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辨析

关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以往的教科书上都讲是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近百年来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证实,这种提法是不科学的。所谓“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并不是游牧与农业的分离,而是人类从攫取经济——采集和渔猎,向生产经济的发展过程。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下,有些部落,原来依靠采集为生向农业发展;而有些以渔猎为主的则向游牧经济发展。恩格斯指出:“游牧部落从其余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     

论游牧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属性

作为生产组织的社会结合方式之一,游牧生产方式曾经是草原地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它对促进草原畜牧业的发展、保护生态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畜牧业中的应用,它逐渐失去了先进生产力的性能而成为中性生产力,与分工、协作一样成为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础。由于受人口、草场面积、产权结构、经济形态、社会组织、农耕等一系列苛刻条件的限制,传统游牧业不可能再现。但现代草原畜牧业则可以利用游牧生产方式的合理内核———轮牧制———有效地保护和利用草场。     

北方草原游牧业经济的发展轨迹与基本经验——人类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伟大成就

北方草原古族经过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同其他人群分离之后,创造了与自然生态存在相适应的游牧生产方式和游牧文化,走过一条大传承小曲折的发展之路。他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取得本质认识的＂天人合一＂观念,深刻反映了人类的生产规模必须与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平衡才能使生产得到适度扩张又不损害自然生态的规律。生产水平发展到不能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而必须扩大生产规模时,人们必须遵照这一规律的要求,以科学的态度对自身和自然资源做＂固本培元＂的工作,改革自己的生产行为和生产模式,提高自然资源、自然生态的质量,使二者的力量对比在新的基础上取得新的平衡。     

关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关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以往的政治、历史教科书上都讲是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近百年来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证实,这种提法是不科学的,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本意的。所谓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并不是游牧与农业的分离,而是人类从攫取经济——采集和渔猎,向生产经济的发展过程。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下,有些部落,原来依靠采集为生的部落向农业发展;而有些以渔猎为主的部落则向游牧经济发展。恩格斯指出:“游牧部落从其余野蛮人群     

正确理解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关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以往的政治、历史教科书上都讲是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近百年来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证实,这种提法是不科学的,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本意的。所谓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并不是游牧与农业的分离,而是人类从攫取经济——采集和渔猎,向生产经济的发展过程。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下,有些部落,     

怎样认识人类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提法,自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中首次出现以后,一直为各种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教程广泛采用。但它的应有之义:“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却越来越被人们所淡忘。我们的教科书和有影响的专家大都认为:所谓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特指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勿庸置疑,本世纪以来的考古成果一再证明了农业文化的久远历史。于是,有如著名的英国学者柴尔德所说:“有许多权威学者,现在认为任在何处,耕种都比饲养家畜出现得早。另外有些,尤其是德国历史学派,则相信当某些人群正开始耕种植物时,旁的人群已在饲养牲畜了。还有很少一些人,则认为在耕种之前,普遍地有一个畜牧生活的阶段”。史学界的这一动向,不能不影响理论界对恩格斯关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规定的再认识。这恐怕是导致“农牧分工”论的一个重要缘由。     

关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管见

目前,有些辞书、教材和论著把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解释为:在原始社会发生的畜牧业和农业的分工。我认为此种说法很不确切,有进行澄清之必要。关于三次社会大分工的理论,恩格斯在《冢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这部著作中作了系统全面的阐述。恩格斯详细地分析了三次社会大分工发生的历史时代、经济条件及其巨大的进步作用。在这些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光辉的关于社会分工历史演变进程的思想中,就包含有对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经典的定义式的说明。恩格斯指出:“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     

远古时代的“草原通道”

考古资料表明 ,欧亚草原是最早沟通东西方的一条通道。早在旧石器时代 ,人类就已经在草原通道上往来迁徙。但旧石器时代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是极其微弱的。从新石器到青铜时代 ,草原通道逐渐成为一条独特的游牧经济带 ,东西方文化通过草原通道进行比较频繁的交流。至迟在公元前2千年代 ,中国北方游牧地区与黑海沿岸之间已经存在着一定的文化交往 ;中国中原地区已经通过草原通道与欧洲的最东部发生了某种文化联系     

定居游牧、草原景观与东蒙社会政治的构建(1950-1980)

清代蒙人的定居游牧只是局部存在,并没有对整个蒙古社会构成影响。从1950年到1980年期间,我国政府推广定居游牧,使蒙古基层社会发生了极大改变。伴随着许多固定建筑物和设施的建设,定居游牧导致了人与畜的相对固定,而人畜固定则为政权网络向下延伸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在清代的蒙旗制度体系中,旗的政权功能简单,基层几乎不存在权力空间;在定居游牧下,苏木政权具有了权力的空间和复杂化的功能。与此同时,蒙古人民的草原利用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从任意游牧,被动地适应草原生态,过渡到人为地改造草原。     

略论古代北方草原民族社会组织之若干特点

古代北方草原各民族的社会组织表现出若干共同的基本特点,即军政合一、划分左右翼和按十进制组编,从匈奴开始,传承不断.军政合一、划分左右翼和按十进制组编也是大多数民族早期历史上社会(军事)组织都曾经有过的现象.农耕民族在日后的发展中,建立了专业化的军事组织,逐渐失去了这些特征和印记,而北方草原民族因与其游牧生产方式相适应,继续保留了具有上述特征的社会组织,在传承中彰显出鲜明特点.     

关于草原考古的几个问题——从库兹米娜《印度－伊朗人的起源》一书谈起

爱莱娜·库兹米娜的著作《印度－伊朗人的起源》以考古学为基础，综合了语言学、文献学、民族学和人种学等大量的相关资料，给读者展示出了公元前2千纪草原地区青铜文化发展的动态画卷。本文对书中的主要成果进行简单的介绍，同时对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和安德罗诺沃的扩张、畜牧文化向游牧文化的转变、草原青铜文化的绝对年代与碳十四测年、印度－伊朗人与吐火罗人四个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     

第一次“城市革命”与社会大分工

长期以来有关城市是三次大分工产物的说法存在误区,城市的产生早于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现,更早于商业从手工业中分离出来。此外在我国学术界盛行的三大分工理论存在一个明显地不足,就在于完全忽略了城乡分工和脑体劳动分工,特别是作为社会管理者——统治集团的脑力劳动贡献在三大分工理论的框架下被忽略了,在人类从野蛮时代进入到文明时代,不仅从事精神文化创造的脑力劳动者所起的作用十分巨大,而且从事社会管理的统治集团所起的作用更是重要。城市革命所带来的城乡分工和脑体劳动分工,较农业从畜牧业中分离出来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更加广泛和深刻,正是这次社会大分工推动了人类社会从野蛮到文明的巨大进步。     

殷王帝辛四征夷方考释

本文据《竹书》的君主纪年研究了殷纣四征夷方的史事：第一次是在纣王4年(公元前1099年),《竹书》、《左传》、《韩非子》、《吕氏春秋》皆有记载;第二次是在纣王10年(公元前1093年),陈梦家的《殷虚卜辞综述》里的"正人方历程"就是此次的甲骨卜辞;第三次是在纣王15年(公元前1088年),以《三代》11.34.1的青铜铭文为据;第四次是在纣王21年(公元前1082年),郭沫若的《卜辞通纂》有此次甲骨卜辞。     

欧亚草原丝路与中国北方游牧文化学术研讨会召开

欧亚草原丝路与中国北方游牧文化学术研讨会召开许秀芳＂九六欧亚草原丝路与中国北方游牧文化学术研讨会＂于１９９６年７月２２日在乌鲁木齐市召开，这是国内阿尔泰学研究方面的一次盛会。阿尔泰学是人文科学领域中的一个跨国学科，它以操阿尔泰语系（包括突厥语族、蒙古...     

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

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和特定范围内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性或同一性,但一旦超出特定范围,二者之间就有不可忽视的质的差异和区别。从文化类型看,草原文化从属于地域文化,而游牧文化则从属于经济文化;从地域分布看,草原文化基本同草原地带的分布相一致,而游牧文化的分布与草原地带的分布则不尽相同;从其起源、形成和发展历程看,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并非一直处于同步发展状态;从其建构特征看,草原文化是一种复合型文化,而游牧文化是一种单一文化。     

草原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蒙古族长调民歌之保护

草原是草原文化物质之根。草原文化生态环境是草原文化得以传承延续的最基本条件。近年来,以蒙古族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正在面临着严重挑战。建设草原文化生态保护区已刻不容缓。2005年,长调民歌成功入选联合国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同时被列为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进行高端保护。在近几年的保护工...     

裕固族民间文学中的女性形象

裕固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畜牧业为生的草原游牧民族。草原文化、游牧文化成为他们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特征。中国的传统性别分工中总是从生理性别上确定女性地位，女性家庭成员常处于男性的从属地位。在裕固族的传统民间文学作品中，弥漫在文学世界中的是一股浓郁的悲剧气氛，女性往往是其中的主题。他们的女性形象是丰富多彩、灼人眼目的，这些女性形象更加充分地体现了裕固族的民族特征和独特的民族心理。     

从分工到现实的世界历史──《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种经济学的现实批判话语

本文第一次从经济学的视域呈现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一条鲜为人知的理论线索,即马克思指出从西欧社会经济发展支出发,以分工为现实起点,批判四种私有制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的历史本质,他以一种不同于以往任何旧哲学的科学实证逻辑,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包含的客观矛盾,以及这种矛盾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马克思1845年抛弃人学异化史观（批判的人本现象学）之后,首次使用的科学批判理论框架。     

柯斯莫《中国前帝国时期的北部边疆》述评

在1999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先秦史》第十三章《中国前帝国时期的北部边疆》中,柯斯莫的以下基本观点值得肯定:一、从欧亚大陆的游牧文化形成于公元前8世纪左右这一大背景来考察中国北方地带的游牧人群出现。二、由于兼营牧羊业和农业的社会群体在中原和游牧区之间充当"缓冲器",所以中国古籍中到公元前4世纪才出现对游牧人的记载。三、中国北方地带是一个众多考古学文化的发生地和多个族团的栖息地。它的游牧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但另一方面,我们对柯斯莫界定的"北方地带"的范围和分期方案有不同的看法,他所臆想的狄人和戎人在北方地带自北向南的大更替、未加具体分析就误判"最早的匈奴式"遗存的做法,以及对战国以前北方地带主体居民为东亚蒙古人种的忽视,都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柯斯莫对外贝加尔和蒙古东部地区的独特文化注意不够,而且只谈自西向东的文化影响是有片面性的。     

关于“头一次大規模的社会分工”问题——与杨向奎先生商榷

讀了文史哲一九五六年第十二期上刊登的楊向奎先生:“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学習筆記一文以后,得到不少的啓發。但其中关于头一次大規模的社会分工问题,我有一些不同的意見,特提出來与楊向奎先生商榷,并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楊向奎先生說:“现在流行的政治經济学,社会發展史或者是原始社会史,全说第一次社会分工是游牧部落从農業部落分化出來,使正常的交換有可能,因而發生了社会第一次分工”,但是楊向奎先生認为:“这种说法,根据恩格斯的著作看來是講不通的。”他說:“‘其余的野蛮人’,也只能是还没有达到这个階段(指游牧階段——濤按)的一些部落”“‘没有畜群的部落’不能理解为農業部落,只能說是比游牧更低一级的生產階段,……比游牧更低一級的生產階段也驯养动物和种植谷物,但他們不可能有‘大規模畜群底形成’。游牧部落是更發达了的畜牧社会,他們和其余部落不同,他們有大量畜群,他們可以拿出多余的資料从事交換,因而他們和其余部落区別开,也就是社会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