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琼瑶电影的中国性与台湾图像

琼瑶电影对台湾电影史的影响一直未被评论界给予充分的肯定。在华语电影研究中,研究者对台湾电影史的关注点往往也是从早期的台语片、健康写实主义电影直接跳到台湾新电影,忽略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创造票房奇迹的琼瑶文艺片。事实上,琼瑶电影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有助于台湾电影开辟富有特色的文艺片类型,并继承了自中国电影诞生以来不断发展的通俗文化色彩浓重的商业电影传统;同时,琼瑶电影还运用通俗情节剧的模式演绎了中国的传统伦理观念,并在社会中产生教化、抚慰的作用。追溯中国电影的发展历史,将通俗剧模式与中国的道德伦理、政治问题、文化反思等联系在一起,一直是中国电影历来的传统。琼瑶电影对通俗情节剧模式的运用,不仅表明了它与中国电影传统的深厚渊源,也表明了它与中国文化传统血浓于水的关系。另外,琼瑶电影在表现爱情王国的浪漫时,也折射了一个时代的台湾图像。琼瑶电影在台湾影史上共掀起了两次为时较长的观影热潮,在这先后两个时期里,影片的故事背景、人物关系、情节设置等方面也相应地有着一定的变化,这也反映出了台湾社会的时代变迁和台湾民众在思想观念上的转变。     

论中国伦理情节剧电影艺术的创新与发展--以郑正秋、蔡楚生和谢晋的作品为例析

中国电影在20世纪20～30年代以郑正秋等为代表的家庭/伦理情节剧,30～40年代以蔡楚生为代表的社会/伦理情节剧,以及60～80年代以谢晋为代表的政治/伦理情节剧,都善于围绕伦理教化的社会目的,编演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而在突出浓情化的伦理意识,塑造道德化的类型人物,运用流畅而透明的视听修辞等大众化艺术特征方面得到了不断的创新与发展,体现了雅俗共赏的审美境界.     

向中国电影致敬

电影作为一种技术,是一种舶来品。但是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和文化表达形式,却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的五千年文明之中。从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到风靡中国早期电影的家庭情节剧和神怪武侠片,无不深深烙上了中国文化的痕迹(尽管人们对神怪武侠片的积极和消极的文化意义可能会有争论,但是它和中国文化的紧密联系却是毋庸置疑的)。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电影也成为对内塑造文化认同,对外展示民族形象的重要手段。在2005年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之际,世界上许多关注中国的朋友也把目光投向中国电影,希望通过中国电影来增进对中国历史、社会、文化…     

中西英雄史诗电影的英雄叙事比较——以《嘎达梅林》和《角斗士》为例

从中西英雄史诗电影塑造英雄的面向和特征出发,以《嘎达梅林》和《角斗士》为例,比较中西英雄人物形象和叙事模式的异同,可以揭示中西民族精神和文化异同。在英雄人物基本的道义品德、遭遇结局上,中西电影塑造英雄人物的套路是大体一致的,差异在于西方英雄偏于神性和个人化,中国式英雄偏于群体性和超越本己性。     

跨文化语境下的中西电影片名翻译初探——从文化顺应的角度看电影名翻译

本文旨在通过文化顺利理论来探究中西电影名的翻译.采取不同的方法来翻译电影名,不断进行选择和顺应,以求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中达到最大程度的功能时等.     

中国伦理情节剧电影创作的演变轨迹--从郑正秋、蔡楚生到谢晋

中国伦理情节剧电影创作的演变轨迹主要呈现为 20世纪20年代以郑正秋为代表的家庭/伦理情节剧,确立了伦理情节剧娱乐与载道相结合的创作方向;20世纪30～40年以代蔡楚生为代表的社会/伦理情节剧,把社会现实的客观描述与戏剧性的日常故事相结合,体现了对黑暗现实的无情揭露和批判;50～80年代以谢晋为代表的政治/伦理情节剧,主要是通过对政治的反思与传统道德的重置,表达了对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的历史评判.     

中西艺术审美比较刍议

艺术研究期待拓宽视野和运用新方法。本文摆脱了将中西方艺术作为两个互不相关的系统来加以介绍的模式,用新的视角审视中西艺术创作的思维特点,着重论述了中西艺术审美文化特征之异同。     

从新中国电影到中国新电影的历史转型

文章以1949年—2000年的中国电影发展历史为线索,考察各个时期电影的时代面貌、文化特征和修辞系统,勾画了新中国电影从一元化的政治电影模式、多元化的艺术电影模式向大众化的产业电影模式的转换过程。文章认为,新中国电影的概念将被中国新电影所代替,成为新的社会目标和组成部分,不仅为这一目标提供文化想象,而且也提供新经济生长点。     

电影《孤味》:东方家庭的情感伦理反思

电影《孤味》通过一个家庭三代人之间的情感冲突,揭示中西伦理观念碰撞与融合。电影从式微父权入手,塑造父位缺席下的家庭女性群像,以家庭成员之间的体谅和解,展示了中西伦理对话与和谐共融的可能。在角色塑造上,影片弱化了男性角色,以反传统的母亲形象强调女性主体地位的回归,为女性演绎自我创造一个更广阔的舞台空间。在中西家庭文化不断相互浸润的当下,展现传统“家文化”在现代的传承与重新诠释。     

比较文学视野下的华语电影诗学的整体建构

由于研究方法的局限,近30年的华语电影研究存在主体性和审美性的不足。因而,华语电影诗学应坚持以审美为中心,从美学、文化和产业跨学科比较研究的角度对华语电影的独特类型、主题模式、文化传统、身份意识、审美传统、产业模式等进行总体的和整体的研究。因为存在迎合西方、片面追求票房和偏重散点运作等方面的问题,华语电影产业进军海外市场并不理想。我们应立足华语社群,重点发掘泛亚电影市场;积极培育产业链;成立“华语电影产业集群”。讨论李安等的武侠电影的成功之处,是一个关乎全球化时代华语电影发展的重要问题。《卧》等影片成功的一个关键在于叙事策略的转变。它们不再满足于刀光剑影生活的奇观化呈现,而是通过叙事主旨的“去江湖化”、叙事方式的个性化和叙事内容的人文化,策动了一场华语武侠电影叙事策略的变革。     

新时期谢晋通俗剧电影中的空间性与主体性

通过对中国社会文化秩序中重要的象征区分在古典小说、戏剧、批评话语和通俗剧电影叙事中的具体体现以及这些象征区分和表述在社会主体构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进行探讨,我们可以对谢晋新时期通俗剧电影中观影主体的文本建构所涉及的中国社会结构中复杂的社会关系在一系列广受观众欢迎的电影文本中的空间置换、价值和意义转变进行深入的分析。通过社会文化和政治空间分析的方法来厘清谢晋新时期通俗剧叙事与中国传统通俗剧叙事范式和特定时代政治化通俗剧叙事范式之间复杂的互文关系,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谢晋新时期通俗剧电影在促进社会政治文化转型中所起的作用。论文重点分析了谢晋对以阴阳、虚实、二元对立结构为特点的中国叙事范式的运用,他对敏感的政治话题和个人政治身份问题的通俗剧式的表述和他运用镜头语言和场面调度对男女主人公社会关系和政治身份进行重新界定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文化功能。这种政治身份的重新界定是在两种主导性通俗剧叙事范式之间基于伦理政治的复杂而又有限的话语空间中运作的。不同的文化和政治空间符码不仅为女性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与主导性权力机构进行政治协商提供语义参照系和叙事表意模式,而且在调解社会矛盾、化解政治和意识形态危机、促进社会政治文化转型和构建新型观影主体方面均起到了重大作用。     

谢晋:中国电影黄金时代的艺术高峰

作为中国电影第三代导演的代表,谢晋取得了杰出的艺术成就.谢晋电影创作的三个阶段均有其代表性的作品,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影片体现了中国电影伦理情节剧传统的最高成就.这一传统采用现实主义电影叙事手段,用戏剧性、典型化的方法基本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编制故事.从<孤儿救祖记>、<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到谢晋的电影,都体现了这一被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电影传统.谢晋电影在其发展的第一阶段有如下特点:其主人公基本上都是女性,且其起点比较低.这个女性从家庭里跑出来,成为孤独无助的人,找不到理想和出路.而就在这个时候,她会遇到一个比她更成熟、更年长的男性.这个男性一般都是革命理想的象征,他会帮助她去克服种种困难,使她从孤独无助的状态中得以解脱,从而渡过危机,超越自我,最后进入到一个革命大家庭当中去.在谢晋电影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其影片的故事模式发生了变化,往往是某个男性主人公被冤屈,被打成"右派",或被流放,受到社会排斥;最后影片中最漂亮、最善良的女人却喜欢上这个被排斥的男人,最终用家的温暖、用女性的温暖和情感的温暖去抚慰他被集体所排斥时产生的创伤.第三阶段的谢晋电影一直处在一个比较困惑的挣扎状态,而这一阶段同时也伴随着中国电影黄金时代的终结.谢晋电影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期其实已经基本结束,虽然他自己还是非常努力地做了很多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无法真正让电影回到大众生活当中去,因为这个时候不仅仅是谢晋电影,几乎所有的电影都没有观众,所以这个时期他逐渐退出了电影的中心舞台.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永远都是高峰,但谢晋电影在两个时代都是高峰.从1949年到1976年,他是那个时代电影的杰出代表之一.如果说有的艺术家是超前时代的话,那么谢晋就是一个时代的集大成者.他更多地把传统、西方、当代结合到一起,一直保持和时代同步,成为中国主流电影30年的代表.谢晋是谢晋时代的高峰,而且也是中国电影黄金时代不可逾越的经典大师.     

中西方文化差异在电影《喜宴》中的反映

通过分析李安的早期作品《喜宴》中反映中西方文化冲突的情节，剖析其潜在的文化背景因素，即中国人的孝道、家庭伦理观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家庭伦理观；中国相对传统保守的文化特征与西方多元开放的文化特征；以及在解决同性恋事实与传统中国式婚姻的矛盾时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的“中庸”处世哲学。通过分析得出结论，观看反映中西方文化特征的影片是了解、学习不同民族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有效途径。     

“边缘”与“边缘”的对话—中西方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研究比较

中西方女性主义电影批评都处在学界的边缘, 但是此“边缘”非彼“边缘”, 西方与中国的女性主义电影批评在各自产生的文化历史语境、关注的内容和使用的理论、所处的地位和产生的影响方面均有着极大的差别。本文通过对中西方女性主义电影研究的比较, 希望能够增进彼此的了解、交流, 尤其是希望借此研究能让中国女性主义电影研究者认识差异、从西方的理论中汲取自己需要的营养并结合自己的实际将我国的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研究发展壮大, 走出一条既能展现真实的自我又能与国际接轨的道路。     

从假洋鬼子到旗袍:中国近现代租界与被殖民文化的主体性

不同于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突显西方殖民文化的话语霸权，普拉特“接触区”理论和霍米·巴巴“居间”空间理论都强调了被殖民文化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中国近现代租界就是中西方文化相互交流的“接触区”或“居间”空间。异质文化冲突有不同应对方式，暴力冲突是历史上常见的但并非唯一应对方式。假洋鬼子和旗袍作为租界新型混合性文化的产物，因其双重文化身份成为联结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纽带，为中国本土文化社群所利用，以此强调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通过这种方式，中国本土文化社群将对西方文化的消极文化接受转换为对本土文化的积极文化输出，保持了自身的地位，从而在中西文化之间取得了微妙的平衡，其实质是非暴力的文化抵抗和温和的文化合作。这是中国文化在不平等跨文化交流实践中形成的应对策略，对于拓展后殖民理论和推动新世纪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对于其他非西方后发展国家的文化建设提供“中国方案”，均具有某种范式意义。     

孙瑜:主流中的另类、类型中的作者

清华学子孙瑜是我国早期电影导演中为数不多的接受过正规电影专业教育的佼佼者。在“复兴国片”的旗帜下,孙瑜创造了独具一格的“浪漫写实”的艺术风格和影像风格,在20世纪30年代主流电影思潮中独树一帜,被称为影坛“诗人”。孙瑜的电影创作借鉴了美国好莱坞电影类型片模式,尤其是受到了美国通俗情节剧的影响。但强烈的浪漫主义激情,使得孙瑜的电影创作常常会超越“通俗剧”的一般套路,从而打上孙瑜电影的深深烙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瑜也成为了自己影片的“作者”。同样,尽管他与当时的左翼电影思潮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强烈的浪漫主义激情又使他成为了主流中的另类。新中国成立后,一场对《武训传》的大批判则导致了孙瑜成为彻底的另类,也宣告了“作者”的消亡。     

民族文化的想象与再生产——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花腰新娘》与《寻找刘三姐》的文化诉求

《花腰新娘》与《寻找刘三姐》作为近几年来国内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的代表性作品,吸引了电影界的关注。作为体现少数民族民俗景观的视觉消费文本,其鲜明的文化表征和时代特点为批判性地思考民族文化与电影媒介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可能。具体来说：影片凭借视觉消费编码策略,使观众在视觉符号的体验中完成了对少数民族生活的想象性建构;通过各种文化记忆形式的串联,实现了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挖掘、发现和再生产;少数民族区域美学的尝试性建构,也强化了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归属感,为应对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提供了新思路。     

“天”与“地”概念英汉翻译的跨文化解读

"天"与"地"在中国和西方都与民族起源和创世神话紧密相连,作为一对基本的文化概念,二者拥有丰富且不同的文化内涵。近年,随着跨文化交际的不断发展,以中英文互译为代表的语言交流变得越来越重要。基本文化概念的有效互译不仅增进了中西方之间的理解,也推动了不同文化间的沟通。本文以中国文化以及西方文化为背景,对"天"与"地"在两种文化中的渊源、历史、定义、内涵以及宗教、哲学和文学三个方面的翻译进行了比较,以跨文化研究的视角重新审视二者,讨论这些概念各自代表的社会与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差异,以期为翻译的文化研究及跨文化交际的进一步研究带来启示。     

从电影《刮痧》看中西人权观念的冲突

电影<刮痧>是跨文化交际学中的一个活标本,主要反映中西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冲突,而其中中西人权保护观念的冲突可以说贯穿于该影片的始终,这主要体现在家庭管教孩子、中西医治病疗法、孕妇与胎儿权利等三个方面.然而,该影片结尾同时也说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只要开展积极的交流与对话,克服各种交流障碍,跨文化交际中产生的有关人权的种种矛盾和冲突是可以协调和化解的.     

论中国电影美学的特点与建构

中国电影美学的建设于20世纪80年代初正式起步,并开始逐步拓展。虽然西方电影美学和中国电影美学在很多方面有相同之处,但由于文化背景和美学传统的差异,其不同之处也很明显。因此,中国电影美学的建构不应是西方电影美学的简单移植,而应在学习借鉴之基础上,有机地融入中国文化的元素和中国电影理论的传统,使之能更好地凸显出中国本土文化特色。为此,既要深入探讨电影与现实的审美关系问题,不能忽略中国电影理论工作者关于电影创作中的现实主义问题的学术研究成果;又要从理论上认真总结中国电影创作所积累的各种美学经验,并深入探讨其创作规律。同时,还要认真研究中国电影观众的审美心理和审美需求,把握观众观影时的审美心理变化,分析那些能吸引和打动观众的优秀影片在美学上的成功之处,总结出其中的创作规律,并深入研究电影美感如何在观众（审美主体）和影片（审美客体）的融合统一中产生。随着接受美学的引入,观众的先在结构、期待视野及观众反应批评对电影创作的影响,也都构成了研究的内容。另外,中国电影美学的理论建构一方面需要从域外引进各种基础理论,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立足于中国文化的基础之上,注重从中国文学艺术的美学传统中汲取营养,充分重视已有的理论成果和学术积累,从而使中国电影美学与中国文化中的美学精神有机衔接起来,显示出更浓厚的东方色彩和本土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