史,其历史观是偏颇的。亚里斯多德及其追随者过分强调了哲学的主体地位,而忽略了历史与文学、哲学的过分膨胀导致其把文学从其竞争者变成为增强其激情与形象性的认识工具,而把历史从其制约者变成帮助其解释与规划未来的蓝图,造成了理性的＂致命的自负＂。因此有必要重新处理历史与文学的分工：把赋予文学的直接的认识价值还给历史,把新历史主义主张的虚构和激情尽量从历史里剥离出来还给文学。     

文化诗学的重划疆界与整体性研究

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批评方法,不同于旧历史主义、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其根本区别在于它具有一系列新的特征。在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时,它将文本内部和外部结合起来研究。本文以《诗经》学为例,主要讨论文化诗学＂跨学科＂的整体性研究这一特征,＂跨学科＂究竟有没有可能,如果可能应该怎样去＂跨＂,怎样去实现学科间界线的打通,使其它学科也参与到这一批评方法中来,为文化诗学这一理论工程的建构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