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叙事与跨世纪中国小说的自我认同

跨世纪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从1980年代小说对诗性乌托邦的营造转向了对当下日常性存在的揭示,回到了＂人＂和＂文学＂的起点。这具有重大的文学史意义。但也存在着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对文学的贬低和对日常生活的神化;无法建构起关于自身的连贯的叙述顺序,以缓解一系列＂现在＂时间的流动所带来的焦虑。     

迷失之痛与超越之难——论“知青作家”的苦难意识

“新时期文学”发端于对苦难的叙述和反思;其中,“知青作家”表现出独属于这一代人的苦难意识。以“动荡的青春”为叙述背景,面对理想的迷失,作家们以各自不同的叙述策略传达出了共同的苦痛与焦虑,同时也昭示了超越苦难的艰巨性和必要性。     

身份认同与自我身份叙事的认知路径阐释

身份研究经历了从先验先知、主体内省到社会论的裂变与转型。身份认同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建构过程,多重自我表征身份构建的理论有多种,其中类化、认同与比较是身份构建的基本环节。一体化叙事行为缩短了自我认知与自我身份构建之间的距离。自我身份构建的基本途径是叙事,自我叙事是自我身份构建的核心。从自我主观印象到形式化的描述不仅对叙事是必需的,而且是自我认知阐释的方式。基于社会互构论,采用质性分析的方法,从叙事、自我、身份进行三维重构,探索叙事在自我身份建构与认知过程中的效用。研究发现：社会认同影响自我身份认知,自我认知通过自我叙事、心理叙事和伦理叙事得以展现;离散的事件通过自我叙事构建完整的生活;自我身份建构通过有效的叙事系统完成。叙事视角的语言学概念将叙事的事件、行为、人物和相关情况与叙事者观点联系起来,叙事视角对深度分析事件有重要意义。     

身份认同与爱情叙事——当前“底层小说”的两个关键词

在农村经济转型、新生代农民问题开始浮现的时期,“底层小说”的作者敏锐地把握了转型期新生代农民的思想动态,对于当代的社会现实作出了艺术上的回应。通过“身份认同”和“爱情叙事”两个关键词,来考察“底层小说”所反映的底层人群内心世界的焦虑情绪,以及两栖于城乡之际的生活际遇给他们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而底层作品通过爱情叙事这一策略来缓解主人公的身份焦虑。     

历史意识与自我认同：论《大黄蜂》的听觉叙事

在《大黄蜂》这一叙事文本中,彼得·汉德克借助多人称视角变换和个人型叙述声音与作者型叙述声音的同时融入,营造了多重叙述声音,同时通过塑造丰富的声音意象,使作品呈现出多样的声音景观。彼得·汉德克融历史意识与自我认同为一体,通过听觉感知的书写,将特有的声音景观潜藏在对记忆的追溯中,将个体感受与现实和历史的内部相联系,并由此探索历史的意义,积极追寻新的个体身份与民族身份认同,展现了一个极其广阔的内在表现空间。     

民国时期回族的自我认同与国家认同

回族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以伊斯兰文化为特征的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认同是其生存发展的基础。民国时期,随着西方近代国家意识在中国社会的传播和影响,回族社会的自我认同与国家认同意识亦显示出近代意义,积极参与国家经济文化建设和各种重大政治事务,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尤其在抗日卫国等救亡运动中表现突出。     

从"苦难"书写看作家的叙事立场

"苦难"是文学写作的一种重要的叙事资源,在当前"底层写作"和"苦难书写"已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论题时,本文尝试以"苦难"书写为视点透视近年来作家的写作立场,反省文学中的"苦难"书写所提供的写作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探寻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写作中,作家关注的是生活中的何种苦难境遇、如何去讲述苦难、面对苦难作家采用了什么样的叙事策略?考察这样的一些现象,并分析其背后的话语逻辑,在今天多元共生的文学视野里,不仅能提示文学如何观照当下生活,而且期待通过对苦难叙事的历史流变的梳理,透视一个时代文学的审美风格.     

作家自我定位与九十年代民国叙事小说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作家自我定位于普通大众,他们便以普通人的眼光看待现实、审视历史,从而扫描到了民国时代稳固、久远的日常生活及其历史延续性,即宗法组织、亲情伦理、封建等级等传统文化精神对人们的生活、行为的渗透与影响。但普通大众的自我定位也使民国叙事强化了色情、暴力、神秘等内容,这是对民国时代的另一种着色功能,与覆盖在政治意识形态之下的民国叙事殊途同归。     

尴尬和矛盾的写作——新时期之初"归来"作家创作问题分析

＂归来＂作家在新时期之初的人道主义立场和历史反思态度促进了当时启蒙思潮的生成和发展,促进了新时期之初＂人的觉醒＂。但他们的精神立场和创作也表现出内在的矛盾和困惑,在作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和话语认同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归来＂作家的创作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合法＂身份的＂老干部＂形象,许多作品不断表述着＂忠诚＂的主题,这与＂归来＂群体的批判姿态和启蒙立场形成了矛盾。这些矛盾表明了新时期之初文学创作仍然受到意识形态合法性要求的强势钳制,也暴露出＂归来＂群体思想立场的局限。     

简论“五四”女作家小说的叙事特征

“五四”女作家的小说叙事具有独特的“自足性”.她们以作家主体为话语中心,以个体的感知替所有角色代言,小说中各种叙事技巧的使用皆为达到个体言说的快感.从叙事视角看,作者、叙述者、被叙述者的身份不断出现重叠、错位和流动.从叙事结构的安排来看,作者惯用书信、日记等体裁推进情节发展,交代故事背景,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女作家对小说叙事结构的安排,同时又给单纯的以“心理-情绪”为中心的结构以物化的情节形式.“五四”女作家这种叙事上的“自足性”与她们当时“边缘化”的生存心态和女性意识有着直接的联系.文章力求通过对“五四”时期女作家代表性小说的叙事特征的分析,展现其背后隐含的“五四”知识女性独特的生存境遇和社会心态.     

新生代作家笔下的成长性“文革”叙事

新生代作家和新时期之初"文革"叙事的作家由于其"代际差异",有着"文革"亲历和历史记忆之别。在书写"文革"时他们与前代作家相比,更能跳出宏大的叙事模式和单一的政治视角,更多从儿童视角,讲述自己的故事,讲述个人思想和精神的成长史,执著地探询着人性主题。     

“非知识分子写作”:“文革文学”的一种潮流与倾向

“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话语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民间大众话语的合流中遭到重创,“非知识分子写作”成为一种潮流与倾向;主流文学中“知识分子”的写作在本质上是非知识分子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口政策演变探讨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国人口政策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是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体系向现代生育文明转变的分水岭。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人口政策可分为三个时段：1966年至1968年,政治动乱导致整个社会处于无序状态,传统的生育文化体系在社会上占支配地位,人口生产处于一种无管制的增长状态;1969年至1972年,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政府适时提出了＂有计划地增长人口＂的口号,但只是单个部门的单独行动,没有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所取得的成果有限;1973年至1976年,国家在＂有计划地增长人口＂的基础上形成了＂晚、稀、少＂的人口政策,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取得了较好的预后效果。＂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口政策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和生育价值取向,奠定了现行人口政策的根基。     

高度理性化的独语--"文革"文学语言论

“文革”文学语言是由上个世纪 40年代解放区文学语言发展来的。在极左的政治环境下 ,在教条的文艺观念的制约下 ,“文革”文学语言运用两种叙述语式分别叙写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 ,叙述语言严守规范而缺乏活力 ,文学语言为官方的政治语言所取代 ,语言浅白却单调而且内涵不够丰富 ,呈现出一定的病态。     

《圣经》对现代文学及文革后几位作家的影响

自唐代景教入华以来,传教士们从未停止过中文《圣经》的翻译工作。和合本《新约》与《新旧约全书》分别于1905年和1919年出版,其语言形式直接影响了白话文运动,《圣经》故事及文学体裁也常被现代文学作家所采用。当"五四"知识分子意识到基督教文化不过是救国救民的一轮幻想的太阳,他们便很快放弃了这一工具。文革后的作家遭遇了十年浩劫,他们不再像现代文学作家那样以实用主义态度来看待基督教,反而在内心深处对基督教言说产生了共鸣。     

关于“文革”前期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变动的考察

1966～1969年是＂文化大革命＂前期阶段,这时期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发生了剧烈变动。在短短两年半时间里,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结构变动之大、之复杂是建国以来所未有的。本文试图从平均年龄、平均工作时间、职业分布、人事变化等方面入手,从政治局到中央委员会逐层进行分析,初步总结了结构变动的特点。     

文革时期新疆兵团美术创作的类型和特征

立足于"新疆"和"兵团"这一双重的集体身份,文革时期的新疆兵团美术,承接新中国成立初17年对自身创作资源、创作特色的初步探索,在文革政治导向下,对英雄人物的塑造、部队官兵的刻画、群众生活的描绘,进行了更为自觉的挖掘和表现,形成了特定的创作类型和样式,潜在地影响到文革后新疆兵团美术的发展。     

"文革"元旦社论话语的逻辑语义分析

运用可能世界语义学的理论审视"文革"元旦社论话语,剖析其"假、大、空"话语的性质特征,指出其形成的原因即是把可能当作了必然,把不可能当作了可能甚至必然.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对“三农”问题的探索

近代中国作为一个封建农业国家,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三农"问题自共产党建党以来一直都是受到高度重视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在土地革命时期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革命的尝试,这些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为党日后政权的建立和稳定以及革命事业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我们今天解决"三农"问题也有深刻的启示。     

大革命时期中共与北方地区国民革命运动关系述评

本文围绕着中共与北方地区国民革命运动的关系,对北方地区国民革命运动、中共的地位与作用给予了系统评述。文章认为,中共北方地区党组织对北方地区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发展、对北方地区国民革命运动的开辟与推广,以及北方地区国民革命运动对南方地区国民革命运动的促进和对北伐的支援上,均作出了重大贡献,应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