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一般物价水平由财政政策决定吗?——对FTPL理论的实证检验

传统的货币数量论认为价格水平主要由货币政策决定。但自20世纪90年以来,价格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FTPL)引起了人们对价格决定的重新思考。该理论强调财政政策对于价格水平的影响。如果财政盈余与政府的名义债务是独立的,价格水平由财政政策决定,这种财政制度称为非李嘉图制度;如果价格水平仍由货币政策决定,财政盈余对政府的名义债务做出调整以确保预算约束成立,此为李嘉图制度。本文结合FTPL理论的推论,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对冲击的外生性假定和不同变量顺序下得到的脉冲响应所蕴含的不同经济学前提,对中国1979～2005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李嘉图制度更符合中国实际,物价水平仍然是由货币当局决定,但财政政策对价格也有一定影响。     

我国土地财政的产业抑制效应及其政策启示——基于35个重要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全国35个重要城市2003—2015年面板数据,将农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及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增加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土地财政依赖度作为解释变量,构建跨城市面板模型,以探究土地财政的产业抑制效应,并对实证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内生性与地区异质性检验。研究结果发现:(1)土地财政依赖度对农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增加值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且该估计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表明土地财政有显著的产业抑制效应。(2)运用工具变量法对实证结果进行内生性检验发现,土地财政的产业抑制效应仍然显著存在,且克服内生性因素后,抑制效应均得到了明显加强;考察地区异质性表现时发现,土地财政的产业抑制效应存在地区异质性,主要表现在西部地区只在服务业方面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而在农业和工业方面却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3)从控制变量来看,无论是稳健性检验、内生性检验还是地区异质性检验,工资水平、物流发展水平均对产业发展有积极的促进效应;政府规模在西部地区对农业和工业有正向影响效应,但过大的政府规模不利于三大产业的快速发展。     

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再检验

本文利用1979～200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修正偏误的虚拟变量最小二乘估计方法,重新检验了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发现,在分税制实施前,财政分权阻碍了经济增长.但在全样本期,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因此,我们不能认为财政分权是导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今后要进一步规范财政分权制度和改善与之相匹配的制度环境,以发挥财政分权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经济增长与住宅价格的因果关系分析

近年来,许多国内专家、学者对中国的房地产业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与国外的房地产业研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本文采用2000年第1季度到2007年第2季度的数据,利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协整检验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对住宅价格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分别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股票市场发展对我国货币需求的影响

根据西方股票市场引致货币需求的理论 ,建立一个包含股票影响因素的我国货币需求模型。对 1993年第 1季度至 2 0 0 2年第 4季度的数据采用OLS和Johansen协整检验估计出相应的我国货币需求方程 ,并提出中央银行应充分考虑股票市场对货币需求影响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何以赋能地方财政汲取能力——基于空间效应与门槛特征的实证分析

以2007—2020年我国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为分析对象,运用空间杜宾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汲取能力的空间效应、区位异质性以及门槛特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不仅能够有效提升本地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更是能够对邻地政府财政汲取能力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财政汲取能力的直接效应在东、中部显著,西部不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仅在东部显著,中、西部不显著;门槛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财政汲取能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其影响随数字经济水平、财政分权程度提升呈现边际效应递增趋势。     

我国近年货币与产出关系的实证分析:1994-2004

货币供给与产出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中充满争议的问题。本文即以M0、M1和M2来分析我国1994年1季度到2004年1季度货币供给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以考察近年来我国货币与产出的关系。考虑到GDP和货币供给量M0、M1、M2增长率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不能用普通回归分析等传统方法来检验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采用处理非平稳变量的协整等计量分析方法,以避免伪回归现象。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M1、M2的增长率与GDP的增长率之间呈现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而M0与GDP之间没有表现出相关关系;货币供给量M1、M2是影响GDP变化的重要原因,M2对GDP的影响更大于M1。     

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促进农民增收逐渐成为重要的农业政策目标之一,增加农民收入更是农业政策的首要目标以及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对1991-2010年中国相关经济变量的分析,利用现代计量经济学中的协整理论及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证实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之间存在正向拉动关系。其中,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工资性收入没有显著影响,而对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和农民转移性及财产性收入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增加资金投入,完善财政支农结构,优化财政支农方式,提高农民收入增加的幅度。     

居民家庭资产财富效应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我国2001-2007年的季度数据,利用协整检验对我国以股票和房地产资产为代表的居民家庭资产的财富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股票和房地产资产的财富效应均不显著,现阶段居民家庭资产不具有财富效应.     

时变参数选择模型与货币政策的时变反应分析

如果货币政策影响实际产出和价格水平 ,这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体现 ;如果实际产出和价格水平影响货币政策 ,这是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条件的反应。我们利用具有时变参数的非线性选择模型 ,刻画和检验了货币政策的动态反应函数 ,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对于价格水平和实际产出均具有比较明显的时变反应 ,并且对实际冲击具有比较稳定的反周期倾向 ,这说明我国货币政策在反周期操作过程中兼顾保持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稳定的双重目标。     

自愿性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2009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可能影响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的因素。我们从股权结构、公司治理和公司特征三类变量来进行检验,发现公司规模、聘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和多市场上市对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有显著影响,而其他因素对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没有显著影响。     

政府间财政政策动态不一致问题研究

本文首先对1998—2017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GMM动态面板模型对我国政府间财政政策动态一致性进行实证检验，并充分考虑经济增长率、财政收入、产业发展、贸易开放度、财政自主性、人口增长率等因素，对财政政策内生性问题进行控制。研究显示，我国地方财政政策虽然在统计分析上显示出一定程度的顺周期趋势，但是在控制相关变量后的实证检验却表现出显著的逆周期特征。同时，我国政府间特别是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财政政策表现出动态一致性，但是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财政政策具有动态不一致性。     

中国银行信贷与商品房价格之间的长期均衡与动态波动分析

利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ECM),采用中国1991年1季度至2007年2季度之间的季度数据,对银行信贷与商品房价格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动态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在中国,银行信贷与商品房价格之间存在单向的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主要表现为银行信贷对房地产价格有显著影响.因此,要遏制商品房价格的过快上涨,使商品房价格维持在合理的水平,就需要对银行信贷进行调节.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研究——基于城投债的证据

在严峻的“财权事权不匹配”形势下,地方政府债务压力逐渐增大。本文将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债务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以地级市城投债为例,通过理论梳理和实证分析,检验我国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是推动地级市城投债规模激增的重要驱动因素。“省直管县”改革导致已改革地级市的发债概率、发债规模和单次发债金额均比未改革地级市高。“省直管县”改革强度越大,相关地区城投债的发行概率及规模也越大,“省直管县”改革引致的财政自给程度下降显著促进了城投债的发行。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财政分权通过土地出让收入、财政赤字与固定资产投资影响地方政府城投债的发行。     

中国城镇居民资产财富效应实证研究

基于2002年第1季度——2010年第1季度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模型,对居民资产的财富效应进行度量.检验结果表明:收入水平是决定居民消费的关键因素,股票和房地产资产与居民消费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但是财富效应微弱.股票资产的财富效应大于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债券资产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负向相关关系.     

我国技术获取型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技术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而熟练劳动力或科技资源丰富的发达国家集中了大部分的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发展中国家可以也可能通过OFDI实现技术获取和技术进步.为了探讨影响技术获取型OFDI活动的区位因素,选取研发机构集中的13个东道国的反映科技发展状况的变量、影响科技发展的宏观经济变量以及制度性变量,构造混合面板数据,分别采用OLS和分量回归方法对影响我国技术获取型OFDI的区位因素进行检验.结果发现,东道国已有科研成果对我国技术获取型OFDI影响显著,而东道国研发投入和科研潜力具有一定影响;宏观经济变量中,东道国服务业发展水平总体上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双方总经济规模、东道国通讯设施状况无显著影响;制度因素中,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总体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双边文化距离影响不显著.     

房地产税、土地财政是否有效增加了公共品供给——基于1999-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1999-2011年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构建公共品供给综合评价指数,运用两步系统GMM估计法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房地产税显著提高了非经济性公共品的供给,而土地出让收入则更多地投入到了经济性公共品领域.进一步研究发现,房地产税和土地出让收入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房地产税显著增加了东部的非经济性公共品供给,但对西部影响有限;土地出让收入对中部地区的经济性公共品影响最大,对西部的影响则不显著.我国地方公共品的供给主要依赖地方政府投入,去“土地财政”以及构建以房地产税为主体的地方税收体系是我国未来的改革方向,要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改革财政分配体制,提高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服务外包对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探讨

本文运用中国制造业1996-2007年的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引用交易成本、生产制造成本和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探讨了服务外包对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内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一、服务外包有利于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但是这种推动作用比较小;二、服务外包有利于交易成本的降低,生产制造成本的中介效应却是负的,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较小或者不显著.     

我国统一货币政策调控的区域效应非对称性分析

由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我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外国资产迅速扩张,外汇占款成了我国基础货币的主要投放渠道。由于各区域的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存在差异,统一的货币政策在不同区域的效应可能存在差异。通过对我国2004年第1季度至2011年第2季度央行统一的货币政策操作在不同区域的政策效应的非对称性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认为对东中西部应分别采用不同的货币政策。     

转轨时期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效性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基于vAR模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等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1992年第l季度至2006年第4季度期间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在中国货币政策的实施中共同起重要作用;货币渠道对经济增长的实现要强于信贷渠道,但是信贷渠道更有利于物价稳定目标的实现;通过对1998年前后的样本进行格兰杰因果分析发现,货币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而信贷渠道的作用则相对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