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平等就业权在立法归类中的合理差别

在立法上,平等就业权允许立法者对公民进行合理的差别对待,但对合理性的认定则是一个充满价值判断的问题.对此,运用规范分析的方法是较为有效的解决途径.在最低限度的理解上,平等原则要求立法者"相同情况同等对待,不同情况差别对待".这一公式不仅能清楚地区分不同类型的就业歧视,而且给立法者进行差别对待加载了"有充分理由"的论证任务.其中,"合理的理由"可以从我国现有的宪法规范以及特定职业的性质两个方面寻求,而对"理由充分性"的论证则可以在明确立法归类的基本构成要素的基础上,转化为归类与立法目的之间关联性的判断.     

立法价值效益优先论

立法价值是指立法能够满足社会主体的需要和利益的属性 ,它本身是一种多重的体系。其本质及其意义都内在地表征了效益的价值目标。在我国现阶段的立法中 ,应把立法的效益价值放在优先的地位。立法效益价值的实质在于立法是一种稀缺的资源 ,它本身要耗费一定的成本并且以取得立法收益为目的。要实现立法的效益价值需要确立立法效益价值观、优化配置各种立法资源并要考虑社会对立法的接受能力     

论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

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是法的社会变革功能的一个环节。实现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对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不仅要求传统立法观念的更新,还要求立法者敏锐地捕捉社会关系发展变化的信息,充分地开展立法调研,通过法律试行等方式来实现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马克思恩格斯的"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的思想是我们研究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的理论前提。立法先导与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存在必然的联系,立法先导这一社会变革模式已成为现代国家组织和实施重大社会变革的基本方略。我国的改革实践已经表明,当代中国应当选择立法先导的社会变革模式。     

立法建议与民主立法关系研究

立法是国家的重要政治活动,人民参与立法是人民参政的重要形式。民主立法原则不能只以人民选举的代表表决通过法律的形式来体现,还要贯之于人民直接行使立法权的方式。立法建议就是人民直接行使立法权的基本方式,它还是法律正当性源泉之所在。立法建议和民主立法原则既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同时在法治背景下,前者是实现后者价值的必然规则。     

论中国刑事立法同苏俄、俄罗斯刑事立法的关系

由于相同的意识形态等原因,苏联时期的立法对新中国的立法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中国刑事立法同苏俄、俄罗斯刑事立法的关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刑事立法基本上参照了苏俄早期的刑事立法,并突出表现在刑事立法的阶级属性上.新中国成立后,刑事立法仍然大量参照了苏俄早期的刑事立法,20世纪30年代后期苏俄刑事立法的新成果并没有被借鉴到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中.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刑事立法与中国刑事立法已经在刑法原则、犯罪论及刑罚体系等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反映当今俄罗斯市场经济需求的刑事立法可以、而且也应当对中国的刑事立法起到借鉴作用.同时,俄罗斯对刑法典进行适时地多次补充与修订也是值得中国刑事立法关注的.     

新疆少数民族教育立法初探

少数民族教育是我国整个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新疆少数民族教育立法是不断促进新疆地区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措施,也是更好地保障新疆民族教育事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在对新疆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现状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本文从加快新疆少数民族教育立法的必要性、新疆少数民族教育立法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新疆少数民族教育立法的依据以及新疆少数民族教育立法的基本内容四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旨在强调通过立法为新疆民族教育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不断加速新疆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的发展。     

著作权法立法体例修改之探讨

在著作权法修改的背景下,通过分析现行著作权立法体例的不足,比较各国立法体例之差异,从而提出著作权法立法体例不断完善的目标.立足于近期目标,在保持现有立法体例基本不变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补与完善;着眼于长期目标,应制定一部统一、全面、严谨和完备的著作权法,满足著作权法自身发展与完善的需求.     

日本行政立法过程中的意见公募程序析论

日本行政机关的立法权有职权立法权与授权立法权两种类型。行政机关在行使其立法职能时要履行意见公募程序,即向社会主体公开征求法规草案意见,它基本遵循草案公示、意见征集以及意见反馈这样的过程。在日本行政立法实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效果,并逐步形成为制度化的措施,在制度建构、适用例外、意见反馈等方面对我国法案公开征求意见制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不当得利制度的构建与完善--以比较法为视角

不当得利旨在调整无法律上原因而发生的财产变动,与合同、侵权鼎足而立,是民法的基本制度。文章以比较法为视角,对德国与法国的不当得利制度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研究。以此为基础,评述了我国法律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并提出具体的立法建议。     

北京市与上海市地方立法的比较分析

北京市与上海市都是地方立法比较发达的城市,其地方立法都具有典型意义。北京市和上海市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既存在着相似之处,也存在着差异之处,这些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到了地方立法之中。将北京市和上海市的地方立法进行比较分析,对于掌握地方立法的特点、认识地方立法的构成、总结地方立法的科学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重视社科普及 加快科普立法

社会科学普及立法的重要性,是由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又是由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要性所决定的,同时还在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现实需要。社会科学普及立法作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文化法律制度"目标中的一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新时期要积极推动社会科学普及立法,发挥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理论先行和示范作用,不断提高全民道德素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快文化强省建设,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央地立法关系视角下区域协调发展立法之完善

央地立法关系尤其是中央与地方立法权的配置与运行是我国立法体制的主要内容,也是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立法必须考虑的基本范畴。在“单一集权模式”的立法体制下,央地之间形成了“分工型”立法关系,分别对不同重要程度、性质、影响范围等的事务进行立法。区域分工与协作是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由此区域的划定、区域政策和区域协调机制的制定以及跨界区域和区域性事务治理等构成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事项。这决定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立法体系的完善应重点发挥中央立法的统领与监督作用,同时允许和支持地方开展多种形式的协同立法。具体来说,中央层面主要通过制定“区域协调发展促进法”、领域专门法和区域特别法等,规范区域规划、区域政策和区域协调机制及保障国家战略区域、国家级区域功能性平台的发展,地方层面通过协同立法为区域性事务提供统一性规则。     

地方立法科学化刍议——基于《立法法》第72条第2款的思考

立法科学化是法治的内在要求和应有之义,地方立法是国家立法的有机组成部分,目前地方立法受制于立法技术等因素距离科学化尚有相当距离;在《立法法》第72条扩大地方立法主体的范围后,推进地方立法科学化成为一个必须面对和破解的课题。     

立法规划的基本要求:科学性与民主性

立法规划对立法质量、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以及法律的实施等影响重大。针对我国立法规划工作概况以及结合立法规划中存在的问题,立法规划应具备科学性和民主性两项基本要求。科学性要求包括:整合立法需求,避免重复立法和分散立法;法律体系结构均衡;具有预见性;制定与修改相结合。民主性要求包括:扩大公众参与的程度;公开征求立法建议;确定专门的法案起草机构。     

完善民族地方自治立法促进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效保障的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还不尽完善,制约着和谐社会的建设步伐。完善民族自治地方立法,需要切实转变观念,提高立法效率,重视立法技术,充实有关内容,加强民族经济立法,重视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研究和借鉴。健全和完善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有利于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和谐的民族大家庭建设,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     

论垄断、反垄断与完善我国反垄断立法的建议

垄断与反垄断一直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热门话题。本文在阐明垄断概念、危害和反垄断法本质、意义的基础上，着重对我国的垄断特点、立法和立法不足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完善立法的若干建议。     

智慧城市建设的立法选择:地方立法先行

智慧城市的建设需要法律指引,但因基础法律、法规较少和中央立法周期长等原因,制定法律和行政法规不利于及时灵活反映智慧城市建设需求。全国各地智慧城市建设的内容、重点和进度并不一致,因而立法的需求不同,故智慧城市建设宜地方立法先行。     

如何完善甘肃省地方立法质量保障机制的几个问题浅析

地方立法程序的规范与否直接关系到地方立法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完善甘肃省地方立法质量保障机制,保障人民群众通过各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保障法案充分地反映民意,才能体现出甘肃省地方立法的科学性、民主性、公正性,保障法规质量。     

论别居制度与离婚的关系

别居制度与离婚制度是国外许多国家亲属法中两项重要的制度。别居即依法解除夫妻同居义务,但仍保持其婚姻关系的法律制度,是国家用以调整夫妻关系而规定的一项特别的制度。而离婚则是婚姻当事人依法解除(或消灭)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的行为。在国外许多国家的立法体例中,都有关于别居与离婚的规定,有的规定别居与离婚可以相互转换,有的规定一定时间的别居可以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我国婚姻法中仅有离婚制度,没有关于别居制度的法律规定,因此对二者进行分析比较,做进一步的研究探讨,有助于完善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     

中国湿地保护立法评判

中国迄今没有国家层面的、以湿地整体为保护对象的专门立法,这既是湿地保护管理面临困境的主要根源,也是导致湿地持续恶化和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改变中国湿地保护立法不足的当务之急是将国家层面的湿地立法提上议程,其前提是先行制定和完善湿地保护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具体方式是依据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及其司法经验制定国家层面的湿地专门立法.作为这种改变的必要条件,要有步骤地尽快消解中国湿地立法现状的支撑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