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书院教育与宋代理学的传播

宋代理学家充分发挥了书院的学术传播功能 ,开创了中国古代学术传播的新阶段。他们使书院在讲学、藏书、祭祀、课程设置、教学管理等方面更加制度化、正规化 ,确定了其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特殊地位。同时 ,书院教育与理学传播的结合 ,极大地拓展了理学的发展空间 ,为理学得到社会各阶层的认可 ,超越其它学派上升为南宋后期乃至明清的官方统治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 ,两者的结合对后世儒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道学文化心态论纲

宋代兴起的理学(道学)是一种新形态的儒学文化,它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哲学思想,而是一种人的具体的文化心理与文化心态.本文把宋代兴起的理学(道学)作为一种文化心态来研究,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揭示理学的兴起,理学的本质,理学作为一种文化心态的特征.     

北宋时期史学研究新潮的兴起及其对理学的引领

理学的兴起是北宋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理学得以兴起的思想文化因素较多,但北宋时期的史学思潮是引领理学思想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己之意见”与“心之同然”——论戴震的“意见”、“理义”说及其意义

自宋至清,程朱理学长期占据正统地位,与官僚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相适应,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科学在中国的兴起.伴随着理学的产生和盛行,反理学的思想也从未间隙,先是出现了王安石的“荆公新学”,陈亮、叶适的事功之学,及李贽的异端思想,后是黄宗羲斥理学为“道学之乡愿”,顾炎武提倡“修己治人之实学”,颜李学派主张功利主义,认为“以义为利,圣贤平正道理也”.与以上反理学思想相比,戴震刚从认识论角度对理学进行了理论上的解剖和批判.从哲学发展的成果看,戴震的批判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     

宋代理学语录的勃兴与传播

以往对于理学教育的研究集中于理学教育思想及书院教育的研究。除这些对宋代理学教育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之外,宋代理学教育发展也与语录体在宋代的勃兴,理学语录的广泛出版有关。宋代理学语录作为理学传播的方式,以其白话性、说理性、教育情境性、补充性等特点促进了理学教育的广泛传播,而宋代教育大众化发展趋势及宋代考试制度的理学化和简易化倾向又为理学语录传播提供实践动力和政策空间。     

略论范仲淹与理学思潮产生的关系

范仲淹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独立的人格意识,彻底涤荡了晚唐五代以来的颓靡士风,开创了一代矫厉奋发、锐励有为的新士风。他对理想人格的不懈追求与振作士风产生的时代影响和理学思潮存在某种内在的关系。简言之,理学的“内圣之道”,即如何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与范仲淹追求的理想人格是极为近似的。此外,范仲淹以易学为中心的哲学思想,为理学的兴起创造了理论条件。     

论寿祝文学"和"的内核

寿祝文学(寿诗寿词),在中国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尤其南宋寿词创作之多,更是被前人质疑.但我们将它还原到民族悠久的文化背景中,会发现它始自原始的祭祀礼仪文化、发展于儒家倡导的中庸和谐的主流思潮,鼎盛于南宋新理学的勃然兴起.从原始祭祀到寿圣寿官再到寿亲寿友,涉及到各个时代各种层次的寿祝活动,寿祝文学的创作也就从一个个细微的角度真实而形象地反映着作者浓厚的生命意识和希冀社会"以和顺天、以和兴邦、以谐安民"的主观意识.     

周代山川祭祀的民本精神与政治功能

周代山川祭祀的民本精神与政治功能张怀通山川祭祀是宗教活动，然而在周代由于民本思想的兴起和王权政治的加强，山川祭祀表现出以下与商代明显不同的特点：浓郁的民本精神与突出的政治功能。对此，本文试作一些探讨，以就教大方。一、周代山川祭祀有浓郁的民本精神周代的...     

祖先与神明之间——清代绩溪司马墓“盗砍案”的历史民族志

在十姓九汪的徽州,汪公是汪姓的祖先,又是徽州的地方土神,是地域之神。在清代道光年间,围绕着徽州绩溪县登源汪公庙庙产和司马墓坟业的讼争,整体性地呈现了地域崇拜、宗族认同、绅权治理、祭祀礼仪、司法实践、风水观念、地权纠纷等要素的多维度历史实践。汪公在徽州既能成为地域之神,在祭祀圈的地域范围内为里社所祭祀;又因徽州十姓九汪,形成一个个地域化村族,在此基础上的联宗组织,祭祀祖先汪华。徽州理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所培养的官绅集团,也为儒学正统化在徽州民间的渗透提供了权力保障。     

综论宋元明时期长江流域的儒学

宋元明时期的主流话语 ,是不同于佛教、道教而又吸取了佛道二教的儒学。此时代的儒学有了新的范式 ,与汉代至唐代的儒学在内容与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别。北宋初期的宋学十分博大 ,中期的宋学即理学 ,理学是宋学的核心。理学随着造道运动的濂、洛、关、新、蜀诸派而大兴。南宋儒学即理学 ,是宋学发展的第三阶段 ,其中有在同一思想框架下运作的不同流派 ,如朱子闽学、胡张湖湘学、陆氏江西学、吕氏婺学和浙江陈叶功利学派等。在宋学特别是理学的发展过程中 ,长江流域孕育了不少卓越的思想家与学者。不少儒学群体在这里崛起。包括朱子学在内的理学的深化与发展 ,得益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学人。理学的兴起是儒家知识人面临政治危机、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 (佛教的挑战 )的一种文化自觉的表现及产物。理学知识分子在民间自由讲学 ,关心百姓疾苦 ,参与社会政事 ,以社会清流维系着世道人心 ,成为活的政治与道德资源。理学把中国文化的精髓保存下来 ,发扬光大 ,并下移到民间社会。元代是理学传播、普及并上升为官方哲学的时代。明代理学沿着朱陆异同问题的讨论而发展、成熟 ,并随着王阳明后学的分化而转向 ,但仍属于儒学内部的自我调整与更化。理学是东亚的精神文明。理学家讨论的本体宇宙论、道德形上学、道德境界、     

理学经世:从《大学》经筵讲义管窥真德秀对朱熹思想的发展

真德秀作为绍续朱子之学的南宋理学大家,学术界在肯定其对朱学护卫、传播之功的同时,大多认为其墨守朱熹成说,无所创建。通过两人《大学》经筵讲义在诠释章节、诠释重心、诠释方式、诠释倾向等方面的比较,可以发现,真德秀尽管在学术上没有突破朱熹的整体理论框架,但在推动理学经世方面多有创见。他将朱熹之学由高谈心性义理导向了经世致用,由理论建构导向了实践践履,由"内圣"导向了"外王",使得朱熹的理学思想以一种更具实践性与应用性的特征而为统治阶层所认同,从而推动了理学的官学化与社会化,并为明清实学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     

北宋理学思潮散论

本文试图从社会思潮的观点出发，对流行的关于北宋理学的理解提出若干不同看法，认为：北宋理学的兴起与唐宋之际的儒学复兴运动紧密关联，其中儒家师道的复兴不容忽视；北宋理学崛起的标志是庆历年间出现的社会思潮，对庆历思潮的意义和地位应有新的认识；从思潮的观点看周敦颐并非北宋理学的开山；王安石“新学”在北宋理学思潮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理学初兴之际，儒家的“外王”取向较之“内圣”追求更甚，北宋政治的变故是改变理学思潮走向的重要原因之一。     

《儒林外史》创作动因的思想史考察

清初兴起的学术批判思潮是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的学术背景,在反理学的内在要求下,吴敬梓完成了<儒林外史>的创作.反理学作为一条明确的思想线索贯穿始终.统摄全篇.吴敬梓反理学思想的形成明显受到顾炎武、黄宗羲和北方颜李学派的影响,从其交游情况来看,对他影响最大的当属程廷祚.     

理学在南宋宁宗朝的境遇

理学的兴起 ,直接关系到当时士大夫阶层的权力再分配 ,拥护者将其推崇为圣贤之学 ,反对者称其矫揉造作 ,沽名钓誉 ,纯属“伪学” ,士林中主理学与反理学两种势力在宁宗时的争斗已臻于白热化的程度 ,韩胄利用取得的政治权力为消弥理学在朝野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 ,积极支持自己的亲信及对理学不满的臣僚对理学家大加政治报复 ,酿成两宋历史上第二次政治文化大清剿。其原因不外二端 ,一是理学的那种绝对不宽容性 ,容易遭受对手的打压 ,二是最高统治者对统治思想的抉择是相当慎重的 ,他们对思想领域中的新东西 ,往往有一种不信任感和恐惧感。因此在发生以争权夺利为实质的人事纠纷时 ,就自然出现统治者和在野思想家之间的对立。     

论魏晋名理学

<正> 一学术界一般认为,名理学是存在于玄学之前,并独立于玄学之外的一个哲学流派,有的学者认为,玄学是名理学的发展;有的学者认为,玄学是对名理学的否定。两派都认为,随着玄学的兴起,名理学衰落了。我们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难以成立,其根本点在于,在魏晋时期名理学不是一个独立的哲学流派,它仅仅是一种理论思维方法,将它独立于玄学之外是没有根据的。下面,我们把在《三国志》和《世说新语》等史书中被称为“善名理”的人物开列如下:     

清初民间理学:以孙奇逢与张履祥为对象的考察

孙奇逢与张履祥都是清初著名的民间理学家,儒学气象分别受到燕赵文化、吴越文化的熏染,展现出侠客精神与书卷气息的不同。在学术宗旨上,张履祥恪守程朱,孙奇逢却先陆后朱,主张和同。张履祥成为民间学者与夷夏之辨思想的关系甚大,孙奇逢却在理论上推动了汉族士大夫与异族新王朝的合作。然而,他们都是实践理学的代表,对推动清初学风转变及民间理学形成作用巨大:张履祥从理论上为民间理学的确立开辟了道路,孙奇逢的讲学活动则对当时学风的实际扭转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宋代私学与理学传播:以书院为中心

宋代私学与理学的结合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私学与理学结合后,逐渐成为理学的主要传播媒介,对私学的传播者、受众、私学的传播途径、内容等方面的考察我们就可以得出这一点.同时,随着理学的逐步正统化,私学--主要是书院也逐步官学化,私学从而与理学传播渐行渐远了.     

东汉五郊迎气祭祀考

东汉五郊迎气祭祀是国家重要的祭祀活动.五郊迎气祭祀是在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日以及立秋前十八天分别对青、赤、白、黑、黄帝的祭祀.这一祭祀是表现国家顺应时气的礼仪活动,具有完备仪式规定.因为东汉国家将顺应时气做为施政的基本方略,因而,五郊迎气祭祀是与当时国家这种施政方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五郊迎气祭祀对东汉国家的施政产生的影响是重大的.     

张栻的《诗经》研究及其诗学思想

张栻没有专门的《诗经》研究专著,但解说《诗经》的文字却大量穿插在其他著述之中。张栻认为,"学《诗》则有以兴起其性情之正",解诗时"其事异故其情异,其情异故其辞异"。作为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自身的理学思想对其《诗经》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过张栻时而也能摆脱理学思想先行的约束,对《诗经》的文学性因素能够有所挖掘。在诗歌创作上,张栻提出了"学者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分别,主张"不可直说破"、"婉而成章"的诗风。     

祭祀礼仪的象征系统及其文学意义

祭祀主要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实用性的.祭器、祭品、服饰、时空、仪节等构成祭祀仪式的重要因素分别具有各自不同的象征含义,个体的、局部的象征共同组成整体的象征系统.祭祀仪式的功能与意义正是在象征意义的形成和表述中得以完成.这些在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中形成的象征意蕴成为几千年祭祀文化发展的核心指向,同时也成为后世文学象征的重要理论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