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和解适用范围研究

行政诉讼和解制度作为契合现代行政法价值理念的一项重要制度,其为传统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了一种合意解决纠纷的新方式。目前,域外一些国家已经确立了行政诉讼和解制度,而我国仍没有把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纳入我国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其在我国立法中的缺位,最终导致了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在实践运用中的混乱。为解决这一问题,许多学者对此制度进行了理论构建,其中,争议较大的一个方面是关于行政诉讼和解的适用范围问题。本文通过介绍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行政诉讼和解制度,试图理清行政诉讼和解在我国适用的范围,用以完善我国的行政诉讼和解制度,使其在解决行政纠纷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行政诉讼和解适用范围研究

行政诉讼和解制度作为契合现代行政法价值理念的一项重要制度，其为传统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了一种合意解决纠纷的新方式。目前，域外一些国家已经确立了行政诉讼和解制度，而我国仍没有把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纳入我国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其在我国立法中的缺位，最终导致了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在实践运用中的混乱。为解决这一问题，许多学者对此制度进行了理论构建，其中，争议较大的一个方面是关于行政诉讼和解的适用范围问题。本文通过介绍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行政诉讼和解制度，试图理清行政诉讼和解在我国适用的范围，用以完善我国的行政诉讼和解制度，使其在解决行政纠纷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刍议

行政诉讼和解制度是现代司法理念的重大创新，契合现代行政法的基本精神，我国的行政诉讼具备引入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理论、思想和现实基础。行政诉讼和解要遵循有限和解原则，在自愿的前提下进行，防止矫枉过正。     

行政契约理论在反垄断承诺制度中的展开

我国《反垄断法》第45条规定的经营者承诺制度的实质是行政和解。鉴于目前经营者承诺制度立法及理论的不成熟,有必要借鉴行政契约理念及行政和解理论展开对反垄断执法承诺制度的重新诠释,使反垄断和解制度获得理念和原理的支撑,并回应反垄断执法和解制度的正当性危机,弥补执法程序规则阙失之不足,规范反垄断执法中公权力的行使,从而厘清其制度逻辑,彰显其制度禀赋,重塑其制度价值。     

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中的私人和解制度研究

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制度中已经创设了私人和解制度。然而,现有的私人和解制度并不为海关所提倡;同时,权利人和进出口人在和解谈判中存在不平等的现象;并且,权利人可能滥用私人和解的权利,影响海关的执法积极性。此外,私人和解容易引发侵权人“花钱买路”的不正当和解。为解决上述问题,海关应当在和解制度中转变执法理念;同时,应当设立和解协议的海关审核与认定的标准,在和解制度中引入海关行政调解制度,并对权利人滥用和解权利进行限制,以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制度。     

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中私人和解制度研究

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中已经创设了私人和解制度。然而,私人和解制度在具体执行中出现了种种问题,如权利人与收发货人/进出口人在和解谈判中存在不平等的现象,权利人滥用私人和解的权利影响海关执法的积极性,私人和解容易引发侵权人采用“花钱买路”的不正当和解方式等,因此该制度并不为海关所提倡。为解决上述问题,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中的私人和解制度,海关应当在私人和解制度中转变执法理念,设立和解协议的海关审核与认定标准,在私人和解制度中引入海关行政调解制度,对权利人滥用和解权利进行限制。     

论行政强制执行中的执行和解制度

行政法学理论通常认为执行和解不得在行政领域实施。但笔者认为随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出现,行政权在一定条件下可自由行使。本文采用逻辑类推方式,具体阐释了行政强制执行中执行和解的理论基础和制度设计,分析了指出执行和解的限定条件、法律救济以及非诉强制执行中法院审查等相关问题,以期为即将出台的《行政强制法》提供一些立法参考。     

对行政和解的几点冷思考——以行政和解协议为视角

行政和解不同于行政调解,行政主体签订行政和解协议本身是一种行政行为,而和解协议本身应当是一种行政契约或行政合同。因之,行政和解并没有违反“公权力不可处分”和依法行政的原则,也不违反现有的法律规定。在行政诉讼中,构建行政和解制度并没有理论和法律障碍。     

中国行政法20年来民主化发展与未来趋势

我国行政法学界对于行政民主转型和行政法的民主化发展的认识是逐渐统一和深化的。随着行政契约、行政指导、行政奖励、行政公开、行政参与、民主监督等一系列体现行政法民主性增强的制度的建设,行政法学者突破传统行政法观念的束缚,勇于理论创新,逐渐开展了类型化、系统化、专门化的学术研究,取得了日益显著的成绩,指导和促进了我国行政法治的发展。然而,我国行政法民主化的发展还受到传统政治文化、行政文化、法律文化以及现行体制运作所提供的发展背景和社会架构的制约,我国行政法的基础理论、基本原则,主体理论与制度、行为理论与制度、监督救济理论与制度等还需要继续向民主化发展,从而实现行政的民主化、法制化,促进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     

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我国发达地区法院系统率先试行刑事和解制度,引发了对该制度公平性和合理性的广泛争议。刑事和解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的一种刑事思潮,体现了刑事诉讼价值的多元化趋势,并且在很多国家已经成功的制度化,成为刑事诉讼程序外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结合我国当前司法现状和基本国情,在一些现有的法律制度中融入刑事和解制度基本的"和解"和"恢复正义"的精神,有利于弥补我国刑事法律制度体系的不足,促进司法和谐。     

对《行政诉讼法》修改的若干反思

在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实施16年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它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民主与法治的进程,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对此,有关理论界与实务界提出了不少修改的建议。这里仅就其中一些建议进行若干反思,并就行政法院的设置、完全司法变更权的确立、受案范围的划定标准,以及行政和解制度的引入等问题提出一些质疑。认为该法目前确实需要修改,但是步子不能太大。因为修改或创制某种制度都必须考虑它所植根的基础,法律的修改尤其如此。     

行政和解中滥用伦理妥协的风险及其对策

适当地运用伦理妥协手段可以解除行政和解中的两难处境,但在行政和解过程中滥用伦理妥协,就会引发伦理风险,威胁行政和解制度的良性运行、消减政府的公信力、促使行政人员道德坠落。构建行政和解伦理监督机制、规范伦理妥协适用原则和条件、提高公职人员道德素养是有效防范道德风险的必然选择。     

试论民事诉讼中的和解制度

民事诉讼中的和解,在学术上及司法实践中皆被称之为诉讼上和解.和解是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对诉讼和解的性质、要件和效力等问题加以阐述,对人们正确理解和运用和解规定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论行政程序的效率价值

行政程序的价值是近年来行政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 ,学者们普遍认为行政程序有公平价值、公正价值、公开价值等 ,却没有把效率价值放在核心地位来认识。而研究得出行政程序应追求效率价值的结论 ,并从程序与效率的关系、行政程序中效率价值的表现、效率对行政程序立法的意义几方面对该观点进行了充分论证     

论行政诉讼被告的确定

中国行政诉讼被告的确定一直是困扰行政相对人、人民法院及行政法学者的一大难题,单纯依靠诉讼中发现问题之后在修改案中增加列举条款,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行政诉讼被告确定难的深层原因是没有正确理顺行政主体、行政机关和行政诉讼被告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导致行政诉讼中采用单一的"主体标准"确定被告。只有纠正理论认识上的偏差,重新构建行政诉讼被告的确定规则,并辅之以健全的制度设计,才能彻底解决行政诉讼被告确定难的问题。     

行政承诺不作为行为的理性思考

行政承诺不作为属于行政不作为,具有天然的违法性,严重损害了行政主体的威信与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承诺不作为有诸多表现形式,其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期待,违反了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行政承诺不作为行为在中国现行的立法框架下是可诉的,对行政承诺不作为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有着现实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而行政诉讼的相关立法也为行政承诺不作为的司法判决提供了依据与支持。     

争议与理性:关于裁量基准的公开性

基于行政自制控权逻辑及比较分析结论,我们发现,对裁量基准的公开性,不能简单苛以"必须公开"之观念。恰恰相反的是,"相对公开"的理论预设不仅能尊重执法效率之需求,同样也可以避免理论研究过于主观之弊端。     

论竞争法中两种限制竞争行为的区别与联系

限购排挤行为,是指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为了排挤其他经营者而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的行为。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的规定,是指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或者限制经营者跨地区、跨部门的交易,干扰、阻碍正常的交易活动的行为。限购排挤行为与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是两种不同的限制竞争行为。对二者进行合理、有效的规制,是竞争法的重要任务。作者阐明这两种行为的概念、特征、法律规制之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正确地认识和规制这两种行为。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刍议

本文以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涵义和特征为切入点进行分析，提出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对我国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进行革新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