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

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与其他任何宗教一样,其宗旨是追求出世解脱,是与人文精神相对立的。然而佛教自传入中国内地之后,通过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思想及中国社会生活相结合,逐渐中国化。而中国化的佛教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其鲜明的入世精神。通过辨析“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这两个概念,通过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与印度原始佛教,传统佛教与中国儒、道文化的异同比较,从佛性与人性、出世与入世、理想与现实等方面可发现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有着密切关系,中国佛教有既出世又人世的思想性格,这将为当代中国佛教的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启示。     

论中国佛教的生态伦理思想

中国佛教的生态伦理思想主要是“缘起性空”的生命观、“依正不二、万物一体”的整体观、“泛爱万物”的博爱观、“众生平等”的平等观。认真学习、研究、总结这些宝贵的思想,对我们解决生态危机有重要的启示。     

人间佛教之源与脉

人间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品性、一种宗教理趣,反映着佛陀之创教本怀,更是汉传佛教之本质特征。祖师禅之标帜慧能揭橥“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打通了人性与佛性、世间与出世间、世俗与神圣、生活与解脱之界隔,开出中土佛教人生化、人间化、生活化的活水源头,树立了后世人间佛教的千年道统。但因了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之约制以及其自身一些修行理念之畸重畸轻,导致后世禅宗重智轻悲的种种流弊;20世纪初叶,太虚应运振起,遥接祖师禅真脉,凸显大乘佛教慈悲精神,揭橥“人成即佛成”的人生佛教,将佛法世间化落实为圆成人格及人间净土建设,构筑了人间佛教的现代形态。然而作为禅宗末流重智轻悲流弊之反拨,后来的人间佛教推展又出现重悲轻智极端世俗化的歧变。当今,净慧力倡生活禅,以禅门探究人间佛教的修行法门,标榜以禅的生活化达成禅化的生活,从而将太虚强调的人格建设更深一步地具体化为以禅的智慧化导普罗大众日常生活的时时刻刻、在在处处;为针治“重智轻悲”和“重悲轻智”两种流弊,净慧以“觉悟人生,奉献人生”作为生活禅的根本宗旨,力图实现佛教解脱道与菩萨道的完美结合。人间佛教在其嬗变过程中,人间性、现实性和生活化的品质一脉相承,同时在其不同的历史境遇中,又能够与时相谐,契理契机,重释佛法,不断自我调适、自我修正,引出相宜的修行法门,进而不断开出发展之新进境。     

论佛教伦理的中国化

佛教伦理中国化有两个十分重要的途径。其一,是佛教伦理的政治化;其二,是佛教伦理的补充性。佛教伦理的政治化,是指佛教伦理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适应,体现了道德作为他律的特征;佛教伦理的补充性,是指作为内在超越的佛教伦理对儒家“内圣”传统中断后的弥补,体现了道德的超越性和作为自律的特征。由此我们看到,佛教伦理的中国化之路,是一条循着道德自身的发展规律,努力实现适应与超越、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相统一的道路     

宋代新儒学形成中的佛教助力

纯洁队伍、恢复礼制、完善体系、确定方向,是宋代儒家复兴儒学的四大基本路径,而这四大基本路径的展开,与宋代儒家学者批判佛教密切关联着。宋代儒家学者正是在批判佛教过程中,使儒学的队伍和思想纯洁化、使儒学的礼制逐渐得到重建、使儒学的理论体系得到完善、使儒学的精神方向得到恢复。因此可以说,宋代新儒学的复兴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联,而这种关联主要表现在佛教成为新儒学复兴的特殊助力。     

汉魏六朝礼与佛教的中国化

礼不是儒家的独创,而是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和根本特征。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过程中,与传统礼法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碰撞与融合。“违礼损化”成为反对方攻击佛教的首要理由。佛教学者通过援礼入佛,以礼护法,在佛教哲学、伦理思想、宗教说教、戒律仪规等方面对印度佛教加以变革,不惜改变原始教义来弥合佛教与传统礼教的差异,体现出对“礼”的依附与调和。在这个意义上,佛教的中国化过程,也即礼制化的过程。     

论宋代文艺思想与佛教

佛教对宋代的学术、文化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宋代之前,尚没有哪个朝代的文学理论如此广泛而深刻地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而且实现了融会贯通。宋代的佛教已非单纯属于一种外来文化,它已经与中国的儒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融合为一体。宋代佛教是经过文化整合后而形成的中国化的佛教,有着明显的向中国传统文化复归的倾向。儒家深厚的文化根基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无法摆脱也不可超越的文化基因,而佛教博大的思想体系则将这种基因发扬光大,或者赋予其一种全新的内涵。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宋代儒佛能够在深层次上实现贯通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唐宋之后的中国大乘佛教将世界根源归之于"心"这一核心概念。"心"的概念始成为儒学理论的重要概念,而宋代儒学最终由"道学"转向"心学"也证明了佛教的这一影响。有关文艺思想,宋代佛教界所作的阐发甚至较之儒家学者更早,对当时整个思想界产生的震动和影响是巨大的,这包括宋代佛教的"思无邪"说、佛教与艺术中和观、清雅艺术观念和风气的形成等等。     

佛教搭台，儒家唱戏 ——试论儒家在佛教语境中的“被动宗教化”

近年来,在有关儒家是不是宗教的讨论中,人们完全忽略了佛教在儒家宗教化中的历史作用,即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引儒入佛,诠释儒家,宣传儒家,将儒家的思想义理、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统统吸收为自己的方便法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儒家早已被佛教宗教化了。儒家在佛教语境中的这种被动宗教化对于当今的儒家文化传播富有启发意义,即我们完全可以主动借助佛教的宗教平台来传播和弘扬儒家文化,这无疑也是儒家宗教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初盛唐佛教小说与唐传奇的文体发生

初盛唐佛教小说继六朝“释氏辅教之书”而有较大的发展。它通过宗教意义的抽象化,表达了对一般价值生活的体认;通过对宗教世界的人间化,表达了对一般情感生活的体认,使作品具备了较强烈的“小说意味”。初盛唐佛教小说还在故事模型、叙事方式、叙事本质和传播策略上,为古代小说提供了新的内容。所有这些都直接促进了唐传奇的文体发生。     

美国的中国佛教研究

美国目前是西方佛教研究的学术中心 ,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们中国学者不无裨益。在中国佛教领域 ,他们与中国学者一样 ,偏重于北宋以前的佛教史 ,特别是以禅宗为主的隋唐佛教宗派。而对宋元明清的佛教史 ,他们则引入社会史、人类学等方法 ,特别是在明末清初、近现代中国佛教史研究方面 ,出现了较具启发意义的新视野。本文还关注美国学者在“佛教中国化”、“儒释道三教关系”等问题上的研究。     

张载的佛教观及其启示

从对佛教的认知层面考察张载的佛教观 ,可以看出他对佛教的基本态度是批判的、排斥的。其批判、排斥涉及本体论、心性论、因果论及讲道方式等。在本体论层面 ,张载由“气”的运行状态、“空”的存在形式多样性、“空”的有用性和人生实在性等方面证明“空”的“实有性” ,以否定佛教“万物为幻”之说 ,并由“气化论”批判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在心性论层面 ,张载批判佛教心性论为“知觉为性”、“灭人本性”、“去人伦之性”、“妄言天性”。这种批判显示出张载复兴儒家实学的宏伟志愿和坚定的道统意识 ,但也反映出他对佛教的偏执态度及由此形成的对佛教的误读     

宋代儒家学者学佛经历对理学的影响——以张九成为例

宋代儒家学者学佛的经历,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理学和佛学的共同发展。尽管儒家学者始终不懈地辟佛,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争鸣状态中,它们各自的发展循序渐进。儒家学者学佛的经历对理学造成的另一影响就是,一些儒家学者的著作和学说仅仅因为游学于禅僧被判为“杂学”,其思想也因此不得广为流传,其传道济世之功亦被折损。     

佛教与杜甫及其晚年心境

杜诗中与佛教有关的作品是研究杜甫思想的重要资料。杜甫对佛教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对佛教艺术的接触和与僧人的交往 ,加深了他对异质文化的了解和思考 ,但并未使他对宗教产生太大的兴趣。佛教的博爱、劝善思想与儒家的民胞物与、仁民爱物思想在杜甫晚年思想中得到高度的融合。佛教思想补充和丰富了杜甫的儒学思想。     

“北地三才”之温子升佛教思想初探

“北地三才”之一的温子升,在其作品中以及在对待现实政治的态度上均有不同程度的佛教思想呈露,而北朝社会崇佛风气的盛行、温子升家族文化的浸染以及广义上的南北佛学文化交流（文集中有体现）等方面则是温子升佛教思想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温子升并非只把佛教看作一种排他性的宗教式信仰,而是有意尝试将佛教教义与儒学思想进行会通,这对中古时期三教思想的合流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慧远与佛教中国化

慧远是东晋中后期继道安以后中国佛教的重要领袖。在出家沙门与国家政治、佛教律仪与世俗礼制、僧人整肃与社会协调、佛学理论建设与中国化方式、内外合明与究极境界,以及精勤修持与山林僧团六个方面,慧远都做了具有创新意义的探索。慧远根据印度佛教的义理、制度、律仪结合中国社会的政治、礼制、儒道学说所做的佛教中国化的努力,促进了中国佛教的发展,推动了佛教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宋初佛教儒学化之管窥——以契嵩《辅教编》为例

运用文献史料,高度评价了契嵩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与调和佛儒关系上的贡献和地位。分析认为,宋初儒者排佛思潮高涨,佛家对此往往采取规避、辩解的立场。并认为,契嵩针对当时的排佛思潮用雄辩的议论和系统的理论回应了各种排佛主张,强调儒、释之道一贯,并著《辅教编》论述“儒释会通”思想,不仅缩短了佛儒之间的距离,而且在促使佛教儒学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理与过言?--论张载对庄子的评述

张载之学以六经为本而不废佛道精髓,尤其重视老庄的思想资源。张载认为,庄子明“理”但过于极端,终以之为梦幻。张载认可庄子所明之理,而批评其过言、过动,并常以庄子为鉴,警示学者。张载强调,学者当立心求道以明理,使天德得以盛大,使仁义能熟于内外,使天地之性与帅能在自身中得到充分的发挥。     

从《湘山野录》《续录》看宋初佛教的贡献

佛教在经过隋唐的吸收和消化后,降及宋朝,虽然处于中国社会发展由盛转衰的转折期,但是其对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的作用却不容忽视。文章通过历来较少受学人所重视的笔记———《湘山野录》《续录》来探讨宋初佛教的贡献,认为其主要体现为:巩固政权,维护统治,促进两宋佛教的发展;促成了佛教在宋代的居士化,为宋型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佛教思想的进一步传承。最终为宋代佛教和宋型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加快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翻译在佛教中国化中的作用

历史上印度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影响通过佛教而实现,佛教又通过翻译而传入中国并中国化,佛经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翻译在佛教传入中国中究竟发生了何种影响,这些影响又是如何发生的,却并非不言自明,而无论佛教教理在翻译过程中做出了何种适应中土价值的变通,佛理佛经在中国化过程中有过何种适应中土具体情况的传播方式和翻译机制,佛经翻译对中国文明的成长都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唐传奇中的儒、道、佛思想——从唐传奇文本看叙述者的意图

儒、道、佛思想在唐传奇小说文本中都有所体现。对道家思想,小说或是赞扬,或是贬斥,或是通过道家思想反映其非人情的一面。对佛家思想,小说或是赞扬佛法的威力,或是写佛与非佛之间的斗争,或是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对儒家思想,小说主要展现了门第观念、朋友之义、善恶有报、硬性道德说教和歧视女性等方面的内容。文本中的儒、道、佛思想反映了叙述者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