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德福思想探析

德福关系是道德哲学中的关键问题,《淮南子》秉持德福一致理想,面对现实中的德福矛盾,将"行德为福"、"有德即福"、"修德忘福"等不同层次、源流的理念相融合,建构化解矛盾的思想系统。在思想系统的指引下,主张将个人的虚静无为、和谐互爱的社会伦理关系的营造、国家法度的保障相结合,以合力推动德福和谐。这种有系统性、层次性、可行性的德福思想也启示现代人应坚定对道德的信心,重视道德行动,构建德福一致的实现系统。     

德福一致——社会转型期道德建设路径的必然选择

文章旨在从"德"与"福"相关联的角度探索社会转型期道德建设可行路径.之所以认为"德福一致"作为一种机制是道德建设的必然路径,是因为道德建设受人的本性所制约,人的本性是追求利益的.马克思就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和他们的利益有关.所以社会进程一再表明,什么时候德福一致,什么时候社会道德建设就发展良好,反之亦然.同时道德建设还受经济体制的制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利益问题更重视了,所以"德"、"福"是否一致在很大程度上关系道德建设的成败.考察我国社会转型期严重道德失范现象,"德""福"背离是重要原因,创建支持"德福一致"的社会大环境成为当前道德建设的现实路径的必然选择,而保证公正社会制度规范的有效供给则是工作重点.     

“德福一致”从天国到人间的复归——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合理性

康德认为,人类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是"至善",以德配享幸福的德福一致;由于德在自由王国,福在自然王国,二者之间存在不可通约的鸿沟,这种德福一致只能实现于彼岸、未来世界,不可能在此岸、现实世界中实现。正是现实社会中的德福分裂,即面对自然界人们只是追求满足物欲的幸福,导致了人类生态危机的发生。生态文明建设首先应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做到有道德地开发利用自然界,以德配享幸福。因此,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合理性是弥合康德制造的现实世界中德福分裂的鸿沟,实现德福一致。     

社会伦理和谐的道德基础

从史学上说,传统的和谐都是奠定在特定的道德价值基础上的道德和谐,这种和谐存在着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困境。从学理上说,社会和谐只能是伦理和谐,只有复归社会和谐的伦理意蕴,确立普遍的道德合理性的价值原则,才有望使社会和谐成为现实。普遍的道德合理性既要求道德人格的塑造,又要求制度伦理的建构。而制度伦理的建构既应坚持制度的道德辩护,也应体现制度的伦理关怀。其中,制度的道德辩护——德福一致是社会伦理和谐的道德基础。     

德福一致:社会公正的理性诉求

德福一致是国人信奉了几千年的道德准则,也是社会公正在日常生活中的基本诉求。但当今社会出现了诸多的德福相背现象,行善者吃亏,作恶者得福。为了确保德与福的一致,需要在两方面加强建设:既要建设“道德的社会,”也要培育“道德的人”,二者的结合才能为德与福的统一提供完备的现实基础。     

论道德回报及其制度化建设

道德回报是道德生活中的赏善罚恶现象,其实质是实现德福一致的重要手段。道德回报是当前道德建设的理性选择,它是个体道德生长的外部动力,是营造良好的道德环境的有效途径。实现道德回报要诉求于制度,应重点完善道德回报的评价、保障和反馈制度。     

企业经济行为选择中的道德边际

企业的经济行为目的是获利。一般说来 ,当且仅当企业能够从自己善的行为选择中得益时 ,企业才能自觉选择善的行为。在有效正式制度供给之下 ,由于选择道德的行为是企业获利的基本手段 ,企业趋向于自觉选择道德的行为。如果一个社会制度体制有着重大欠缺 ,不能基本做到德福一致、德者有其得 ,那么企业经济活动中的自觉择善而行则不能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     

道德问题的主体性根源与道德信仰的现实性构建

道德信仰的缺失是道德问题产生的主体性根源。人的道德需要是道德信仰生成的起点,能够激发人的道德需要的外部因素主要有德福一致的社会现实和神圣信仰两种因素。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德福一致的现实是激发道德需要的主要因素,增进德福一致是构建道德信仰的根本途径。     

论道德回报

中西方古代伦理思想与社会生活都浸渗着德得相通、德福一致的思想,现代社会力图实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这种道德回报的思想与做法在理论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系统的认识、阐述和宣传,实践中也远没有达到自觉、规范与统一。从实现道德的最终目的、保证伦理公正、建立良序社会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建立良性的社会道德赏罚机制。     

“德命”与“时命”:孔子天命观新论

孔子相信天命对于人事具有主宰意义,认为德由天赋,天人之间存在良性互动,人通过德性可以致福,其理论本质为德命或德福一致说。然而孔子落寞的一生却成为最好的反证:现实中人的德性善恶与其命运臧否之间并无必然关联。由此导致孔子之后儒家天命观发生重大转变,即由原来肯认德福一致的"德命观"转而为坚持德福未必一致的"时命观"。     

生态伦理的演变与环境刑法的发展趋向

法律与道德具有内在价值的一致性,法律应当适应道德观念的变化而作出调整.人类的生态伦理经历了由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到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演变,故环境刑法也应当根据生态伦理的演变趋势进行方向性选择,其中包括强化对犯罪行为的认定、倾向于对行为犯罪名的认定、侧重于对自然犯罪名的认定等.     

道德存在合理性根据的追问和反思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面对2008年初＂雪灾＂中出现的道德＂爬坡＂现象与＂艳照门＂中的道德＂滑坡＂现象,道德构建的必然性应运而生。道德这种制度的产生是因为其可以节约交易费用,以保障社会存在发展,增进每个人的利益。同时,道德制度内生于经济制度中,随经济制度的变迁而变迁。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需要道德的存在与道德意识的提升。     

生活方式的变迁与道德文化的调整

社会的转型使得传统社会人们生活方式的封闭、僵化和保守逐渐向现代社会的开放、变革型的生活方式过渡。这种过渡引起了人们道德文化变革的需求。然而道德文化理念在许多方面还停留在与一元社会相契合的水平,并没有从总体上应答现代社会转型所提出的新要求。因此,人们生活方式由传统到现代的变化,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道德文化的调整。     

浅析转型时期社会公共伦理之缺失

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公共生活领域的不断拓宽,公共道德问题正在成为公民社会的热门话题。通过对转型时期,伦理领域面临的主要困境、公共伦理缺失的成因分析,针对诸如传统伦理的隐患、公德具备公共用品使用和回报的特殊性以及公德行为道德监督行为情境的弱化等问题,应采取提出加强和完善德福一致的公德制度建设;加强公德教育,提高公德意识等措施,构建转型时期伦理秩序。     

国民塑造与传统德育的近代转型:以修身科的历史嬗变为中心

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中,传统道德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撼动,并因此出现了断裂,陷入困境。在此背景下,作为近代中国道德教育的主要载体——修身科应运而生。从臣民的教化到国民的培养,从个人私德的修炼到国民品性的完善,从传统的教化灌输到学生本位的课程教育,在修身科的这一历史嬗变中,传统德育的教学目标、内容及方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但传统德育的近代转型却未彻底实现,因此在国民塑造上也仅是缺位的启蒙。     

尼采对现代性道德的批判及其意义

尼采对现代性道德的批判,主要是立足于人的生命的原本活力及其能达的美好境界这一生存价值论维度,揭示其倡导舒适平庸而贬抑个性创新。尼采认为,现代社会的舒适功利主义、均质平等主义、低俗利他主义、抽象的普遍主义等道德观念的错误在于：盲目人的生命丰富性和超越性,消解人的独立而充盈的个性,损害卓越个体的达成和社会整体的发展,否定感性生命世界的原创性和多样性。尼采的批判开启了后世对大众精神深入的哲学文化学探究,拒斥了将人的价值完全客体化的现代规训主义,提升了人们对道德价值合理性的辨析判断能力,维护了个性化创新和超越的价值和意义。尼采的局限在于离开人的社会生产性和交互主体性来理解现代性道德,没有发现其历史合理性。     

责任和艺术——回归个人的后现代伦理之思

现代性伦理把道德产生和道德标准都归根于社会,依凭社会寻求普遍的、理性的道德规范,由此造成个人道德责任感的扭曲和道德判断能力的衰退.后现代伦理则把道德交还于个人,在承担绝对的、无条件的和非对称的责任之中,个人成为真正的道德主体.在后现代伦理之思中,自主和自由的道德责任,使得个人道德行为具有风格化的美学特征,个体的道德生活呈现为一种生活的艺术.     

道德教育中个体自主意识的界定

长期以来,我国道德教育受农耕思想和应试教育影响,其特点是强调社会意识的权威,忽略个体自主意识的尊重和培养,这使道德教育呈现出教条化的僵化倾向。而缺乏个体道德自主意识的道德教育会割裂个体意识和社会意识良性互动,这会使社会道德规范在个体德性约束方面出现畸形——或阳奉阴违或盲目顺从。道德教育的真正目的在于引导社会个体发现自己并教会其发挥自己的能力,也就是道德自主意识。本文从道德自主意识的设立目的、行使原则和重点内容方面进行论证道德自主意识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道德人格的形成

要重构现代社会道德人格 ,就必须注重人文素质的重塑。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 ,对塑造现代社会完善的道德人格是极有价值的精神资源。     

中国现代诗学与儒家文化传统

中国现代诗学与儒家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中国现代诗学关注现实。关爱民众的生存状态;中国现代诗学追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诗品与人品的统一、“小我”与“大我”的统一;中国现代诗学还注重诗歌的社会效果,主张诗人培养伟大健全的理想人格。中国现代诗学的上述品格,是在反传统的旗帜下对儒家文化的入世情怀、中庸的文化立场、圆满至善的人生境界等思想的承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