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无为宇宙图景中的生活意义问题——梁漱溟哲学中的宇宙与人生

梁漱溟将文化视为民族生活的样法,而生活则是事的无尽相续,是活动与过程,而不是实体.生活被视为意欲推动的向上奋进,生活意义不能从目的 论进路加以建构,而在于当下的创造,即对现成性的突破.这意味着从已成之我与昨日世界走向未成之我与新的可能世界,是"生"机、"活"力显现的过程;至于将宇宙人生作为一个整体而寻找其目的 以确立意义的做法恰恰规避了当下的创造,反而滋生生活的意义之惑."生活"作为一种向上的创造,其动力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期被系于意欲,但1950年代以后则被系于理性.理性不同于注重分别的理智,而是在生命要素(如知-情-意、理智-情感等)的平衡力与统一力.理性才是生命之所以具有活力、人之所以能够创造文化宇宙的根本.在以"上帝之死"为背景的虚无时代,如何建构生活意义已成为现代人最大的"生存之惑",而梁漱溟的哲学则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某种来自中国文化的思路.     

试论音乐作品创作中的情感表现

音乐作品在艺术的表达上突出"以情感人",情感表现的主要美学与艺术学特征是1."乐中之情"源于"心中之情".音乐艺术源于生活,是人在社会实践中,在认识、改造世界的日常生活以及人际交往中所产生和发展而来的.音乐艺术是针对心情的艺术,用音乐来表现人的心理活动,表现人的内心世界的情感状态,如鱼得水.2."乐中之情"是"心中之情"水中倒影.就情而言,"乐中之情"与"心中之情"是一致的又是相互依托的."心中之情"存在于现实生活人的心中,而"乐中之情"存在于音乐作品的音响织体中.同时,"乐中之情"是通过音乐对人的心理活动的模仿、对人的情感心态的模仿来表达作者的"心中之情".3."乐中之情"较"心中之情"更高、更美、更强烈、更震人心魄.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乐中之情"是"心中之情"的提炼、概括、升华和结晶,"乐中之情"更高于"心中之情",前者较后者更集中、更强烈、更典型、更撼人心魄.     

礼乐在梁漱溟的"儒学宗教功能论"中的地位

梁漱溟在讨论中国文化问题时,曾经提出"以道德代宗教".而礼乐是道德之所以能够取代宗教的关键:儒家通过礼乐"上契天道"为其世俗的伦理道德提供了一个形上的依据,而礼乐通过特定场景的设定能够提供类似宗教的终极境域并在这个境域中得到类似宗教的情感体会.     

从人心概念看梁漱溟对人生问题的最终解答

"人心"是梁漱溟晚年著作《人心与人生》中的核心概念。在这部书中,他重新梳理了自己早期的思想,将理智与直觉的"二分法"改造为了理智、理性和本能的"三分法"。在此基础上,他将"人心"的功能与其心理学三分法相比附,并以人心去参悟"宇宙之大生命"。梁漱溟这一做法的终极目的,是解决人应该以何种态度生活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才是真正能够通达宇宙大生命的哲学,儒家生活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生活。     

梁漱溟民主观的演进及其特征——基于梁氏思想转变过程的历史性考察(1906-1949)

梁漱溟自言一生关切两个密不可分的问题: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他对人生问题的追问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即重事功、遁空门及归儒学;与之相对,在思考社会问题上,梁基本保持了一以贯之的态度,即寻求建立一种适合中国文化特质与社会结构的现代公共生活。从历史发展过程上讲,梁漱溟对民主的认知始于其思想历程的第一阶段,在第二阶段中暂时回避讨论民主,第三阶段则重新回顾民主的内涵与价值,反思其对中国社会进步之意义。就逻辑发展脉络而言,弃事功而遁空门与出佛家而归儒学的两次思想转变造就了他能够在文化比较的思路中观照现代公共生活并对民主政治给出独特的儒学式理论诠释。     

道德为"生命的和谐"——论梁漱溟的道德思想

梁漱溟从生命与道德之相互关系的角度探讨道德问题,把道德界定为"生命的和谐,人生的艺术".梁氏不但诠释了道德主体的自觉性,还论证了道德的群体性──道德义务的问题.他区分了"道德之俗"与"道德之真"的不同道德境界:一时一地的道德只是世俗的道德,而以人性为根据、体现生命本性的方为"道德之真".为中国伦理学说提供了鲜活的思想.     

文化改造——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着眼点

本文通过对梁漱溟文化思想的剖析,指出梁漱溟把人生、中国问题之解决求之于文化改造.在梁漱溟文化改造设计中,他主观上追求阐发中国固有精神、吸收西洋文化长处,但由于梁漱溟文化思想中一系列无法自解的矛盾,最终无论是阐发中国固有精神,还是吸收西洋文化长处都陷入困境.     

论儒家的"推扩"思想

"推扩"的思想贯穿于儒家的道德、情感、知识、天道等各个领域,具体体现在德性的彰显;情感上的理解、同情与反省;求知的格物致知精神;以用显体、上达天道等方面.推扩给儒学提供了合理的方法论依据.推扩本身的根据乃在于"吾道一以贯之"之"一",也即"千人一情"、"万物一理".     

近代中国政治建设的困境与出路:以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为核心

梁漱溟在思考中国政治建设问题时,反复提到"政治无办法"、"政治消极无力"、"缺乏政治"等。团体生活的发达程度决定了国家政治建设水平,而中国由于缺乏团体生活、阶级对抗,国家无法对社会实现有效控制,这是中国政治建设的一大困境。继而,梁漱溟以新儒学的思考方式提出搞乡村组织建设,寻求解决方案。然而,梁氏观念里的团体生活与今天意义上的公共生活之间还存在不小的差别,在公共生活与政治建设的关系问题上必须重新进行反思,进而对近代中国政治建设面临的困境和可能的破解方案做出恰当的评估。     

先秦时期的"情"义辨析——兼论"情"的文化意蕴

"情"本字是"青"字,而"青"的显现含义奠定了"情"成为人性之真实表现的基调.先秦时期的"情"共有四种基本含义其初始义是"质实"义,后发展为"情实"义.随着人类自觉意识的觉醒,"情"的内涵扩展为"情欲"义和"情感"义.而且,"情"的"情实""情欲""情感"等含义皆根源于"质实"之"真".而且"情欲""情感"在继承"质实"之"真"的基础上,又被赋予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构建"意义世界"的根源动力.     

《古诗十九首》“末世情怀”的书写范式及其影响

《古诗十九首》以其极高的艺术成就被刘勰赞誉为"五言之冠冕",其文采温丽,但诗意悲远;情感真挚,却显苦闷颓废,含有浓烈的"末世情怀"。《古诗十九首》产生于战乱频繁,人民生活流离失所的东汉末年,从6个方面可以看出这些诗歌中所蕴含的"末世情怀",即诗歌书写的时间轴、地点轴、人生短促的感伤、及时行乐的描写、失意人生的痛苦和离散人生与情感失衡。饱含"末世情怀"的《古诗十九首》给了盛世和衰世的中国文人们创作灵感和营养,是中国抒情文学中的瑰宝。     

术数及其在古代儒家思想中的"不在场"--兼求教于朱伯昆先生

术数与中国思想史和哲学思想是有关系的.术数与巫术不同,它是根据阴阳五行思想,对人生和世界的一种较为理性的把握,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不在场".在一定程度上,对儒家本根论和人性二元论的思想起了实证作用.术数指出了个人人生的"有限性".从而使个人能专心于道德修养.同时,术数在其理论和实践中也很注意宣扬其"道德改变命运"的思想.从而成为儒家思想传播的一个载体.     

略论梁漱溟学术思想的逻辑起点

在中国思想史以致世界思想史上,梁漱溟都是一位不得不浓墨重彩提及的人物之一.是梁漱溟创立了新孔学的思想体系,是梁漱溟对柏格森哲学赞赏有加,是梁漱溟提出了西洋、印度、中国"三路向"的文化观,是梁漱溟主张中国的"乡村建设"并实践"乡建教育",是梁漱溟倡导建立"以伦理为本位"的理想社会,等等.     

“情本体”的外推与内推

后现代哲学打破了启蒙理性的牢笼,但终究是否定性、破坏性的;提出以中国传统为依据的"情本体",就是要在它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情本体"外推即政治哲学,提出了"社会性公德"与"宗教性私德"的区分。社会性公德类似于罗尔斯的"重叠共识",但强调它的现代经济基础,以解构传统礼教的政治、伦理、宗教"三合一"。宗教性私德有范导和适当构建社会性道德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两德关系都是今日中国关键问题之一。"情本体"内推即"以审美代宗教"的宗教哲学,它要解决海德格尔的"非本真本己"的异化,也要解决现代人"闲愁最苦"的无聊,即如何活、为什么活、活着怎样(指心境)。人生唯一的真实就是积淀下来的"情",只有对日常生活的珍惜之"情"才可能消化海德格尔的"畏"和"烦"。     

中国式现代化的情感维度

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多侧重宏大叙事和治国策略,呈现“理”多“情”少、重“理”轻“情”、缺乏“人”“情”滋润的状况,容易导致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的内在机理和大众认同内在机制的协调程度不高。从中国文化所蕴含的认知逻辑和认知路径上看,“合情”才趋“合理”,“入情”更易“入理”,“通情”才能“达理”,中国式现代化的情感维度具有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及理论逻辑;深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情感内涵和实践表征,即对历史敬仰之情、对人民敬重之情及对民族担当之情;探索提升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述情力”、系统梳理挖掘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情感资源,有利于拓宽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论域和视角,厚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情感基础,集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伟力。     

儒家"情"的观念的发展及其与佛、道关系

本文在历史的纵向顺序和文化思想的横向坐标两个维度上对先秦至唐儒家"情"论的尚情、性恶情恶、性中有性善情恶、去情复性等发展阶段和不同观点进行了系统地考察,探讨了儒家"情"的概念的发展以及情感在其性情论中的地位.     

中国近代公民教育中的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教育是公民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近代人文主义,是对当时流行的生存竞争、唯科学主义、功利人生观的一种反动,是对美好道德情感、美好和谐人生的呼唤.虽然这种渴望近似乌托邦,但人类不能没有这种希望.因为人生不只有现实的"是",还有价值的"应该".     

“性灵”诗歌的情感内蕴与文学价值探寻

以明代公安三袁为代表的性灵文人,摒弃了传统诗歌创作中的宏大题材和高尚情感,将庸碌人生、琐碎生活、平常心情诗意化,正式确认了人的自然情感及日常情感的诗意价值。这种将日常生活诗意化、审美化的做法,不仅为当时面临困境的明代诗歌探索出了一条发展道路,更在整个中国文学的历史传统中起着完善文学经验、平衡文学生态的重要作用。本文结合性灵诗歌所呈现出的俗情、闲情、艳情等情感类型,对此给予具体分析与阐述。     

重识郑振铎早期文学观中的情感论——对文齐斯德《文学批评原理》的译介与误读

郑振铎的文学观通常被概括为"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本文聚焦于郑振铎1920年代初对文齐斯德<文学批评原理>一书的译介和阐发,分析其早期文学思想中的表现论色彩:以"诉诸情感之力"定义新文学之现代内涵与革命潜能;在对文齐斯德"道德情感"概念的洞见与误读中,强调情感的普遍性,形成"为人生的同情说";在具体的创作实践经验中提倡"血与泪的文学".以现实主义的写作原则落实情感动力学.只有重识郑振铎早期文学思想中强调以情感为中介实现文学社会功利性价值的观点,才能更好地理解他在参与促进新文学现实主义主潮生成中的独特思考与启示价值.     

汉代情感观念的抉择:抒情与持情

在对待情感问题的态度上,汉代乃至在中国古代一直有着两种观点,一种是"抒情"说,另一种就是"持情"说.在汉代随着个体意识的发展,在儒家内部出现了松动,情感因素逐渐凸显出来,逐渐呈现出对"抒情"与"持情"的嗫嚅踯躅和游移不定,并逐渐走向"缘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