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盗窃犯罪既遂标准探析

财产权、人身权是特殊盗窃犯罪侵犯的法益,特殊盗窃犯罪属于行为型的复行为犯。在特殊盗窃犯罪场合,由于犯罪次要客体在刑法保护的法益体系中的重要性重于主要客体,因此,特殊盗窃犯罪既遂应当采用犯罪既遂实质判断标准。在特殊盗窃中,当行为人实施的盗窃行为接触到被害人财物时,行为人的行为即成立特殊盗窃犯罪既遂。     

论大学生盗窃犯罪的成因及预防

大学生犯罪案件的逐年增多引起了诸多教育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的重视。本文立足大学生盗窃犯罪现状,在分析其实施盗窃犯罪成因的基础上,结合高校和大学生实际,构建了一套预防大学生盗窃犯罪的方法。     

论违法性认识错误的罪责效果

行为人对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认识与违法性认识虽具有交叉牵连关系,但两者并不是同一层面的概念,其内容、评价的标准、评价的方法并不相同。评价违法性认识错误的罪责效果应该在考虑行为人对其行为社会危害性认识的前提下进行,传统的归责理论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根据行为人对其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认识以及行为人对其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两个标准,违法性认识错误可在两个层面上进行分类:缺乏社会危害性认识的错误与具有社会危害性认识的错误;可避免的错误与不可避免的错误。以第一层面的错误类型为基点,将第二层面的错误类型与第一层面的错误类型交叉对应,进而综合评判具体的违法性认识错误之罪责效果。     

城市边缘区域盗窃犯罪的现状及控制

调查数据显示,在城市边缘区域,因经济、教育、文化素质不高,环境设施差,以及混合居住的形态等因素,某种程度上带来了盗窃犯罪的高发等社会问题,并且破案率不高。这一问题的管理和控制,需要综合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形成立体交叉管理网络,如建立并完善重点区域的全方位监控装置,科学分布警力,城市化的分期推移,完善户籍登记制度,打造良好的主流文化氛围。综合以上措施,从控制和预防的角度加强管理,进而促进区域的和谐发展。     

论价值认识

价值认识属于价值哲学和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哲学认识论包括事实认识论和价值认识论。价值认识具有不同于事实认识的诸多特点。价值认识是在事实认识的两个阶段即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第三阶段”的认识。价值认识既是人把握价值存在的必要方式，又是沟通人的事实认识与社会实践的中介环节。     

对我国现行盗窃犯罪既遂学说的反思

盗窃犯罪是我国发生率最高的犯罪,严重侵害了我国人民的财产安全和生活安宁。由于盗窃犯罪在实践中形态各异,中外刑法理论界关于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存在着较大的争论,而且目前关于认定盗窃既遂与未遂的理论都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在司法实务中存在着难以适用的问题。以财物的控制方式为突破口,财物的控制方式首先可分为室内控制和室外控制,各又都可以分为随身控制和非随身控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盗窃犯罪的既遂与未遂的标准。     

我国网络盗窃犯罪的立法现状及建议

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使盗窃电子货币、虚拟财产、重要商业信息数据的网络盗窃犯罪越演越烈。我国网络盗窃犯罪立法的滞后、分散、量刑与犯罪后果不匹配等一系列问题,导致现有法律对网络盗窃犯罪的打击和惩戒力度有限,既将司法置于尴尬境地,也间接导致了网络盗窃犯罪行为的高发。加强和完善网络盗窃犯罪立法,应着重从提高立法层级、将网络盗窃犯罪明确入刑、拓展其犯罪主体范围、明晰虚拟财产的法律地位等方面入手。     

论违法性认识与我国犯罪故意的关系

违法性认识是否为故意的内容，在大陆法系国家犯罪理论和我国的刑法理论中都存在不同的论争。在介绍和评述我国关于违法性认识与故意关系的论争的基础上，从我国的犯罪理论的特征进行分析，违法性认识只能是故意的内容，从而说明违法性认识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是和一国的犯罪理论密切相关的。     

错误理论的构造分析——兼论犯罪阶层体系之选择

刑法上的错误是认识错误的简称,错误即主观认识与客观现实之间的不一致。在界定错误的概念之后对错误的分类进行梳理与归纳,可使错误之最直观面呈现出来。因认识错误概指主观之认识偏差,犯罪阶层体系中故意与罪责是主观面的反应,所以,探讨错误理论必须探讨错误与故意和罪责的关系,才能确认在刑法理论上有意义的基本错误类型及其法律效果。     

关于“使用盗窃”行为在网络背景下入罪化的思考

"使用盗窃"行为在传统的刑事立法、司法和刑法理论中,处于争议地带。尽管在大陆法系国家"使用盗窃"多有立法例,但是中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对此加以回避。而网络日益普遍的现实,以及网络空间中违法犯罪的高发态势,导致将网络空间中危害巨大的"非法使用网络资源"的"使用盗窃"行为,加以入罪化,已经迫在眉睫。     

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关系

虽然处分行为是区分盗窃与诈骗的关键性要素,但只需认识到财物外形上的占有转移即可,因而“处分意思不要说”相对合理;三角诈骗与盗窃罪间接正犯的根本区别在于,受骗者是否具有处分他人财产的权限和地位,此应以阵营说为基础,结合社会的一般观念进行判断;盗窃罪与诈骗罪不仅可能形成想象竞合,还可能存在法条竞合,同时符合两罪构成要件时,应以盗窃罪定罪处罚;承认二罪之间存在竞合关系,有助于认识错误和共犯问题的处理。     

网络空间中帮助使用盗窃行为的实行化

网络空间中＂使用盗窃＂行为的普遍化,部分源自于提供犯罪工具等帮助行为的职业化。在＂使用盗窃＂行为无法入罪化的情况下,难以依赖共同犯罪理论来对＂帮助使用盗窃＂的行为加以刑法评价。在＂帮助使用盗窃＂行为的危害性已经远远超过＂使用盗窃＂行为的危害性且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借助《刑法修正案（七）》的法条成就,将＂提供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罪＂的罪状加以改造,来实现＂帮助使用盗窃＂行为的独立入罪化,或许是最佳立法通道。但是,刑事立法的关注重点应当从保护网络管理秩序逐步向保护网络空间中的财产权益转移。     

略论盗窃罪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在大陆法系国家,对盗窃罪的非法占有的目的,有着不同的规定和理解.我国刑法虽未明文规定盗窃罪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理论上通常都认为该罪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主观必备要件.本文拟就盗窃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内涵及必备要件略作探讨.     

抽象绘画的认知与价值内涵

由于大众对抽象绘画难以理解,使抽象艺术遭遇尴尬境地。通过对抽象绘画的概念诠释和特征解读,进一步分析了抽象绘画的形式美感和审美价值的问题,并围绕抽象艺术本身固有的理性思维所带来的科学内涵,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从而为深入理解和认知抽象艺术提供了积极有益的参考和帮助。     

盗窃罪新增行为方式评析

《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对盗窃罪的行为方式的增设凸显了刑法在维护社会秩序、强化对法益的保护方面具有鲜明的功利性色彩,同时,也是刑法理性逐渐趋向边缘化的结果。从司法适用的角度看,有必要对三种新增行为方式作出准确解读。对于入户盗窃和携带凶器盗窃应根据此前的有关司法解释作出相应的阐释;而对于扒窃行为则可以从地点特征和对象特征两个方面加以限制。就犯罪形态而言,盗窃罪依然是结果犯,既要准确解读,也应清醒地看到立法修改中所存在的问题,如罪刑设置均衡性缺损、罪状设置规范性不足以及刑事处罚边界的模糊。     

盗窃罪既未遂界定标准新探--从犯罪目的切入

关于盗窃罪既未遂标准,理论界存在接触说、藏匿说、控制说、转移说、失控说和取得说等学说,然而这些学说均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盗窃罪作为一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故意犯罪,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基本原则,应当以非法占有目的的实现与否作为盗窃罪既遂未遂的区分标准,即当行为人明知是他人数额较大或巨大的财物而加以盗窃,并且在行为展开后其非法占有目的得到完全实现时,构成盗窃罪的既遂;当行为人明知是他人数额较大或巨大的财物而加以盗窃,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实现或未能全面实现其非法占有目的时,构成盗窃罪的未遂。     

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化的价值认知、模式、路径探析

本文从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化的价值认知出发,初步构想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化两种模式,探讨适应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化方式方法的可能性、科学性,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化的特征、突出矛盾等,进而对构建符合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化的有效路径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深化对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的认识

社会主义剩余价值有三个来源:一是全社会劳动者活劳动中的剩余劳动形成的价值,二是过去劳动的无偿服务,主要是前人知识产品的潜在价值转化而来的价值,三是生产力系统效应形成的提升了的价值。社会主义剩余价值大部分归劳动人民所有,但也有一部分被流失、剥削和侵占;必须充分认识和坚决消灭四类腐败现象和四类剥削现象,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剩余价值来源的最大化和分配去向的最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