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饿乡纪程》到《赤都心史》——试论瞿秋白思想和心灵的发展轨迹

瞿秋白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的经历较为典型地体现了20世纪初激烈变动的中国社会中知识分子心灵苦闷和矛盾心理;二是典型地反映出那个时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灵和思想追求。这种矛盾和苦闷的心理在其早年的文学作品《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中留下了清晰而鲜明的发展轨迹,典型地体现出“后五四启蒙者”新一代知识分子的追求。     

走出知识分子的神话——40年代与90年代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一种考察

“文人无行”是一个持续古今的文学主题,到了20世纪则愈加明显。审视五四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中,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几乎少有正面知识分子的光辉形象,而大多是不光彩的形象,是被讽刺、被挖苦、被调侃的对象。考察这些知识分子形象,40年代和90年代是两个重要的时段,具有对应性的特征。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与生活中的知识分子出现了明显的“错位”,与作家自我形象也显出了极大的反差,个中原因,值得探寻。     

非我与他者:英国文人视野中的中国形象

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从来都不是自在的、客观化的产物,而是自我对“他者”的想象性制作,即按照自我的需求对他者所做的创造性虚构,是形象塑造者自我欲望的投射。就英国文人对中国形象的描述来看,中国始终是作为西方文化的对立面,作为“非我”出现的,在这种非我、他者、异己的意象中,体现的是西方人的价值观。英国人需要中国形象,就像他们需要一个自我超越的地方,在英国文人塑造的中国形象中,体观的是英国人精神生活的真实。     

生存思考中沉重的突围——《狂人日记》与《一地鸡毛》知识分子主体形象比较

“狂人”是第一个有现代人格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启蒙形象。“小林”是当代知识分子反启蒙形象的代表。二者表现出迥异的文化定位与自我认同。在张扬个性同群体意识的冲突中,他们表现出强烈的悲剧色彩与尴尬悖谬,由此演绎出中国知识分子在百年变革的不同时期的文化命运和精神境遇。     

现代小说男性知识分子形象的文学性弱化

男性知识分子是中国文学中的重要描写对象,其形象的晦暗色彩与悲凉基调,由明清小说至现代小说,随着社会变迁与文化发展而逐渐增强。现代小说中男性知识分子形象的文学性弱化主要在体现思想上的怀疑与空想、精神上的苦闷与彷徨、身体上的疲惫与衰弱、身份上的没落与尴尬等四个方面,其产生的原因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知识分子的生存艰难和精神困境以及作家对知识分子责任和使命的探索密切相关。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文学与20世纪30-40年代的左翼文学,其所批评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男性知识分子的精神退化或道德堕落,直接影响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与建国后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知识分子形象的弱化因此而具有了文学性与政治性相互交织的色彩。     

“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精神式微探析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人物众多,但总体上刻画并不成功,真正具有知识分子精神的形象很少。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建国后"一体化"的政治语境和知识分子改造政策有关。在确立无产阶级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中,作家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完全以政治标准代替文学标准,知识分子形象成为一个政治符号,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学"的标本。     

自我主体的归来与流放--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疯癫话语谱系与文化隐喻

疯癫不是一般医学意义上的疾病,也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实在,而是一种历史话语建构。作为一种文化隐喻和意义符号,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又一次经历巨大转换的20世纪80年代,它再次获得了出场机会和言说权力,成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书写自我和社会的文化符码。它的出场及其话语变迁,与中国知识分子对做为个体的自我在巨大社会权力网络中的地位认知和认同紧密相关,与中国社会现代性进程的推进有关。从某种意义上来看,20世纪80年代文学中的疯癫话语史,就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中日近现代小说中知识分子的自我救赎——明治小说与“五四”小说比较

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问题,一般从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和作家主体意识中的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两个层面进行探讨。比较明治小说与"五四"小说考察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的差异。以中国现代小说为参照基准来重新审视日本近代小说中知识分子自我救赎问题,可以发现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在文学观念和文化上的差异。     

论19世纪俄日中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

社会变乱时代,知识分子心中充满了苦闷、寂寞与彷徨。觉醒了却没有方向,勇猛抗争却没有希望,虽疾声呐喊却痛苦无力。这就产生了与整个社会不相融合的“零余者”。这一形象在俄、日、中三国文学中相继得到表达。新文学的“零余者”比日本文学中的“多余人”更能大胆的自我剖析,具有更强烈的反抗精神,但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没有能像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那样表现出一种博大的终极关怀精神,而是无声地消弭于社会现实之中。     

现代知识者形象的焦虑心理表现

论文从心理学角度切入,提出20世纪上半段的现代文学中知识者形象有“集体性焦虑”的突出心理表现,从作品表现、作家自我表述、批评家感触等方面阐述,认为这种集体性焦虑与知识分子作为“边际人”或“过渡人”密切关联,指出对现代知识者形象的集体性焦虑的研究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精神生态视野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

从精神生态视角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属于精神史研究的范畴。从隐喻的意义层面,肺结核、疯癫、阳痿分别构成了20世纪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精神生态的典型病相,通过这些典型病相研究,可以发现20世纪中国社会精神生态的某些特征和侧面:肺结核病在文学作品中的大量出现和写实性病相描写,赋予这种病症一种更为深刻的社会文化思想的本质性内涵,隐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压抑、黑暗、寒冷的社会精神状态;疯癫是一种精神畸变和异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疯颠”,主要有两类:被现存文化秩序“命名”的疯癫和自我“命名”的疯癫即“佯狂”。疯癫作为一种精神畸变,隐喻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封建文化的非人道本质和20世纪中国启蒙思想的悲剧性历史境遇;性与政治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呈现为复杂的逆向关系,大量“阳痿”形象的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极“左”时期专制主义文化中,成为特定历史语境中“乌托邦”政治的同构语。肺结核、疯癫、阳痿,作为“身体政治”,共同建构了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价值走向,以及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态的某种历史真相。     

心怀国家，何关爱情——论建国初的小说对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情趣及其爱情的描写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建国初期的小说在对知识分子的形象塑造上也表现出与现代文学同类小说诸多不同的特征。而随着知识分子被作为有待改造的对象,建国后的小说在主题题材和人物形象塑造的重心等方面都历史地转移到作为新中国的主体——工农兵身上,这种转移造成了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从属于工农兵主体的状况,因此,对知识分子所流出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及爱情的改叙或重写在小说创作中就势在必然而且必要。本着这样的理解,文章将主要从如何描写“小资产阶级”情趣和对爱情叙述的处理两个角度探讨这种不同之处及其背后所呈现的意识形态内涵。     

西域形象的文学表达与建构

西域或古代新疆的形象建构,从本质上来说是政治霸权下的天朝心态和视角.这也导致了文学想象中关于新疆的形象塑造与实际情况存在着差距.在文学话语中,“西域”时而成为“捕风捉影”者的想象,时而成为自我场域中的他者;在文化调适中,因为固有文化的强势,人们往往用自己的文化作为衡量标准,造成了双重文化主义的焦虑与困惑.无论西域(新疆)是一种什么形象,总体来看都是在“我族中心主义”的视角下的一种形象建构,无论是实际体验还是文学想象,大家最终将西域(新疆)建构成为了一个“他者”.     

文温辞丽 意悲境远——情动《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以不可遏抑的笔触集中关注了自然界中生存在繁复冗杂、困厄无休下的人的精神状态,真正以文学的手段展示了一个特定时代中“人学”在文学乃至文化中的主体地位。这种精神式的“回归”或“复位”使得《古诗十九首》在情感体现过程中更加趋于个体、趋于自我。也许正是如此的原因才会成就《古诗十九首》作为预示一个“文学自觉”时代到来的伟大作品。     

略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主流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根据解放区文学经验建立文学审美态度的同一性 ,从而赋予全社会一种新的文学眼光和审美情趣。这时期文学批评的聚焦点在于文学的政治目的、政治功利及其相应的作家创作中的合法性。这种一体化批评格局主要是通过批判文学创作中的“个人主义” ,并通过作家的自我否定和创作上的“反精英”倾向而完成的。确信人的力量可以主宰全部历史发展 ,并以此督促文学不断创造出作为无产阶级文化代表的完美的“新人”形象 ,是“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傲慢与偏见。在此意义上 ,对“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研究 ,指向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中“左”倾文艺思潮和文化观念的反思与检讨     

形象科学与文化自觉: 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参照

形象是和人类的文明相伴生的,故文化是形象的“质素”。中国传统文化是围绕“人”在形象的发生发展中生成的。其间经历了从“图腾形象”到“宗法形象”再到“非神圣形象”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的对立和为消弭这种对立的努力,既构成了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又是文化自我分裂的原因。但文化必然要在形象的发生发展中不断扬弃和升华。认识到这一点,有利于我们把握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说老实话”的三种艺术境界——聂华苓长篇小说漫论

聂华苓的三部长篇小说紧密地联系自己生命道路的完满发展,通过“自然——裂变——回归”这三种境界,以浓郁的文化气氛,真实地展现一个文学和人生的理想发展过程;展现当代华人知识分子、特别是女性知识分子挣扎奋进的心路历程及其可歌可泣的感情史、灵魂史,从而鲜明体现出当代文学世界化趋势及其内在演变的多样化独创风姿;这一切都为当代华人文学增添了一种极难得的恢弘的豪爽之气。这些,可以说都是作者奉行“说老实话”创作宗旨的不同凡响的表现。聂华苓其人其作的感情、气质和境界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文化和美学启示,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形象学的文化转向

比较文学形象学一直就与文化问题有关,形象学所研究的对象就是一国文学中所描绘的他国形象。因此,被描绘的异国形象就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形象,而更是一个文化形象,代表着一个国家(描绘者)对另一个国家(被描绘者)的看法与态度。同时,每一个被描绘的国家也都有许多个侧面,选择另一个侧面来代表这个国家也不仅仅是文学问题。还有,为什么这样选择的背后,一定也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原因造成的。因此,比较文学形象学总是与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心理学等多种学科处于相互关联的状态中。研究一国文学中的他国形象,少不了要考察如下相关的问…     

试论周作人的新诗创作理论

“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场伟大而深刻的革命。这场文学运动由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共同组成的统一战线,对封建文学展开激烈的斗争而且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周作人就是这个统一战线之中一员。在“五四”时期,他与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一道,站在反封建的前列,高举起“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旗帜,向着封建文化营垒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并对新文学的建立和发展、包括新诗的创作和理论研究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因而成为     

文学的困境及文化研究的批判性本质

在很大程度上,文学地位日益的边缘化以及文学研究日益体制化,是文化研究日益突显、并最终浮出水面的重要因素,后工业时代文学所面临的困境使得文学与当下生活越来越疏离,这促使了人文知识分子一分为二为人文技术型和人文批判型,文学批判功能的分离、剥落使得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一时显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于是他们纷纷投向文化研究,因为文化研究这块学术“庄园”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大显身手的场所,这使得文化研究自然地具备了批判性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