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结构与未成年子女的福利--中国式的综合分析框架探讨

文章借鉴并修正了西方解释父母离婚对孩子影响的相关理论,提出中国式的综合分析模型。该框架强调子女的学业成绩对其福利的重要影响,将“家庭结构”概念扩大到“亲属支持”,把“家庭冲突”拓展为“父母素质”,并引入“社会人文环境”变量。研究结果显示,子女的学业成绩与其福利总水平具有最大的正相关,以学业成绩为中介变量的路径分析的综合模型,是符合中国实际和有效的;离婚后同居监护人是否称职对子女福利的直接影响比离婚前的夫妻冲突更为显著;亲属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因家庭解体对子女福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中国子女教育对老年父母健康的异质性影响研究

文章依据拓展的Grossman模型和社会网络理论,结合中国家庭的代际联系特点,构建以子女收入、面对面和非面对面联系为中介的分析框架,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子女教育影响父母健康的异质性特征。结果发现:(1)子女教育对老年父母综合健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以子女收入衡量的预算约束机制与以面对面和非面对面联系衡量的非经济联系机制分别能够解释其中的34.3%和11.3%。(2)分城乡看,子女教育对城镇父母健康的正向影响较大,且完全通过子女收入间接产生;子女教育对农村父母健康的正向影响较小,有37.4%的影响通过3种中介变量间接产生。(3)分健康维度看,子女教育对城乡父母躯体健康和社会适应的影响主要通过预算约束机制发挥作用,对城镇父母心理健康的影响完全通过子女收入发挥中介作用,对农村父母心理健康的间接影响则相对较小。鉴于以上结论,文章建议塑造父母重视子女教育的良好氛围,出台弱势家庭的子女教育倾斜政策,强化对农村老龄健康事业的扶持力度。     

子女教育影响老年父母健康的机制及其异质性

基于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运用Logit计量方法考察子女教育对老年父母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子女教育提高1年,老年父母健康状况改善的可能性显著提高4.28%,异质性检验发现这种影响不存在城乡和性别差异。基于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将子女教育影响老年父母健康的渠道归纳为资源转移、健康行为和社会性支持,结果发现:子女教育主要通过向父母转移资源和帮助老年父母优化健康行为习惯来改善父母健康,未能通过社会支持渠道产生健康促进效应。其中通过资源转移渠道和以适度饮酒、运动及休闲为代表的健康行为渠道分别解释了子女教育对老年父母健康促进效应的27.78%和9.78%,提高资源转移能力是子女教育影响老年父母健康的主要渠道。在我国老龄化背景下,需要重视子女教育对父母健康的促进作用。同时,采取积极措施拓展社会支持渠道,降低父母对子女的资源依赖,并加强健康教育,优化健康行为。     

中国家庭教育期望的代际偏差与青少年发展

青少年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的发展与其成年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密切相关,家庭教育期望既蕴含外部期待,又承担着内部的引导作用,是影响其发展成果的重要因素。家庭教育期望涵盖父代教育期望和子代教育期望,二者承载主体不同,其主要目标和最终结果也会存在一定差异。厘清这种家庭教育期望的代际偏差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对促进青少年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从家庭教育期望的视角出发,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在构建青少年发展综合性指标的基础上,根据社会资本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的研究框架探讨家庭教育期望代际偏差和青少年发展的关系,并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各类代际偏差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城镇家庭教育期望水平普遍较高,而农村家庭教育期望水平参差不齐,城乡之间存在教育期望的隐性不平等;受制于家庭教育期望低水平和高偏差的束缚,农村家庭的青少年发展处于明显劣势,父母情感缺位进一步加深了其发展困境;家庭教育期望的代际偏差能够显著影响青少年发展,相较父代偏低型,一致偏高型有助于提升其发展水平,而一致偏低型和父代偏高型则呈现出显著的负向作用,且这种负向效应在农村家庭中影响更为深远...     

社会支持对农村缺损型家庭学龄儿童行为的影响分析

本文将农村缺损型家庭分为永久性亲子分离型缺损家庭(简称残缺家庭)和暂时性亲子分离型缺损型家庭(包括离异家庭和留守家庭)。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家庭结构对儿童行为可能产生影响,社会支持也对儿童行为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农村缺损型家庭学龄儿童存在不同程度的行为问题,不同主体、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对农村缺损型家庭学龄儿童的行为存在影响。通过设计的访谈问卷和YSR自评量表对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乡镇学校中缺损家庭学龄儿童进行问卷调查,发现留守家庭占37.13%,离异家庭占37.55%,失去父母家庭占25.32%。以全国常模为标准参照分析发现,恩阳区农村缺损型家庭学龄儿童确实存在较高的行为问题(总分检出率15.61%)。基于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不同类型缺损家庭学龄儿童行为问题存在差异,三类缺损型家庭中,残缺家庭学龄儿童行为问题最严重,离异家庭学龄儿童次之,留守家庭学龄儿童最低。不同主体(父亲、母亲、监护人、教师和同学)提供的不同类型(社会交流、尊重意见、分享秘密)的社会支持对农村缺损型家庭学龄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存在差异。应关爱农村缺损型家庭学龄儿童,构建学龄儿童美好生活的支持体系,满足其多样化的成长需求。     

隔代照料与中老年人提前退休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的助力将消失殆尽,提前退休等人力资本利用不充分的劳动力退出行为将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家庭分工背景,利用CHARLS 2011、2013和2015年三期调查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分析隔代照料与中老年人提前退休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隔代照料会显著增加中老年人提前退休概率约18.8%以及显著提前中老年人退休年龄1.4年左右,主观报告的提前退休指标存在严重的测量偏差;隔代照料对中老年人提前退休行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女性、受教育程度低、只有一个子女、在企业工作的中老年人影响更大。进一步讨论发现社区保姆工资与祖辈隔代照料行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隔代照料并没有增加子女对父母提供经济转移的概率,在市场照料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家庭隔代照料仍具有一定刚性需求。这表明中老年人对孙辈提供隔代照料将使渐进、弹性式延迟退休的政策效果变得十分有限。但辅以税收减免或抵扣以及补贴政策,发展和完善社会照料资源市场,可以有效缓解中老年人在家庭照料责任和劳动力市场就业行为之间的冲突,保障我国即将出台的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效果。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对代际支持的影响机制——基于老年父母视角的考察

本文运用2012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尝试从代际关系的视角分析其对代际支持的影响机制。本文将代际关系操作化为情感性关系、联系性关系、一致性关系、规范性关系和结构性关系5个维度,探讨老年父母视角下的代际关系是如何影响双方的相互支持行为的。研究发现:代际关系对代际支持给予行为和代际支持获得行为有直接的积极影响;代际支持给予和代际支持获得二者之间也产生相互作用,在代际关系的影响下分别产生积极的中介效应;代际关系中规范性关系的贡献力最大,其他4个维度的贡献力较为均衡且只有规范性关系的1/4左右;代际支持行为中经济支持和劳务支持二者的贡献力同等重要。     

网络时代亲子冲突的社会学分析

亲子冲突是现代家庭亲子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亲子关系的疏离、紧张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在当今虚拟的网络社会背景下,亲子冲突有别于传统社会中亲子两代的冲突而呈现出多元性、交叉性、过激性等特点。本文将以这些特点为依托从社会学的视角探求网络时代亲子冲突产生的具体原因及其给青少年社会化带来的影响。     

初婚年龄变迁的稳定因素——基于代际传递视角的实证探索

中国人口的初婚年龄呈现出明显的推迟趋势。推迟的原因是“促使变化”与“保持稳定”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现有研究对后者的关注相对缺乏。从代际传递视角出发,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初婚年龄变迁的“稳定因素”进行实证探索,以事件史分析为主要分析方法。研究发现：初婚年龄存在显著的代际影响,但父亲与母亲的影响存在差异。父亲初婚年龄显著影响子女(特别是儿子)的初婚年龄,呈现出代际传递特征;但母亲的初婚年龄无显著的独立影响,且不因子女性别而变化。除了差异,父母间的代际影响又彼此联系,父母初婚早晚的一致性较高,如均为早婚或晚婚,则代际传递影响会更加明显。进一步将代际影响置于宏观环境中发现,当父亲初婚年龄与周围他人的平均初婚年龄差距较大时,父亲的代际影响更为凸显。初婚年龄的代际传递体现了父母及家庭对于个体婚姻行为的重要意义,可视为初婚年龄变迁中重要的“稳定因素”。推而言之,代际传递影响可为进一步分析我国婚姻家庭变迁中变化与不变共存的现实提供解释路径和分析视角。     

子女教育对中老年父母健康的影响

按照联合国标准,中国已于1999年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程度逐步加深。同时人们的受教育程度也在不断提升,尤其是年轻人群体,这使得子代的教育水平通常会高于父辈。自Grossman(1972)从理论上提出教育会对健康产生正面影响以后,国内外大量文献从实证上证明了两者的关系,但是现有研究基本忽略了子女教育对父母健康的影响。本文通过使用2015年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运用OLS和工具变量等计量方法考察子女教育对中老年父母健康的影响。考虑一个家庭可能有不止一个子女,为此以受教育程度最大的子女样本作为基准回归并采用受教育程度最小的子女样本对结果进行检验以保证结果的稳健性。结果发现子女教育对中老年父母健康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采用受教育程度最小的子女样本进行检验结果并未发生改变。异质性分析发现子女教育对父母健康的影响存在年龄异质性,即子女教育对60岁及以上群体父母健康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对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子女教育能够通过放松父母所面对的预算约束和优化父母健康行为促进其健康改善。基于以上分析,文章认为现阶段在老龄化较为严重的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以及农村地区增加对下一代的教育投资可以显著改善其父母健康。     

后人口转变期中国家庭晚育行为对子代健康发展的影响——基于2010～2020年CFPS数据的研究发现

以往不少研究发现，父母生育年龄过晚不利于子代健康发育。在后人口转变期，日益普遍的晚育行为如何影响子代健康还有待考证。利用2010～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系统检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父母晚育行为对子代出生时健康禀赋和成长过程中多维健康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父母过晚生育会显著增加子代出生体重偏低的风险，对子代成长过程中的体格发育和综合自评健康均具有不利影响；相应影响机制既包括先天因素导致的初始健康劣势及其长期不利健康效应，也包括后天家庭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多维作用。在人口负增长形势下，重视父母晚育行为对子代健康发展的影响，对于强化年轻人婚育决策的健康理性意识和提高全社会健康资本积累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父母心理健康与农村儿童人力资本积累——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CSSCI

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年和2016年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农村地区父母心理健康对儿童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和营养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父母抑郁总体上不会对儿童认知能力产生显著影响,但由于留守儿童被抑郁的父母一方照料,其认知能力受负面影响显著;母亲抑郁显著提高女孩抑郁程度;父母抑郁会显著降低儿童摄入高蛋白食物的频率。更高的母亲受教育程度和家庭人均收入对于父母抑郁带给儿童人力资本积累的消极影响有一定缓解作用。研究揭示了父母心理健康问题对儿童发展产生的负面溢出效应,为思考和应对农村成年人心理健康、儿童发展、贫困代际传递等公共健康和社会民生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对其父母回流决策的影响

本文以陕西为例,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对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变化对其父母回流决策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留守儿童学习成绩持续下降会显著影响父亲回流,但对母亲的影响并不显著;除此之外,家庭孩子数量、耕地面积及父母个人特征也是影响父母回流决策的主要因素。为此,积极发展地方经济、开放城镇优质教育资源、在农村开办更多的住读学校或学生托管机构从而为外出农民解除后顾之忧,是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与其父母外出矛盾的有效手段。     

生命历程:分离与随迁经历对随迁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CSSCI

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的基线调查数据,本文基于生命历程理论的视角探究了生命早期的亲子分离经历和随迁经历对随迁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生命的早期或“上游”经历与父母的亲子分离会显著地降低随迁青少年的好奇心、社会情感、社会情绪等非认知能力;随迁本身或者说什么时候随迁对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没有显著影响,随迁带来的环境适应挑战是否会影响随迁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发展取决于青少年在生命早期是否经历亲子分离。为此,应在尊重青少年生命周期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加强教育体系、家庭体系和社会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来破解随迁子女生命历程异化危机、构筑随迁青少年非认知能力发展的生命早期或“上游”保护机制。     

关注一孩政策后续效应：老年人晚年照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伴随着迅速的社会变迁,老年人晚年照料的被期待支持者与实际支持者之间出现了些许矛盾。基于CLASS 的调查数据,对老年人晚年照料负责的主体划分为四类,分别是正式支持、子代支持、非典型自我支持和协同支持。通过交叉分析和逻辑回归发现,虽然独生子女父母和非独生子女父母认为晚年照料由正式支持来负责的比例都不高,但是独生子女父母在该项的责任认定方面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父母。相比于非独生子女父母对于子代支持责任的依赖,独生子女父母对于照料责任的认定比较分散,呈现出正式支持、子代支持、非典型自我支持和协同支持平分秋色的特点。个人基本特征、经济状况因素、健康状况因素以及生活态度因素等变量均对老年人晚年照料责任意愿的认定影响显著。     

已婚妇女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自主权分析——兼论情感资源的作用

本文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从已婚妇女所拥有资源的角度分析她们给予父母经济支持的自主权状况及影响因素并对城乡差异进行比较。研究发现,资源可以转化为已婚妇女给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自主权;除了经济资源外,夫妻情感资源对已婚妇女自主权的影响更显著;城镇妇女的人力资本对其自主权有明显作用,而农村妇女的自主权更多受到非制度性资源的影响,更加依赖亲属关系资源和夫妻情感资源。研究认为,促进夫妻关系和谐,丰富夫妻情感资源,增加已婚妇女的经济资源,能够有效提升"女儿养老"的能力及潜力。     

生育与主观幸福感——基于生命周期和生命历程的视角

文章利用CGSS 2003 ～ 2013年数据通过APC模型来探讨以孩子数量和性别为特征的生育行为与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更多的孩子会对处于中青年时期的父母产生负面影响,却会显著提升父母在老年时期的幸福感,并且这种效应在母亲中表现更为明显.出生在1940年代的父母享受了孩子数量对其幸福感的最高正向回报,而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和人口转变的深入,孩子数量对父母幸福感的正向影响迅速消失.此外,对农村父母来说,生育儿子会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产生略微正向但不显著的幸福效应;但是对城市父母来说,生育儿子会显著降低其在中老年后的幸福感.养育女孩并没有明显的年龄和队列趋势,但都会为其个人的幸福感带来边际显著的正向作用.     

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引起了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由于选择性偏差和测度方法的差异,父母外出务工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因果联系在当前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为此,文章基于2017年湖北省农村留守儿童健康调查数据,运用反事实方法,从父母缺席的理论视角分析了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并深入探讨了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社交心理维度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留守儿童总体心理健康水平与非留守儿童相比没有显著差异。但在社交心理维度上,父母外出务工会使留守儿童出现自我孤独感和社交回避的概率分别提高10.63%、10.96%。与父亲相比,母亲外出务工更容易使留守儿童产生自我孤独感。留守儿童年龄越小,产生自我孤独感的概率越高。随着年龄的增长,留守儿童更容易产生社交回避。因此,应高度重视留守儿童各阶段的心理状况并给予疏导和帮助。     

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健康与教育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伴随中国流动人口的日益增多,由于父母外出务工而导致的留守儿童规模不断扩大,城乡留守儿童的健康与教育水平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文章运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1997~2011年六轮家庭数据,研究了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健康和受教育情况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该影响的城乡差异。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文章运用工具变量法构建了内生处理效应模型。主要结论为: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情况造成显著负面影响,尤以农村儿童突出;对儿童身高产生显著负面影响,尤以城市儿童突出;对儿童体重产生显著改善作用,超重减少,尤以农村儿童突出;对儿童过去四周内的患病没有显著影响;这些影响也因儿童年龄群体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困境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及影响机制——基于父母重残重症家庭的研究

困境家庭儿童社会适应处于弱势状态,父母重残或重症的困境家庭儿童更易因父母状况受到同伴欺辱而产生社会适应问题。利用"困境家庭儿童健康问题研究"调查数据,研究父母重残或重症儿童亲社会行为状况,并从家庭功能视角解释其亲社会行为问题成因。研究发现父母重残或重症儿童亲社会行为状况比普通儿童更差,进一步分析发现父母重残或重症对儿童的营养膳食状况、家庭生活环境及家庭教育情况具有负向影响,并通过改变儿童的家庭教育状况对儿童的亲社会行为产生负向影响。据此,应重点关注困境家庭儿童"家庭责任"的落实,提高其家庭功能,减缓因困境带来的家庭功能削弱,从而促进困境家庭儿童的社会适应,切实保障其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