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在村民自治的背景下,我国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成为农村治理的必然趋势。基层政府、农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广大村民都成为农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但由于我国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改革是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一次不彻底的改革,在农村治理的实际运行过程中,仍然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单中心"治理,致使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实现遭遇到了种种困境。针对此,笔者从改革农村治理主体、完善多元合作治理体制两方面探寻实现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路径,这本身也是对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路径进行探求。     

村民自治与新农村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

该文综述"村民自治与新农村建设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二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各种观点,回顾了村委会组织法试行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总结了二十年来村民自治及村级民主选举的实施赋予农民的民主权利,分析了当前村民自治实施中面临的问题,提出了村民自治的未来走向,揭示了村民自治将对乡村及整个国家的政治民主和政治制度改革产生积极影响。     

村民委员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关系的思考

现行法律对村民委员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规定的不合理,导致产生许多问题。完善村民委员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应依照法人理念确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依照公司治理结构来重构村民委员会、村民会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     

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探析

现行法律对村民委员会的定位不准,尤其是没有理顺村民委员会与村民会议以及它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故有必要对村民委员会的地位进行探析。建议完善相关法律,对村民委员会进行重新定位。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明确界定村民委员会的性质;确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参照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模式来确定村民委员会、村民会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三者之间的关系。     

农村治理模式选择之殇——基于华北X村的个案

改革开放之后,村民自治制度成为农村治理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国家自上而下将村民自治制度下沉到农村和农村自下而上去承接村民自治制度的互动过程中,村民自治出现了“惟村庄利益化”的现象。依据不同的视角可以将农村治理划分成不同的治理模式。以农村对国家供给项目资源的承接态度为标准,可以将农村治理化分为积极型、消极型和激进型治理模式。笔者考察了华北平原的X村在15年中经历了积极→消极→激进的治理模式的选择过程。得出以下结论：村民对农村治理模式选择是依据农村治理绩效的帕累托改进的标准,这种选择是一种理性选择,但往往会产生非正义的结果。将激进治理模式放在税费改革的时代背景之下,源自于农村获取治理资源的方式会发生由内部汲取到外部输入的根本转变。同时,地方政府在晋升锦标赛体制和政治维稳高压之下,也默许了激进型农村治理模式的存在。     

一部追踪考察村民自治的力作--评《村民自治面临的社会焦点问题透析--对全国第一个村民自治示范县的追踪考察》

1988年11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实施,标志着村民自治正式步人了法律的轨道.十几年过去了,村民自治的运行取得了什么经验?目前还面临一些什么矛盾和问题?由尹焕三教授主持的2001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村民自治运行中农村面临的社会焦点问题研究--全国第一个村民自治示范县的追踪考察>经过两年的研究,其最终成果<村民自治面临的社会焦点问题透析--对全国第一个村民自治示范县的追踪考察>,2004年3月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我饶有兴趣的读了该书,感到该书视角新颖,方法科学,特别是对典型示范县进行了长期的追踪考察,铺下身子,贴近基层,这是难能可贵的.书中对村民自治面临的社会焦点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村民自治解困视角下基层政府治理模式选择

治理与自治是一对辩证的逻辑关系,自治是治理的基础性条件,治理是自治的一种巩固性战略。针对村民自治中存在的村民委员会行政化角色困境、农村富人阶层利益化功能困境、普通村民原子化能力困境,基层政府要以治理与自治的辩证逻辑关系为理论指导,进行角色的重新定位,转变为自治服务者。基层政府要通过协同治理模式端正村民委员会的角色,通过合作治理模式引导农村富人阶层的功能,通过互动治理模式提升普通村民的能力,并对各种治理模式加以综合、灵活运用,实现基层协商治理的法治化、制度化发展。     

村民委员会选举中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对策——以山东省德州市某县村民委员会选举为视角

村民委员会选举制度在中国农村社会的推行,引起我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变化,也对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深远的影响。随着村民自治实践的深入发展,许多限制和制约着村民委员会选举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因此,依法全面实现“乡政村治”的有机衔接,理顺农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完善现有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是解决目前村委会选举中存在问题的有效途径。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中国性别失衡公共治理的探索与实践

一、背景 由于政府管理危机和市场调节危机的出现,同时伴随着现在全球公民社会组织的兴起,公共治理理论作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主要推动理论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了研究的热潮.继续全部依赖政府来解决公共问题的做法已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而且原有的单一公共部门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也受到了限制.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明确提出了“社会治理”的概念.这是我国政府第一次从治理的角度阐述了社会管理问题,着重强调了创新社会治理,并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公报中强调要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健全组织：扩大村民在社区治理中的公共参与

改革开放后,建立在低组织化程度基础上的村民自治、农村社区治理和村民公共参与同样存在着低水平问题,而农村税费和综合配套改革进一步把低组织化程度和低水平问题凸显出来,使农村社区治理和村民发展陷入困境,这集中反映了村民组织建设的滞后和不适应。提高组织化程度,扩大村民在社区治理中的公共参与,必须加强村级组织,使之依法定位、转变角色、切实承担起组织领导村民依法办理自己事情的职责;必须发展民间组织,使之成为联接村级组织和广大村民的载体和纽带;必须利用精英力量,使之领办、牵头、负责发展各种形式的农村社区民间组织;必须健全组织网络,实现组织上无缝对接、人员上全面覆盖、资源上力量整合、格局上形成网络、运行上协调配合,为农村社区治理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村民自治的历史与未来

村民自治已经走过了30年的风风雨雨,对中国和中国农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10年10月28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在城镇化浪潮下,村民自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文中回顾了村民自治的历史、概述其价值作用并分析村民自治中出现的问题及原因,同时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村民自治未来的发...     

依法实行村民自治 推动农村社会进步

自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村委会是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以来，我国的村民自治制度经过近二十年的实践，终于以1998年11月4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委法》为标志而趋于完善。该法的公布和实施无疑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依法治国”方略的一个重大步骤，它充分体现了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反映了广大农民获得经营自主权之后更好地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愿望，必将有力地促进我国农村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有力地促进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为我国…     

农村治理结构与治理方式的变革——关于梨树、河曲、路南三县“村务管理”的调查(三)

四、问题与对策(一 )从我们对梨树、河曲、路南三个不同类型的县域村民自治现状调查来看 ,实行村民自治以后 ,农村基层公共权力结构的配置及其运用方式 ,仍然是当前农村政治生活中的热点或难点问题。其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村党支部与村委会这两个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不顺 ;二是行政主导是公共权力运用的基本方式。所谓“村党支部与村委会这两个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不顺” ,主要是指以下三种情况 :一种是村党支部包揽一切乡村事务 ,包办代替了本属村民自治范畴的所有事务 ,村民委员会很难发挥自治组织的作用 ;第二种情况是少数村党支部书…     

论村民委员会的群众自治性质

关于村民委员会的性质,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和城市的居民委员会一样,是群众性自治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根据宪法精神更明确、更具体地规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但目前人们对村民委员会的性质,意见分歧很大,有的主张定为一级行政组织,有的主张定为半行政、半自治组织,还有的把村民委员会的自治绝对化。(见1987年5月29日《社会保障报》)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决定着村民委员会的任务、建制、产生和组织,决定着村民委员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决定着村民委员会的工作方法,也决定着村民委员会的发展方向。因此,在全国贯彻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之际,有必要进一步明确村民委员会的性质。     

合作治理嵌入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治理分析

现阶段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在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存在村民自主治理和传统的政府干预治理范式,但是这两种范式已经不能有效地治理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问题.合作治理作为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治理方式具有其理论依据和逻辑契合点.因此,"政府-引导-农民行动-村委会沟通"的合作治理模式应该成为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治理的趋势,从而实现美丽乡村和宜居乡村建设.     

现代村庄治理模式探析——基于农村社会分化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建构了一个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内容、体现大众民主平等的村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农村出现了社会分化，主要表现为农村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化、农户的分化和农村社区的分化。农村的社会分化带来农民观念的改变，也催生了精英治理这种村庄治理模式。从理论和实践来看，“精英”治村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精英”本身需求也成为精英治村的动力，因此，“精英”治村能够带来村民面貌的焕然一新，是村庄治理的必然选择。     

生活环境主义视角下山地农村生态治理的社会机制——基于云南诺村案例

农村生态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治理农村的环境问题需要从居民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促进农村社区或居民成为生态治理的主体。生活环境主义基于生活者的角度看待环境问题,并通过激发生活者的智慧以解决问题,为农村环境问题提供了治理方向。以该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对云南诺村建立水源林历程的分析发现：诺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地方环境资源有着紧密的联系,其生态治理是在村民小组层面的共同体行动;水与森林资源具有公共性,为村民共同占有、使用,从而赋予村民参与治理的权利与身份;村民会议是整合村民不同利益诉求、“说法”的平台,村民通过博弈达成保护环境的共识;在实践层面,诺村基于生活常识而形成治理规则,并依托村社共同体进行监督和制裁。以农村社区为主体、地方性知识为基础的生态治理,可为我国西部山地农村的生态文明建设及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借鉴。     

选择性治理:精准扶贫中乡镇政权行动逻辑的组织分析

在农村社会主体缺位、村民组织化低下的条件下,乡镇政权在项目实施中往往会形成选择性治理的行动偏好,而乡村治理精英契合了这种偏好。通过构建乡镇政权、治理精英、村民三者间的行动逻辑的理论框架,可以发现精准扶贫中乡镇政权采取选择性的治理行动是源于以下几点:其一,村民主体缺位制约了乡村的扶贫项目承接能力,使得乡镇政权倾向于项目承接能力强的村庄;其二,在自上而下严格的绩效考核和控制下,乡镇政权为了完成考核任务无奈追求"短期效应",将资源投向短期能够产生效益的村庄;其三,在村民主体缺位、村庄组织化低下的境遇下,乡村治理精英参与乡村扶贫契合了乡镇政权追求政绩的偏好,成为乡镇政权确定扶贫项目流向的重要影响因素。最后,由于精英治理存在"精英俘获""不稳定性"等问题,乡镇政权在精准扶贫中应该积极转变过度依赖精英扶贫的理念,向培育社会组织、多元化扶贫主体转变。     

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模式的选择与治理体系的构建

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污染治理采取的是政府一元治理模式。由于农村环境污染点多面广,政府一元治理模式收效甚微。西方治理理论在治理实践中成效显著,我国宪法也赋予了农村基层组织自治权。因此,政府可以村委会为农村环境污染综合治理主体,吸纳村民、村经济体、企业与社会团体等治理主体参加,形成多元治理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