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判例法的几点思考

本文对判例法的概念、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判例法的优点和缺点,以及中国能否适用判例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判例法是英美法系国家法律渊源的独有表现;它是一种法律渊源,而不是一种适用法律的方法;判例法不等于判例.我国目前既不具备实行判例法的条件,也没有实行判例法的必要,但有必要借鉴德国的做法改革我们的司法解释制度.     

当代中国判例制度的构建

判例制度在弥补制定法不足,维护司法公正,体现法律至上理念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10多年前,我国法学界曾就中国是否要引入判例法有过激烈的争论,现今大多数学者已经认同判例在中国的运用.基于中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对判例适用的迫切需求,而制度上又未给予相应的支持,构建一套完整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判例制度,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需要比较判例与判例法的不同,确认中国适宜建立判例制度而非判例法制度.并从判例的效力地位、创制与确认主体、确认程序、判例格式等多方面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判例制度.     

法学本科教学应当推行“判例教学法”

法律制度的改革有赖法学教育的改革,而法律教学方法的改革尤显关键,“判例”制度因为世界各国法律的移植、互鉴和本国司法改革的大背景,其在中国的建立于理论和实务界均成共识,传统的“案例教学法”面对法治时代日益严谨、细密和量化的要求已渐现适应之难,而“判例教学法”因其直观、规范和专业的特性不失为法律专业教学的“主体部件”,由“案例”到“判例”的教改思路展开论述,旨在法学本科教学中推行“判例教学法”。     

关于我国建立判例制度的思考

判例在普通法法系国家中是一个重要的法律渊源,是法律的表现形式.民法法系国家一般不承认判例的约束力,但在法律实践中判例法实际存在.受两大法系相互融合,取长补短的影响,我国案例指导出现了判例化的倾向.鉴于我国制定法的局限性,建立判例指导制度已经非常必要--判例制度有弥补制定法之局限性、发挥法官之能动作用,加强社会监督等作用.     

论判例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确立

判例法与制定法是两种基本的法律渊源，关于这两种法律渊源的利弊比较以及在对我国应如何选择的问题上法学界争论以来已久。笔者在对我国法制现状、历史传统以及国际趋势等方面分析、比较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中国特色的判例法制度。     

从规则到判例：世贸组织法律体制的定位

从本质上看 ,世贸组织的法律体制应属于“成文法”的架构 ;然而 ,在世贸组织的法律规则下 ,已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判例体系。虽然不能将世贸组织的这一判例体系定位为“判例法”制度 ,但也决不能轻视之为“成文法”体制下的一般“案例”。在世贸组织的框架内 ,国际经贸法律问题的解决 ,应首先在立法层面上进行 ;对于世贸组织判例制度的发展 ,应持比较审慎的态度     

论判例指导制度

判例制度在中国古已有之,在中国现阶段实行判例指导制度就是选择以往的典型案例作为判例,为法官审理案件提供借鉴和指导,在适用法律和裁量幅度上,可参照相关判例进行。判例的来源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并可给予省级人民法院有限的判例发布权。实行判例指导制度的途径是明确肯定其法律效力,完善判例形式和公布程序,制定适用规则、增加判例数量、规范种类、建构判例体系。它有助于法官正确适用法律、提高裁判质量和效率、培养精英型法官和实现司法公正。     

浅议判例制度在我国司法中的确立

判例大量出现并在司法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大陆法系国家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判例法具有灵活性、稳定性、持续性、高效性和促进法官技能发挥等优点,能弥补成文法的不足,成为成文法的补充.在我国判例法被长期排除在正式法律渊源之外,但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地方法院已经开始在审判中尝试采用判例制度,并取得一定效果.本文要探讨的就是在我国司法领域中应该引入判例制度并确立为我国一项正式的法律制度.     

否定之否定——以法律移植视角看判例法与中国案例指导制度

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已提出3年多了,日前更是进入实质性的论证实施阶段.其核心的内容即案例在我国如何应用是一个老问题,我国的学术及实务界对此经历了长迭十几年的讨论,产生诸多不同意见.其中关于西方判例法制度的引进拥有众多支持者,并在一定程度上在我国进行了尝试.判例法制度的引进在法学理论上属于法律移植的范畴,故对它的引进不得不考虑法律移植理论的种种要素.尝试运用这些要素纠正判例法在我国一些思想上的误区,解析判例法制度在我国并不具有成长的条件,并针对判例法误区,对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建立提出一些建议,很有必要.     

香港基本法的实施对香港法制走向的影响

香港回归后 ,原有法律中的判例法被认可为中国法律的一部分 ,并在香港基本法的支配下 ,脱离英国普通法系的支配而独立地发展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了一个独特的判例法适用地区 ;香港司法判例的适用效力发生了重大变化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创造新的判例必须体现“一国两制”方针 ;判例的形成要受到限制。在香港基本法支配下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并不能创造违宪审查的判例     

我国法学教育与判例法的务实精神

法学教育是构建法治社会的基础环节,选择法学教育模式需要树立一种教育理念,在理念指引下思考在本土的法律体系框架内使用相应的教育模式。法学主要是一门应用学科,法学教育更要体现其学科的务实性,即与社会的密切联系。目前我国大陆法学教育现状最需要的就是如何缩短学校教育和社会实践的差距,尤其是本科的法学教育。而英美法系判例法的务实精神可以作为改革高校法学教育实践的方向性指导。     

关于判例法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判例法的概念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分析入手,在详细论述判例法的优缺点后就我国能否引进判例法问题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判例法是英美法系国家独有的一种法律渊源.我国既无引进判例法所需的历史积淀,也无判例法生存并发展所需的主客观条件.我国不宜引进判例法.     

制定法与判例法的比较及确立刑事判例补充制度的可行性

目前学术界对我国是否可确立刑事判例制度争论甚大,甚至两种观点截然对立.文章通过对制定法与判例法的优劣比较研究,尤其是基于目前两大法系新近出现的趋于融合的纵深分析,加之我国刑事司法实际工作的需要,笔者认为目前在我国确立刑事判例补充制度,不仅必要而且完全可行.并提出应建立具有我国社会主义特点的刑事判例制度体系.     

论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规范化运作

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是指民事司法适用的法律不明确时,法官基于一定标准对法律规则自由选择判断的权力。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具有合理性,适用于民事司法全过程。但是,自由裁量权的运作存在风险,主要包括自由裁量权的非规范行使、非统一行使和滥用三方面。自由裁量权的规范行使,要遵循一系列的基本原则和具体作法;自由裁量权的统一行使,应建立自由裁量基准制度和判例指导制度;避免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必须建立自由裁量权滥用的权利控权制度和权力控权制度。     

中国案例监督与指导制度新论

当下之中国,采纳本源型的西方判例法制度受到宪政和司法体制限制且缺乏司法文化之基础,而走司法解释型的案例制度之路又存在理论上的误区及权力异化之危险。从司法管理、司法方法与审判程序制度相结合的视角,在现行案例指导制度基础之上,由最高司法机关统一建构司法方法性的管理制度,如案例监督与指导制度（简称“案例督导制度”）合法而可行,现实且必要。文章对案例监督与指导制度的内涵、实质、新颖性、合法性等问题进行了全新诠释,并从法理、司法方法和司法管理角度做了进一步阐述和论证。     

从司法解释到典型案例:传统成文法理论的终结

回顾大陆法系和我国法制的发展,便发现那种要求“法官审理案件只能以法律的明文规定为依据,司法解释和制例不具有立法功能”的成文法理论,不过是对大陆法系19世纪的历史描述而已;我国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也早已告别这种传统成文法理论。现在该是理论上宣告其终结的时候了。     

案例指导制度的方法论审视

从方法论视角审视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其司法运行可以分为查找法律、查寻基点案例、判断同类案件、提炼指导要点和解决待决案件等5个环节,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归纳推理、类比推理和演绎推理共同保障指导性案例适用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是仍然不可避免在指导性案例形成过程中面临的解释法律和弥补法律漏洞方面的“合法性危机”,以及在指导性案例的效力、裁判规范的提取和同类案件判断等方面的困境。文章认为,应当全面提高指导性案例的整体质量、建立案例背离制度,并加大对司法人员的培训以完善和推动案例指导制度的运行。     

建构中国式的判例制度--以弥补司法解释的缺陷为切入点

我国法学界关于判例制度的讨论已有很长一段时间,判例制度在我国的建构已是大势所趋。作为目前阶段,可从弥补司法解释的缺陷着手,以实质性地推动判例制度在我国的具体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