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广东都督选任风潮——孙中山与陈炯明分歧溯源

民国初年,广东都督胡汉民随孙中山离粤南下,副都督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从此至南北议和成功,胡汉民再度回粤任都督,广东发生了长达4个月的都督选任风潮.由于孙中山对陈炯明不信任,在举荐粤督过程中措置失当,使陈炯明对孙中山产生了隔阂,成为孙陈后来合作过程产生分歧的源头,并由此逐渐发展进而导致两人关系的最终决裂.     

章太炎《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书后

树碑立传,最易失实,亦最忌失实。章太炎《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见《广州文史资料》1963年第3辑)对陈炯明的溢美,竟至杜撰,未免可惜!其铭文所谓“民国二年,以兵抗袁氏,败走新嘉坡”。这种说法,稽之史实,相去甚远。当时各省讨袁军兴,江西李烈钧首先发难,安徽柏文蔚继之,而广东还在观望。是年(1913年)六月,袁世凯下令免去胡汉民的广东都督职务,即任陈炯明为广东都督。经过讨价还价,陈炯明终于接受袁世凯的伪命。后来,迫于形势,“不能     

胡汉民与30年代西南政局关系探论

20世纪 3 0年代 ,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言行举止对西南政局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 ,胡汉民被扣 ,引发了宁粤对峙 ,形成了西南半独立的状态 ;其次 ,胡汉民作为精神领袖 ,与两广实力派互相配合 ,维持了西南半独立的局面 ;复次 ,胡汉民猝死 ,引发两广事变 ,最终瓦解了西南半独立的态势。胡汉民颇深的政治资历及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西南实力派的大力支持 ,是他能够左右 3 0年代西南政局的主要原因     

关于胡汉民评价问题的讨论

在广东省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史学工作者就胡汉民的评价问题作了讨论。有的同志通过评述胡汉民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和活动,认为同盟会成立前,胡汉民东渡日本寻求救国真理。同盟会成立后,胡汉民担任本部秘书、评议员,又主编《民报》,在《民报》第一号上,以孙中山名义发表了《发刊词》,第一次公开揭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而在第三号上,发表了胡汉民写的《民报之六大主义》,其中前三条:(一)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土地国有.首先完整地阐述了三民主义。由他主编的早期《民报》,通俗、明白地宣传了三民主义,奠定了与保皇派论战胜利的基础。从一九○七年初到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前,胡汉民随孙中山赴南洋,担任南洋支部长、南方支部长,参与策划领导了南方各次起义和南洋与保皇派的论战,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代理孙中山的工作,成为这一时期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胡汉民任广东都督后,又组织北伐,改选广东军政府,对发展全国革命形势,巩固广东政权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辛亥革命时期     

再认识与新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地区胡汉民研究的新趋势

胡汉民是解读中国近代历史的关键性政治人物。然而,由于胡汉民坚持反共、反蒋的政治主张,胡汉民的生平史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成为海峡两岸学界研究的禁区。直至1980年代中后期,大陆学界才摆脱将胡汉民作为国民党反动右派的政治标签,开始客观研究胡汉民的生平史事与政治思想。进入21世纪后,服务于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实需要,曾任南京国民政府首任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立法思想与实践受到学界的关注。随着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的发现与出版,胡汉民晚年所从事的反蒋活动的内幕,以及胡汉民晚年的心路历程,开始逐渐为后人所知晓、所了解。     

略议蒋介石强制立约法的真实意图

1931年2月,国民党两巨头蒋介石与胡汉民为是否立约法发生激烈冲突,最后以蒋介石强硬扣押胡汉民收场,史称"约法之争"。史书大都认为蒋介石此举是"为自己的专制统治披上合法外衣"。笔者认为,仅以其独裁意图为他与胡的"约法之争"作定论,未免过于片面。蒋介石强制立约法的真实意图,不仅有个人权力之争,也包含有与胡汉民不同的政治态度、或者说是不同的治国理念之争。     

试析北伐初期的“迎汪复职”活动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的事务主要由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三人负责，俗称三人为“三巨头”。刺廖案发生后，胡因涉嫌与刺廖有牵连被逼离粤，三大巨头只剩下江一人。此外，汪早年追随孙中山不无微功，个人又极具演讲才能，满口“左”的口号，使得汪精卫一时间成为广东深孚众望的领导人，也深得苏联方面及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任。中山舰事件发生前，汪精卫除任国民政府主席外，还兼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各军总党代表，国民党中央中执委常委，是当时政治和军事的最高负责人，亦是国民党的重…     

在国家与地域之间:论陈炯明的国家建设思想

陈炯明是近代中国地方自治和联省自治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努力将近代以来日益兴盛的地域认同和地方自治纳入国家建设的蓝图中,认为联省自治是实现社会和政治整合,在和平实现"国家统一"的过程中保持"民主建设"的政治方案。相对于以党建国的路径,陈代表了国家建设的另一种声音。陈之思想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由于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无法承担起实现政治整合和国家统一的艰巨任务,最终被历史放弃。     

陈炯明的一篇佚文

近年来,广东地区有关陈炯明史料的编纂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陈炯明集》(上、下,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历有争议的陈炯明》(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先后面世.     

1924年广东"商团事变"再探

1923年初,孙中山通过滇军、桂军、粤军的力量发动了讨伐陈炯明的战争,第三次在广东建立了政权.为了维持庞大的军队和"讨陈"战争的需要,孙中山必须想方设法满足诸路军阀贪得无厌的胃口.为此,孙中山及广东政府采取了过度"抽血"的财政政策.本文通过对这一时期广东的经济和财政状况的分析,认为对1924年底发生的"商团事变",不能将其简单定性为"反革命叛乱".事变的发生,其实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扣械事件"只是社会矛盾全面激化的导火线.     

民族共治论——对当代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事实的认识

本文通过对当代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生活的考察 ,揭示了民族共治是与民族自治同时存在的事实。民族共治有两个层面 :一是各民族对国家的共治 ;一是有关民族对民族杂居地区的共治。作者认为 ,所谓民族共治 ,就是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 ,由各民族共同造就的以共和为目标、以权益平衡发展为取向、以民族关系良性互动为核心的政治结构、运作机制和实现工具。作者指出 ,对民族共治现象进行理论阐释 ,证明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正确认识自治和共治的辩证关系 ,是建立完整的民族政治理论、构建合理的民族政治机制的前提     

瑞麟督粤与晚清广东政治

瑞麟的两广总督生涯处于所谓"同治中兴"阶段。瑞麟凭借早年与慈禧、恭王奕建构的人际关系,在广东督抚权争中屡次胜出,督粤长达十年。瑞麟督粤改变了自同治初年伊始湘系督抚占据广东政坛的局面,使广东逐步呈现类似"非湘非淮"的权力格局。在这十年内,瑞麟采取内外相对平和的政策,使广东社会经济从咸丰朝的动乱中恢复,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所谓"同治中兴"的气象。然而瑞麟的洋务自强与对外交涉实际流于表面,并未能给广东社会带来多大变革。在"非湘非淮"的权力格局中,广东勇营渐呈"尾大不掉"之势。瑞麟督粤时期广东的政治与社会变迁,反映了在"同治中兴"的表相下,皇朝权力和社会秩序的失控。     

李燮和与上海光复

李燮和是辛亥革命时期光复会重要领袖之一,是上海光复的重要人物,然而由于其后来被莫名其妙拉进了筹安会,因而在同盟会—国民党一系革命话语体系中不再被重视,其领导革命党人光复上海的事迹也渐渐被陈其美所掩盖。过去若干年,出现一批纠偏文章,重新肯定李燮和在辛亥大潮中的历史作用,但似乎也有矫枉过正的嫌疑,过分夸大了陈其美与李燮和的冲突、光复会与同盟会冲突,甚者怀疑李燮和长江下游招讨使的名号也是子虚乌有、兵不厌诈。本文依据相关史料梳理李燮和光复会与陈其美同盟会在上海光复过程中的合作及其后来不同的政治选择,强调他们更多的是合作,是各人政治追求不同,而不是倾轧、冲突与火并。     

关于民国人物研究的若干问题——与李新教授商榷

1985年9月21日,民国史资料协作会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召开了一次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南京大学历史系一位民国史硕士研究生陈红民的毕业论文:《论9.18事变后的胡汉民》。会上发言热烈。主要意见有两种,一种认为胡汉民是旧三民主主义者,以后也没有变化,“9.18”以后,他的政治主张仍作是旧三民主义。另一种意见认为胡汉民“9.18”以后的三项政治主张与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不一样,不能把它看成是旧三民主义。当天下午,李新教授作了总结发言。这个发言后来以《关于民国人物研究的若干问题》     

苏俄、共产国际与陈炯明接触始末

20世纪20年代初,苏俄、共产国际在东方战略的指导下,通过各种渠道在华寻找政治同盟。南方实力派陈炯明资深的革命经历、对新生苏俄的赞美和尊崇、反帝爱国的政治态度曾一度使他成为苏俄、共产国际选择的联合对象。然而事实证明陈炯明并非莫斯科式的革命者,"六一六"事件发生后,陈氏对莫斯科和中共的态度也急转直下,苏俄、共产国际结束了联合陈炯明的尝试,从而转向与孙中山的合作。     

论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地方派系意识

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地方派系意识包括"革命正统"观念、"革命策源地"思想和"均权共治"主张.它是拥有辉煌历史和地位的广东人士在革命和权力的中心地位双重跌落后形成,并因派系斗争而强化.它既包含广东人对革命正统和某种政治理念的维护,又常成为派系斗争的政治资源,对广东及全国局势均产生了较大影响.     

国民党再造派与《再造旬刊》

1928年,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由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之间的权力斗争而分裂出一个既反蒋反汪又反共的政治派别——再造派。它以《再造旬刊》为喉舌,公开阐明其政治主张:拥护胡汉民为国民党最高领袖;反对蒋介石“以军治党”、“以军治政”,力主提高党权,削弱军权,限制蒋为党领导下的军事领袖;排斥汪精卫“左派”,鼓吹“全民革命”,攻击改组派的“农工小资产阶级同盟”理论;叫嚣“反共救党”;对外主张“拒俄”、“联英”、“反日”。     

试论“江西民政长事件”

袁世凯企图削弱南方革命党地方势力和各省都督的职权,要求实现“军民分治”。此主张提出后,革命党人与北洋军阀展开了一场论战。“赣省李烈钧首先通电反对,湘督谭延闾、粤督胡汉民、皖督柏文蔚继之。”袁世凯强令推行,企图迫使李烈钧接受,先后于1912年12月16日和1913年3月11日任命汪瑞闿和赵从蕃为江西民政长。李烈钧领导江西党、政、军、警各界进行了顽强抵制和斗争,并在九江地区调兵遣将加强戒备,与袁世凯武装对峙,几有开衅之势。袁世凯不得不妥协退让,收回成命。李烈钧为革命党人赢得了民国初期革命党与袁世凯斗争中唯一的一次胜利。     

绝地天通与中国政教结构的开端

五帝时代之所以作为中国史的开端,乃是基于如下的意识:作为中国传统的天下政教形态在五帝时代业已开端.它体现在帝与群神的二层级的政治构造上面;这一构造对应于三代王制中的天子与诸侯的共治结构;而在天下型国家成立之后,这一构造又变易为圣与王、君子与君主的共治结构,构成了中国两千年传统政教形态的典范.帝与群神的分工,导致了对民的统治被架置在文化上而不是狭义的政治上,初步展现了中国传统政教将政治镶嵌在文化中的基本精神.     

民国初年广东军政府述略

<正> 从1911年11月中旬到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革命党人在广东建立了革命军政府。这个政权虽然只存在了21个月,却是广东历史上闪烁着民主光芒的重要一页。南京临时政府的夭折,说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尝试失败了,在广东革命党人却成功地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地方政权,南京临时政府未及实施的关于民主政治、发展民族工业、改革社会陋习、实行资产阶级文化教育的政策,在广东一一得到贯彻.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等人为实现孙中山把广东“办成一个模范省”的愿望作出了最大的努力.广东军政府得到时人“远胜于前清,更优先于各省”的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