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投资与沿线国家企业升级

科学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企业升级的影响，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与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以“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显著提高沿线国家的企业生产率，尤其对“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与中国邻近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东道国基础设施水平和制度质量来实现。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政策启示。     

语言距离对我国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

基于2003—2019年中国与5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以及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了语言距离对我国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降低语言壁垒的有效措施。研究结果显示：语言距离与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和投资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对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大;语言距离主要通过成本机制作用于贸易和投资;相比于高收入国家,语言距离对我国向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出口和投资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东道国人力资本的提升有利于弱化语言距离对贸易和投资的负向影响;此外,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中,采用当地官方语言而非英语更有利于降低语言壁垒,推动投资活动顺利进行。明晰语言与贸易和投资的关系,有利于我国企业在开展海外业务时减少语言障碍和文化摩擦,促进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和投资,从而推动我国对外经贸的持续稳定增长。     

后经济危机时代中国海外投资企业发展策略研究

2008年世界大部分国家出现经济危机,经济发展受到较为严重的影响。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同样不可避免危机带来的冲击,但是中国海外投资企业将此次危机转变为新时期的机遇,并且发展、壮大,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新的形势下,中国海外投资企业在发展中遇到了内外部的各种问题:企业自身机制问题、政策环境问题、海外投资企业相对单一问题等等,亟待中国海外投资企业面对和化解。本文结合目前海外投资方面的国内政策环境、海外投资企业的问题,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借鉴,提出后危机时代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发展策略。     

“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法基础分析

“一带一路”的战略是由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外交场合中所倡议的,现已演变为中国国家愿景与行动以及沿线国家共同参与的区域合作战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过去66年里已签署双边条约1000多项,为“一带一路”未来合作奠定了国际法的基础.未来只有通过平等协商,尽快出台反应区域社会共同民意的区域性国际法律规范,才能早日实现“一带一路”战略.     

最低工资标准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影响与机制

探究最低工资标准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实践意义。文章合并CSMAR国泰安上市企业海外投资数据、317个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及城市统计数据,分别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和次数两个方面考察最低工资标准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及机制,并采用2SLS、系统GMM、DID等多种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主要结论: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促进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和投资次数;动态检验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呈增长趋势;在异质性方面,最低工资标准对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民营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作用同样较明显;机制方面,最低工资标准提高通过成本效应和生产率效应两条途径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和次数。     

“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减贫效应——基于“五通”作用机制的分析

本文基于2005—2019年11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以“五通”为基本概念框架,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减贫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沿线国家的减贫,并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得到了印证;“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促进对外投资、双边贸易,显著推动沿线国家减贫;“一带一路”倡议对与中国金融合作程度、政治互信程度高的国家减贫推动作用较大。“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引领全球经济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为了从内外部分析OFDI(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TFP(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选用2000—2014年平减处理后的时间序列数据测算TFP的Malmquist指数并基于LP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国外R&D资本溢出对本国TFP的贡献度为0.0333,说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本国TFP。此外,因果步骤法的检验显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能够通过促进国内R&D资本提升本国TFP,说明国内R&D资本存量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技术溢出具有吸收性。     

"熵道":中国企业"一带一路"文化建设思辨

“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和对外投资发展创造了新机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语言交流、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存在较大差异,企业在参与建设“一带一路”过程中无疑面临由多元文化差异产生的文化冲突,使企业的“管理熵”骤增,进而降低企业效率、增加企业管理成本。目前尚未发现基于“熵理论”对中国企业参与建设“一带一路”文化问题的研究。通过使用ZJW公司的实录资料进行验证后发现,管理熵测衡(MEM)模型可以有效地识别企业运营的有序程度,从而对导致管理熵增高的因素进行精准控制,帮助决策者将企业的管理熵调整至合理区间,在更大程度上确保企业实现预期经营目标。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企业参与建设“一带一路”提出识别并理解文化差异、进行跨文化培训,以及推进人才本土化等建议。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合作研究

“一带一路”是中国倡导的、具有创新性的全球治理模式,随着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建设数字“一带一路”是重要发展方向。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合作具有坚实的基础,已在合作机制和政策协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丝路电商等领域取得重要成就。同时还存在对数字经济认知不一致、外部环境压力、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数字经济规则和机制建设不足等挑战。未来,要在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和规则制定、强化“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和经贸往来、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同沿线国家区域货币合作的博弈分析

文章采用货币效用函数对中国同沿线国家的区域货币合作行为进行货币转换决策分析,并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人民币同沿线其他主要货币三个层面分别展开了区域货币合作的博弈策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同沿线国家开展货币合作具有决策的必然性,但区域货币合作进展的顺利取决于货币转换中网络外部性和货币转换成本的比较。开展区域货币合作对于沿线国家整体是一个占优策略,区域货币合作或将成为越来越多沿线国家的共同选择;在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博弈格局中,中国主动推动策略是支付矩阵的纳什均衡;在人民币同“一带一路”沿线其他主要货币的博弈格局中,存在两个纳什均衡,未来人民币若想成为沿线国家的主导货币还需要进一步增强竞争优势、力争将“斗鸡博弈”格局转向“智猪博弈”格局。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负债水平关系研究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39个国家2009—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PVAR模型对沿线国家负债水平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沿线国家对中国直接投资、沿线国家人均GDP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沿线国家人均GDP在开始时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逐渐递减,长期看存在正向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降低沿线国家的负债水平有微弱影响,而沿线国家的历史负债对其自身的债务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冲击效应,其历史负债也会抑制中国对外投资并存在"滞后效应"。本结果有力地反击了国际上关于"一带一路"项目实施加重沿线国家负债水平的争论。     

中国海外投资保护与国家契约问题

中国急速成为海外投资大国.中国企业在海外资源投资中采用的国家契约具有一定的法律风险,从维护中国国家和企业利益出发,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及投资法理论和实践中关于国家契约的立场.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国家契约与中国海外投资中的国家契约状况;第二,国家契约与卡尔沃主义;第三,国家契约的国有化风险;第四,中国在国家契约问题上的利益和立场;最后,就中国海外投资的国家契约问题提出具体的结论和建议.     

和平崛起与中国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防范机制

政治风险是海外投资普遍可能遇到的风险。作为和平崛起组成部分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更加复杂。中国政府有责任对此制定对策,通过改变海外投资主体结构,完善既有的相关国内法制,有效利用相关国际法制等途径降低中国海外投资遇到政治风险的可能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互动机理与中国表现

“一带一路”沿线参与国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更替主导产业、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等方式可实现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经济增长也能够利用需求效应、供给效应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正向推动作用;而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和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便利契机,进而有利于促进相关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及经济增长。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国其样本期内的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负相关,主要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相对粗放,不平衡、不协调等问题突出,经济增长的同时未能及时完成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进行制度创新。     

文化距离、海外移民网络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OECD和RCEP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的合作平台,在此过程中海外移民与文化的影响作用也日益凸显。本文基于交易成本和外来者劣势理论,以海外移民网络作为调节变量阐述文化距离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机制,并利用OECD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海外移民网络的扩大减弱了文化距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海外移民网络会正向调节文化距离与我国OFDI的关系;海外移民网络促进OFDI的正向作用在文化距离较小、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中更为显著;我国应主动发挥海外移民网络及华侨华人作用,团结海外移民力量,加强海外统一战线建设,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中国警务外交与海外利益保护

作为一种国家行为,警务外交是指各国警察公安机关、其他政府机构或代表机构以及国家领导人就涉外警务相关事宜而开展的双边或多边活动,是国家外交职能在警务领域的延伸.作为兼具国际司法、执法与外交三重性的独特外交形式,警务外交具有硬性功效、协调本质、责任延伸与现时保护四个特征.虽然起步较晚,中国警务外交已经在组织制度、条约协定、职业外交与技术合作四个层面构筑起了海外利益保护的新的长城,正在成为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重要有效手段.     

“一带一路”国家政治风险影响中国对外投资的实证研究

影响母国对外投资的因素较多,其中不同东道国政治风险对母国对外投资存在不同的影响效果。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动荡,厘清“一带一路”国家政治风险对我国对外投资的影响,对于保证我国企业的稳定性与生产过程的延续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研究以实证方法研究了“一带一路”国家政治风险因素对我国对外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政治风险中的外部冲突、法律秩序因素对我国对外投资的影响显著;在不同的BIT指标影响下,我国对外投资与双边协议的关系不显著,其主要是受到我国双边协议质量低以及对外保护程度不足的影响。     

实际汇率变动、邻近效应与出口贸易——基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实证研究

本文应用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研究了人民币双边实际汇率变动和邻近效应对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49个国家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双边实际汇率变动对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产生显著影响,调节作用因目的地收入水平不同而存在门限效应,只有当目的地经济增长率较高时,调节作用才会充分体现出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受邻近效应的影响,且邻近效应整体表现出聚集性,各分区域邻近效应均显著,但不同区域分别表现出聚集性或竞争性。政策含义在于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时,应客观评价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于出口贸易的调节作用,同时应注意区域贸易布局平衡,减弱区域贸易竞争效应,促进贸易关系良性发展,配套政策应注重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和资源配置,实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的协同发展。     

不同动机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VC分工地位的影响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OFDI）视角,借助2005—2016年OECD-TiVA数据测算2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实证研究不同动机OFDI对东道国GVC分工地位升级的影响,并阐述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不同动机OFDI对东道国整体以及东道国中的高收入国家GVC分工地位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于中低收入国家,只有技术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OFDI对GVC分工地位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OFDI对GVC分工地位没有显著影响。因此,我国应根据东道国资源禀赋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及收入水平等的差异,采取不同动机的对外投资策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更好地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VC分工地位的提升。     

构建“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若干思考

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其核心就是要进一步深化沿线区域合作共赢、推动沿线地区共同繁荣发展.内蒙古作为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省区、向北开放的桥头堡和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节点省份,在加快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背景下,站在新的起点上,内蒙古的地位和作用也被赋予更多的含义和任务.通过构建“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更好地发挥内蒙古独特区位和资源优势,将会对内蒙古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