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明博政府对朝政策的变化

朝鲜战争后,韩国历届政府把朝鲜半岛统一问题视为重要议题,采取和实施了许多不同的政策和措施。2000年金大中政府时期,韩朝进行了首次首脑会谈,发表了"6.15宣言",韩朝关系取得了划时代的进展。以此为契机,卢武铉政府利用经济合作进一步推进南北关系。但李明博政府上台后,采取和"阳光政策"截然不同的政策,即对朝鲜实施"非核、开放、3000"的强硬政策。朝鲜对此反应强烈:两国经济交流活动急剧减少,韩国和朝鲜再次陷入了敌对状态,朝核问题久拖不决,东北亚冷战局势也仍然看不到结束的前景。分析李明博政府的对朝政策对于认识朝鲜半岛问题乃至整个东北亚问题至关重要。     

“朝鲜半岛局势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在复旦召开

1996年12月13日，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举办了“朝鲜半岛局势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有关专家、学者二十多位出席了会议。会议分两个主要议题：一为近一年来韩国和朝鲜国内政治问题，一为近期围绕朝鲜半岛的大国政策。对前一议题，与会者同意这样的看法：金泳三政府已经促成了韩国政治从“军人权威”向“文人政党”统治的转变，目前这种转变仍在继续，但存在着潜在的危机。对朝鲜国内问题，与会者认为朝鲜国内尽管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政治上瓦解政权的条件还不成熟，朝韩双方关系不时紧张，但不会突变。中、美、日等大国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土地问题的设想和尝试

改革封建的土地制度,合理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也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土地路线,就是要消灭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有两种方式,一是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即采用暴力手段,没收地主的土地,无偿分配给农民;一是实行和平的土地改革,即由政府发行土地公债,征购地主的超额土地,通过赎买来改变封建土地关系,实现“耕者有其田”。中国的土地问题最后是通过暴力手段即没收地主的土地将其分配给农民的方式解决的。但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有过和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设想并作过具体尝试。为了有助于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一初步的探索。     

含运动分岔闭链的多运动模式并联机构

随着我国农村的发展及制度的改革,农民已拥有多种农地配置与经营模式选择。农地的再配置不仅是实现农民土地权益的重要途径,也有利于农业经营效率的提升。通过对江苏省农民的调查,在对不同农地配置模式特点及农民决策机制分析的基础上,实证考察了农民对不同农地配置模式的选择意愿,并检验了外部就业能力、风险态度等相关因素对农民农地配置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民对农地配置存在多样化的需求,选择出租、代耕、入股以及自营的样本分别为42.68%、9.66%、23.21%和24.45%。非农就业能力强的农民更倾向选择出租以及入股,而农民的风险态度影响了其以土地经营权入股产业经营的意愿。此外,研究还进一步考察了农民对土地承包权的再配置意愿,结果表明,约五分之一的农民已存在自愿有偿退出承包经营权的意愿。     

大革命时期邓演达土地思想探析

邓演达是大革命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国民党左派代表。邓演达积极倡导农民运动,赞同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政治主张,提出要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其土地思想得到了毛泽东等同志的赞同,对中国大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     

越南战争与朝鲜半岛南北关系

韩国基于韩美双边关系以及自身的政治经济发展前景等各方面因素,出兵越南。朝鲜支援北越则是基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以及为朝鲜半岛的统一营造有利环境。围绕着越南战争,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纷繁复杂的变化：一方面,越南战争使朝鲜半岛南北关系一度剑拔弩张;另一方面,越南战争又促使东西方冷战得以缓解,进而间接地影响南北关系走向对话。     

城乡统筹中农地利益均衡与农民土地权益保护

城乡统筹发展中存在农地利益失衡的现象,损害了农民土地权益,影响了城乡统筹和谐发展。农地利益均衡存在农地制度不完善,政府规制不健全,农地市场不规范,利益诉求机制不完备等制约因素。为此,应完善农地法律制度,从法律上保护农民土地利益;健全政府规制机制,让政府能有效保护农民土地利益;构建农地市场机制,让市场为农民提供应得农地利益;完备农民农地利益诉求机制,让农民自己能有效维护农地利益,从而形成系统的农地利益均衡机制,有效保护好农民土地权益,和谐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土地征收中农民权益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我国确立了土地征收制度。但实践中,我国土地征收制度越来越暴露出其不适应性,土地征收过程中,损害农民权益及农民集体利益的情形时有发生,并对社会稳定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为使我国的土地征收制度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必须尽快建立一个既能确保适度管制,又能促进农地流转的农地制度体系,以更好地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农地非农化配置中的土地收益分配研究——以江苏省N市为例

农地非农化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的土地收益格局决定了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性。从江苏省N市的实证分析看,土地征用出让过程中,农民的补偿偏低,难以保障农民失地后的长期生活,既影响了土地资源配置的公平性,也影响了农民的农地保护积极性。中央和省级政府在土地收益分配中所占比例较少,难以对地方政府形成耕地保护的经济约束机制,运用经济手段进行耕地保护的力度受限制。市级政府收益比例的过大,既刺激了地方以地敛财,也为他们低价出让土地提供了可能,最终是加速了农地的过度非农化。     

城乡统筹背景下的农地流转制度变革

农地使用权流转是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发展缓慢。在对农地流转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流转制度绩效显现所需要的经济条件和外部环境目前并不完全具备。城乡统筹的思想核心和农地流转的条件内在一致,并为流转提供制度保障。提出新背景下促进农地流转健康发展的建议: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维护农民利益,恰当发挥政府的作用,促进城乡之间要素的双向流动。     

冷战格局下的朝鲜经济改革

朝鲜经济改革始于1998年修宪。在金正日时代历经国有企业重组、改变经济规划方法、改变企业管理方法、调整工资和价格过程。金正恩时代的朝鲜经济政策继承了金正日时代经济改革措施的特点。朝鲜社会科学院(KASS)经济研究所教授李基松(音)2013年5月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表示,朝鲜已实施"土地担当制"或土地承包责任制政策并给予农户对于超额农作物的处置权;朝鲜国有企业已实行新独立核算制度。朝鲜经济政策根本性变革已可见端倪。但朝鲜核问题使东北亚特别是朝鲜半岛地区冷战格局犹存。     

中国农地发展权利益协调机制研究

中国农地发展权制度安排的缺陷,使得诸如农地发展权的归属、红利分享的利益平衡、失地进城农民的市民化等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要建立中国农地发展权利益协调机制：基于农地发展权的性质和国家宏观战略的考虑,非国有农地的发展权应当由国家统一行使和管理;确立农地发展权各方利益的兼顾原则,农地开发所得红利不仅应当妥善照顾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利益,而且应当惠及区域内未获得开发机会的农地权利人;消除土地增减挂钩制度中的土地财政动因,建立并共享农村地籍数据库和农民对政府实施土地增减挂钩制度的绩效评价机制;藉由农地开发红利设立农民市民化工程基金,发挥创新思维,赋予征地政府和开发者妥善协调农民市民化的辅助义务,从而快速有效地解决农民市民化。     

城乡统筹背景下的农地流转制度变革

农地使用权流转是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发展缓慢.在对农地流转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流转制度绩效显现所需要的经济条件和外部环境目前并不完全具备.城乡统筹的思想核心和农地流转的条件内在一致,并为流转提供制度保障.提出新背景下促进农地流转健康发展的建议: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维护农民利益,恰当发挥政府的作用,促进城乡之间要素的双向流动.     

转型期农地产权绩效之谜的一个简要考察：模糊产权的视角

转型深化期的农地产权改革需要正视农地产权的模糊性。文章从产权与市场相互关系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农地模糊产权优于俄罗斯早期农地改革,同时滞后于我国城市土地产权改革的绩效之谜问题。得出对于具有明显制度转轨特点的我国而言,产权与市场都是决定绩效的重要因素,适应各阶段市场发展的农地产权模糊度是农地产权改革的内在要求。减少政府的产权管制、提升农民的产权行为能力,以及完善当前包括农地市场在内的诸多生产要素市场,这些我国现阶段农地产权深化创新的关键,可以使农地产权在市场化的自由交易中内生的选择最优模糊度,从而打破城乡的二元土地制度,最优化农地绩效。另外,这个过程需要特别注意政府与市场在职能和边界上的划分,保障和吸取各地产权探索创新的试错性,在赋予和农民行为能力相匹配的产权权利时,要不断提升农民自身的行使能力,最后还要注重农地产权改革公平与效率的兼顾。影响农地产权非正式制度的形塑机理,租值耗散的经验定量特点以及模糊产权的自发演化理论含义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方向。     

论国家与农民二元农地产权制度

农地制度历来是农村变革的关键,其要义在于产权。当前我国现行农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土地所有权主体缺位,所有权残缺;土地使用权不稳;土地收益权受限;土地处置权不完整。关于现行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观点有三种,一是取消农地集体所有制,实行私有化;二是取消农地集体所有制,收归国有;三是保留农地集体所有制,对其进行改良完善。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优化路径选择应是"国家终极所有,农民永久使用"这样一种国家与农民二元产权。     

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从行政分配到市场配置的现实基础与制度设计

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由于承担了特定社会成员的生存保障功能,因此宅基地成为一种由行政机关主导分配的福利品。然而,户籍制度改革要求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实现均等化,宅基地使用权也应该剥离福利性而恢复原有的财产属性与商品属性。未来我国宅基地使用权应由土地所有权人按照市场规则有偿设立,以达到土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我国农村,健全宅基地使用权的设立与归属、有偿出让收益的使用与分配制度,不会损害农民的权益。     

朝鲜高丽朝祀孔制研究

朝鲜高丽朝（918—1392）是朝鲜半岛第二个统一王朝,其在儒学与礼治政治思想不断发展深化的背景下,移植中国制度实行了祭孔释奠礼,此为朝鲜半岛祀孔之始。高丽朝祀孔制影响了朝鲜半岛教育观念与形制的确立、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社会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朝鲜半岛文化的儒家化转型。     

安徽江北地区政府主导型农地大规模流转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政府主导型土地流转是指利用政府行政力量为主的土地流转模式。农户自身对市场化土地流转认知薄弱,深厚的念土情结,使得农户自发推动土地流转难以实现,从而,政府主导的土地流转具有现实意义。流转过程中村两委对农村、农地、农户较为熟悉,对国家农村政策和农地流转政策较一般农户也较为了解,在政府主导的农地过程中"村两委"是连接转入方和转出方的纽带,应发挥积极作用。农地流转必须以农户的利益为根本,以增加农户收入为目标,切实解决农户失地后的再就业为基点,实现农业发展、农村进步、农民增收。     

基于农民阶层分化视角的农地流转意愿研究——以广东省江门市为例

选取了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378个农民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民参与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和决策行为机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职业多样化和农民阶层分化是影响农地流转意愿与行为的主要原因,越是远离农业经营者身份及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越高的农民,其农地流转意愿越强。(2)家庭个体特征、社会保障与流转规范化程度等因素对农地流转意愿产生显著的影响,其中,教育程度对农民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最大。(3)农村土地流转不规范,缺乏相应土地流转服务平台也会降低农村土地流转效率。鉴于以上结论,农地流转制度改革需要重视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同时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加强地方政府土地管理与服务职能,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积极推进农村土地规范化流转。     

改革完善农地制度促进农村城镇化发展

农村城镇化受诸多因素影响,其中农地制度及其改革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农业劳动力和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外推力,对农村城镇化产生积极作用。我国现行的农地家庭承包制由于以行政手段供地和缺乏农地流转机制,使得农民与农地关系凝固化,影响了农村城镇化进程。我国农地使用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应引入市场机制,促进农地流转和集中,增强农业劳动力的排放力度,割断转移出来的农业劳动力与土地的联系。并通过农地市场流转,使转移出去的农民得到放弃农地权利的报偿或对农地投入的补偿,使其愿意放弃农地,安心从事非农产业,促进农村城镇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