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时期钱玄同思想转变探因

在《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后,钱玄同迅速从原先的国粹主义立场转变为全盘的反传统主义。考察这一时期钱玄同的日记、书信和公开发表的文章,可以发现有三方面的原因推动他走向了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即他对今文经学古经辨伪之学的崇信,对无政府主义重新产生兴趣,以及和鲁迅之间频繁而密切的思想交流。而在《新青年》同人的思想分歧公开化之后,尤其是在五四运动将政治革命提上议程之后,他出于对革命势将造成的破坏性后果的忧虑,又转向了保守的“各人自扫门前雪”主义。钱玄同前后思想的反复变化暴露了一种思想上的无根状态,这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一种有代表性的精神特征。     

鲁迅"和气的金面"——解析鲁迅笔下的牛意象

鲁迅很喜爱牛,他常常以牛自喻自称.作为鲁迅笔下重要的一种动物意象,牛最能显现鲁迅精神中"和气的金面",更多地凝聚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这与狼、猫头鹰、蛇等意象体现出的鲁迅之"战斗的愤怒相",共同构成了鲁迅精神人格中最基本的两个方面.只有把二者统一起来,我们才有可能达到对鲁迅人格精神的全面和完整的理解.     

"林中路"上的精神相遇--在鲁迅的"庸众"与海德格尔的"常人"之间

鲁迅与海德格尔分处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语境,但是,他们都是沿着克尔凯郭尔开凿的精神隧道不断前行的生活勘探者.在他们之间虽然不存在直接的影响关系,但是,由于他们拥有共同的影响源而相遇在"思"的"林中路"上."个一群"的对立性并置是鲁迅"思想原点"和"精神本体"的支点,他对"庸众"的认知与海德格尔对"常人"的哲思存在着许多可供比较阐发之处,这种比较阐发研究可以加深对鲁迅思想深广度的了解.     

延安时期的"鲁迅"

延安时期的"鲁迅"是透视延安文化历史形成和延安文人思想变迁的窗口,这一时期主要存在着两种鲁迅观.延安文人认为"鲁迅精神就是揭露黑暗追求真理,不怕孤独,即彻底的反封建的革命的民主主义精神和批判国民性的现实主义精神",并将自我对"鲁迅精神"的体认融入到了自己的文学实践中.而中共领导人则更侧重从政治的需要来阐释鲁迅,使得鲁迅逐步被意识形态化,并且通过标举鲁迅的旗帜团结文人以及规训他们的话语方式.     

"鲁迅与浙东文化"论纲(二)

"鲁迅与浙东文化"这一研究课题,是着眼于鲁迅一生与故乡文化的联系来探讨他与中国民族文化及其近现代以来的发展的整体关系.近十余年的"传统文化热"(或称"国学热"),带来我们对鲁迅愈益严重的隔膜、琉离以致对立,在这种对立情绪中所从事的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他的故乡文化联系的研究,是有悖于鲁迅的精神世界与民族文化在整体上特有的联系方式和内涵的.鲁迅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批判表现出对民族"固有之血脉"的追寻和发展,建立在他与浙东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刻联系之上--"鲁迅与浙东文化"的研究,就是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追问和思考.笔者梳理了浙东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衍变,在此基础上,阐释了鲁迅对此的体认和追寻建立在他与故乡文化的"血缘与地缘"关系之上,是在他主体意识参与下通过"复活-认同"、"深化-辩异"、"升华-消解"实现的.     

由“带刺的蔷薇”到“无刺的玫瑰”——鲁迅逝世后四十年“工具化”考论

鲁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作为优秀的启蒙主义知识分子,他的遗产本应对知识分子社会批判意识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可是政治势力对鲁迅的争夺致使继承鲁迅精神的知识分子屡遭厄运,最后不得不全部败下阵来。于是,鲁迅就成了政治家可以任意涂抹的雕像,使鲁迅一步步变成了政治的守护神,鲁迅被意识形态工具化了。     

学习鲁迅 宣传鲁迅——学习江泽民同志在纪念鲁迅诞辰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于万和鲁迅爱国主义精神的几个特点鲁迅生活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历史年代。他亲历过愈益严重的丧权辱国、山河破碎的民族屈辱,及与之结伴相随的“寒凝大地”、“万家墨面”,百姓流离、生灵涂炭的黑暗统治;另一方面,他又目睹或参与了自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北伐大革命以及反对国民党反革命围剿、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与革新、革命斗争。鲁迅正     

鲁迅"曲笔"索解

鲁迅曲笔的形成 ,受我国史学和美学传统的影响 ,但更受制于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鲁迅运用曲笔 ,既是自觉的 ,又是被迫的 ,他把曲笔作为对敌斗争的一种武器。研究鲁迅的曲笔 ,不是要学习鲁迅的隐晦曲折 ,而是要学习他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继承我国优良的文学传统 ,克服文学创作中的平板、直露和肤浅 ,不断丰富文学创作的表现手法     

鲁迅"现代中国的圣人"解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最为伟大的开创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作为圣人,鲁迅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历史层面上,即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新方向,建构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基本精神.其次体现在现实意义层面上,即鲁迅的人格、精神和思想仍然是我们今天最为珍贵的财富,是我们思想的不竭源泉和动力.鲁迅精神在本质上具有开放性.在巨大的创造性上,在建构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体制上,在无尽的言说上,鲁迅具有不可超越性.     

钱理群新世纪十年鲁迅研究述评

在退休后的近十年中,钱理群对"社会的鲁迅"与"真的知识阶级"有了更多的认识,并将其作为阐释重点。同时,他一如既往地坚持启蒙主义与民间立场,"沉入于国民"中,传播普及鲁迅精神。由于启蒙主义本身的局限与特殊时代背景的限制,钱理群的启蒙工作注定收效甚微。然而,其启蒙行为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     

彼与此:新文学发生时的语境关联

从留美学生群体及《留美学生季报》上的文学讨论看,哈佛大学的留学生与新文化运动是疏离的。《论新文化运动》是留学生中攻击新文学运动最为激烈,也是最具有颠覆意义的一篇,并同时引发出新人文主义与实验主义的矛盾冲突。面对新文化运动领导人物的话语霸权,梅光迪、吴宓等陷入了“落伍”和“保守”的困境。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文化的强化,鲁迅、茅盾的批评话语更具话语霸权性。     

旗手与“恶少”的冲突——也谈鲁迅与施蛰存的交锋

鲁迅与施蛰存的论争 ,决不是鲁迅与施个人过不去 ,而表明了鲁迅对穿西装的复古派保持着应有的警觉 ,是事关新文学健康发展的问题。鲁迅作为旗手在护卫新文学 ,施蛰存则有些意气用事。以往的论述对鲁迅与施蛰存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显然欠妥。     

《伤逝》的多重主题

《伤逝》是鲁迅虚构最多的小说,也因此造成了它主题的多样化和阐释空间的丰富性。鲁迅这一作品中,以爱情为独特视角,探讨他作品中一以贯之的"伤逝"、"新生"和"孤独者抗争"的主题。他以一种冷静的态度对五四启蒙运动作出深刻反思,写出了知识分子的孤独和彷徨以及走向新生的虚妄。     

鲁迅与巴蜀文化

鲁迅对巴蜀文化给予过强烈关注,将《蜀碧》视为“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的著作”,并直接体现在对国民性的思考中。又在邹容《革命军》关于国民奴隶劣根性的批判中,找到了最锐利的思想武器。他对“五四”青年时期巴蜀作家群给予了充分地评说,并且大量编选巴蜀青年作家的作品。对巴金、沙汀、艾芜、周文等巴蜀现代作家给予过热情扶持。现代巴蜀作家沾泽于鲁迅甚多,他们对“鲁学”的建立,也贡献颇大。吴虞、郭沫若、敬隐渔等对“鲁迅学”的建构,都作出过开创性的贡献。     

从《我的中国世界》看赛珍珠与中国文化的隔膜

以赛珍珠的《我的中国世界》为例,从赛珍珠与鲁迅,赛珍珠看汉人与满人之关系,赛珍珠看中国传统教育,赛珍珠看"五四青年"及"五四新文学运动",赛珍珠看中国女性解放五个方面对赛珍珠与中国文化的隔膜进行了探讨。认为,与同时期的中国女性作家相比较,鲁迅所言"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有它的合理性。     

历史语境下的文化选择——鲁迅与宋玉关系研究

作为五四反传统战斗中的主将,鲁迅曾激烈地抨击过一大批传统文人。他对宋玉评价的背景和原因,他们文体特征背后所体现的审美特征,他们的文本中对秋的描写所蕴含的浓重的悲感和苍凉,表现了鲁迅与传统文化复杂的联系。     

论早期新文化运动对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

早期新文化运动对五四运动的思想影响不仅表现在人权至上,人格独立等民主主义观念上,还表现在改造国民性所激起的民族主义思潮上。另外,新文化运动中的教育改革为五四运动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新文化运动也为五四运动准备了一批鼓动者和骨干。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关系探源

五四运动既是思想文化上的启蒙运动,也是救亡爱国运动。梁启超与五四运动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倡导“新民”学说和“文界革命”,反省传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对五四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游历欧洲的梁启超以私人身份旁听巴黎和会,维护中国权益,及时将巴黎和会损害中国主权的消息传到国内,点燃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线。虽然梁启超晚年思想渐趋保守,但他仍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个性独立、民主自由、科学精神、道德革命表示赞许,他是新文化运动的辩护者而非敌对者。欧游归国后,梁启超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的意义,希望五四运动变外交的国民运动为内政的国民运动,建议青年致力于文化运动以光大五四运动的价值。同时对五四运动中科学万能论、科学口号化等缺点进行了反思。     

亨利·劳森与鲁迅作品中的民族意识比较研究

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文学奠基人亨利·劳森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鲁迅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澳中两国不可或缺的民族主义作家,他们在作品中以不同的形式强调民族意识的唤醒。本文选取两位作家的部分经典作品,从亨利·劳森的正面描写手法和鲁迅的反面描述方式表达民族意识出发,从时代背景、社会描述和人物塑造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研究,探讨二者在民族意识表达上的异同。       

对“文学性”与“绘画性”的探究——以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版画运动”为例

中国绘画史的发展已经证明,"文学性"对绘画的创作与发展一直存在着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基于叙事、描述、想象、虚构、隐喻等文学模式的"文学性"与基于技术、材料、形式,非预设性、直觉、无意识、即兴想象等范畴的"绘画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一差异不仅是作为门类的"文学"与"绘画"之间的最大差异,而且是绘画借助"文学性"这一文学表达模式的优势来发展自身的重要手段。该文从文学与绘画的潜在关系入手,从"文学性"向绘画领域的蔓延,科学认识"文学性"和"绘画性"这两个"种差"对于界定文学与绘画本质的意义,"文学性"与"绘画性"在中外绘画史上的相互博弈现象,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版画运动"融两者之长的探索价值以及对当下绘画创作的启示诸方面来对这一问题展开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