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劳动力流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北大核心CSSCI

劳动力流入有高技能劳动力流入和低技能劳动力流入之分。基于1999~2017年中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就异质劳动力流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结果发现:高技能劳动力流入率比低技能劳动力流入率更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且在大型和特大型城市、东部地区城市表现得更为突出。因此,中国政府应提高流入城市的劳动力的素质、做好不同规模城市和不同地区城市的就业稳定工作,以助于异质劳动力流入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城市房价、定居意愿与户籍差异——对农民工“流入而留不下”的一个解释

近年来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但是中国城镇化进程存在一个有别于西方国家农业人口迁移过程的现象尚有待解释:为什么有相当比例的农民工流入城市进行工作却不打算长期定居?利用中国地级行政区域宏观房价数据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微观数据建立模型,从房价对定居意愿影响的户籍差异角度,解释了大量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却不打算长期定居的原因,实证结果发现:高企的房价抑制了农民工的定居意愿,但是对城-城流动人口并没有明显影响。从生活成本效应、财富效应以及稳定预期效应等三方面影响机制进行了解释:房价上涨引起的生活成本上升会降低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而房价上升会通过财富效应和稳定预期效应增强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对于农民工来说,由于生活成本效应在三种效应中起主导作用,因此房价上涨总体上降低了农民工定居意愿;而房价对城-城流动人口影响不显著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房价上涨能够给城-城流动人口带来更高的个人未来发展的稳定预期,另一方面则源于更小的生活成本效应。     

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人口流动的影响

优化城镇发展转型路径、实现人口合理有序流动,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路径。文章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评估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使试点城市的流动人口规模增大了10.1%。异质性分析发现,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促使人口向东部城市和中西部省会城市流动,且这一试点政策在财政压力较低的城市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更加显著。此外,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能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长期定居意愿与社会融入程度。据此,文章建议健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财政支持体系,多维度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立足于人口流动格局差异化,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区域均衡发展,并以高质量公共服务助力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定居和融入。     

地方品质与经济机会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基于CLDS 2016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条件logit模型实证考察了决定中国城际劳动力区位选择的区域和个人因素。旨在评估流动劳动力选择目的地时地方品质、就业机会和经济结构的相对权重,以及这些地方因素在不同类型的劳动力中的作用程度。结果表明:(1)地方品质对吸引迁移人口流入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大于就业机会带来的效应,迁移人口会倾向于流向地方品质更好的城市。(2)通过对比地方品质和工资水平对流动人口流向选择概率的影响可以计算得到流动人口对于地方品质水平提升1个单位的支付意愿约为9.70元。(3)从异质性检验结果来看,个人消费服务、地区基础结构和公共服务对本地吸引人才流入的能力均表现出显著的带动性;年轻一代和室内工作的劳动力群体更加注重环境因素的考量,对城市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比于地方品质,高教育水平劳动者受到高工资水平的调节作用更大。来自城镇的劳动者更加重视地方品质建设对自身带来的影响,而来自农村的劳动者更加注重工资报酬所带来的经济效用;流入内陆、淮北地区、特大、超大和高收入阶段的城市吸引劳动力受城市地方品质的影响效果更显著;流入内陆、淮南地区、大中小和中等收入偏上/偏下城市吸引劳动力受工资水平的影响更显著。     

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对地区收入水平的影响——基于劳动力结构的研究

文章使用中国1998～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是否通过改变劳动力市场结构对地区收入水平产生影响,尤其是对地区制造业和服务业收入水平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加大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能显著提高地区收入水平,相比服务业,这一增长效应在制造业中更为明显。(2)2009年以后,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提高对制造业收入的增长效应显著增强;文化、体育与传媒、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支出对制造业增长效应更为明显;而科技支出则需要更长时期的积累才能提高制造业的收入水平。(3)劳动力结构的改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2009年以后,基本公共服务的提升显著提高了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逐渐形成劳动力的“素质红利”,从而带动地区制造业收入增长。(4)社会保障支出的提升不仅能在长期提高地区内的制造业收入水平,还能明显提高区域间制造业的收敛速度,从而促进区域间经济的协调发展。     

“机器换人”时代低技能劳动力何去何从?——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检验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与海关进口机器人数据等,考察了机器人对低技能劳动力跨市流出的影响机制,并讨论了低技能劳动力的行业和区位流向。结果表明,机器人减少了第二产业就业岗位数,对低技能劳动力产生了替代效应,显著增加了低技能劳动力跨市流出的概率;行业转移层面,机器人增加了45岁及以下低技能劳动力流入服务业和45岁以上低技能劳动力流入农林牧渔业的概率;城市转移层面,机器人增加了低技能劳动力流入本市服务业和跨市流入一线城市服务业的概率;区域转移层面,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低技能劳动力在东部流动,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低技能劳动力出现了流入西部的趋势。这些研究结论对于深入把握机器人对劳动力就业转移的影响、制定合理的机器人产业政策及人口流动政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独生子女性别会影响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吗?——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研究

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年的数据研究发现,独生子女(第一胎)性别可以影响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独生男孩对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这种影响对城市居民和父亲更显著。本文通过交互项分析得出收入、父亲抚育子女时间、教育开支和房价是独生子女性别影响居民二胎生育意愿的因素,居民收入和父亲抚育子女时间的提高可以显著促进独生男孩家庭的二胎生育意愿,教育支出和房价则会抑制二胎生育意愿,其中教育支出的抑制效应随着年龄增大而增大,房价只对45岁以上群体才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提高收入、增加育龄人群闲暇时间、稳定房价、减轻育儿成本特别是教育支出有利于二胎政策的全面顺利实施。     

公共服务、人口再配置与城市生产率

新型城镇化的实施促进了公共服务的补偿式供给和地方政府的标尺竞争,由此形成的城市间人口再配置会通过人口与劳动力集聚的“规模效应”和人力资本导入的“结构效应”对城市生产率产生影响。文章从供给端的公共服务能力与结构、需求端的公共服务可及性角度,分析并检验公共服务通过人口再配置对城市生产率的作用机制与影响。对2010～2019年282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1）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与城市生产率呈倒U形关系,且通过人口再配置发挥作用;（2）在公共服务供给结构方面,发展提升型公共服务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比基础保障型更大,且更依赖于人口再配置的中介作用;（3）在公共服务可及性方面,人力资本增加会部分抑制人口再配置的作用;（4）对空间异质性的分析发现,不同城市群的规律特征不完全一致,公共服务通过人口再配置对城市发展系统的动态影响会最终反映在城市生产率的变化上,而作为城市生产率优势形成中“迁移选择”的能动因素,人力资本积累的直接贡献仅体现在领先城市群中。     

中国跨地区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基于286个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检验

文章构建指标体系测算中国286个城市2002~2012年的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运用空间计量及门限模型对中国跨地区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公共服务能力及相对收入水平是吸引外来人口的首要因素;人口的地理饱和度对人口流动有正向影响;以房价负担表征的人口的经济饱和度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具有门限效应,2007年之前影响不显著,2007年之后则对人口流动产生显著抑制作用;产业结构与城市化也是影响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     

数字经济发展、工作技能与工作变动

数字经济不仅会对劳动力的技能需求产生调整作用，而且会通过就业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引发劳动力的工作变动。本文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创新四个维度综合衡量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引入CLDS微观数据库标识工作变动，进而基于宏微观数据匹配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工作变动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劳动力工作变动的概率。在使用Heckman两阶段回归解决样本选择偏差问题、采用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之后，结论仍然具有稳健性。从工作技能视角看，相对于工作中主要使用非常规工作技能的劳动力，使用中等常规技能和高等常规技能的员工更易发生工作变动。异质性分析发现劳动力的性别、教育水平、就业方式以及所处区域等特征均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拓展分析表明随着数字经济渗透率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劳动力发生工作变动的概率呈下降趋势。基于研究结论，建议继续高质量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针对不同特征劳动力群体，根据劳动力市场新需求，引导劳动力及时提升自身工作技能水平，实现更高质量的充分就业。     

城市房价与失业率的关联性研究

房价与失业率是社会与经济波动的主要振荡源,已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而目前国内外对房价与失业率关联性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基于此,本文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国内房价与失业率的数据为研究依据,通过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房价与失业率的关联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房价与失业率存在关联,房价的变动对失业率会产生显著影响,且房价对失业率的短期效用为负,长期效应为正;而失业率对房价的影响微弱。为维持房价稳定和保证充分就业,政府应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     

宁夏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人口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

目前宁夏流动人口的主体是农村青壮年人口,主要流向是从农村和回汉杂居地区流向城镇、外来人口大部分来自本区,外省流入人口以邻近省份就近流入为主,人口的流出——农村多于城镇、川区多于山区、长期多于短期。宁夏目前的人口流动符合经济规律,具有合理性,对经济社会发展利大于弊,能有力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农村人口流动也会给农村社会经济和城市的稳定发展带来若干负面影响。     

空间溢出效应视角下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研究

我国劳动力就业和环境规制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的空间溢出效应,发现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外溢效应,相对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而言,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下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要小一些。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上存在逐底竞争倾向,环境规制的就业创造效应仍显不足,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环境绩效考核,相邻地方政府要形成环境规制协同机制,探索不同地区环境规制的创新触发机制,倒逼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使环境规制驱动创新带来的就业创造能弥补因污染产业减少带来的就业损失。     

重庆区域经济差异分析兼论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经济效应

重庆区域经济呈现以下几个特征：区县差异悬殊、地带性差异显著、直辖以来,绝对差异扩大,但相对差异在波动中缩小。与此同时,重庆劳动力呈现大规模转移,一方面是三峡百万移民;另一方面是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输出．总计规模达千万。劳动力大规模的转移对重庆区域经济产生深远影响,第一,有利于减轻三峡库区生态承栽压力和居民就业压力,提高人均GDP水平;第二,有利于提高库区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缩小重庆区域经济差异;第三,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缩小地区间人力资本差异。     

现阶段中国移民对俄远东地区经济发展绩效分析

现阶段俄远东地区人口形势持续恶化,外国劳动力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效应日益显现,其中中国移民对远东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移民加入远东经济建设对一些发展不力的产业部门如农业、木材采伐与加工业、市场零售业、公共饮食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从俄区域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吸纳中国移民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户籍制度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性制度,是阻碍流动人口实现社会融合的主要制度性障碍。本文分析了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所造成的歧视性排斥．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户籍制度的改革与探索,并对推动城市户籍改革、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提出四个基本的思路,包括：第一,使户籍制度逐步与相关福利制度脱钩;第二,对外来人口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实行渐进性的增量改革;第三,扩大从外来移民到本地户籍人口的制度通道;第四,推动城市户籍改革和区域户籍改革的联动。     

市场潜能、有效边界与中国劳动力市场效率

文章基于新经济地理学D-S理论框架与空间计量方法,采用2012-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微观样本和省域面板数据构建多层次回归模型,从劳动者工资和就业二元视角界定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市场潜能空间边界。研究发现在全域空间上,市场潜能显著提升了我国劳动者工资和就业水平,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双重利好";在局域空间上,随着省域间隔距离增加,市场潜能难以持续发挥对劳动力市场的空间效应,在一定半径范围呈现出"边界效应"。分组来看,市场潜能对沿海地区的工资增收效应最大,其次是沿边和内陆地区,对于就业水平的改善在内陆地区最为显著;扩大市场潜能将有助于缩小高、低人力资本聚集区域的工资水平差距,改善低人力资本区域和群体的就业水平,不过市场潜能对高、低人力资本群体产生了工资"临界分割效应";高速铁路相对于普通铁路产生的"地理收缩效应"进一步提升了市场潜能对劳动者就业的边际增长效应,对劳动者工资边际增长效应弱于普通铁路时期,但整体效应仍然显著为正。综合而言,突破市场潜能有效边界进行"空间重塑"以及在有效边界内进行"空间修复",有效调节地区之间由于市场潜能差异而导致的工资水平和就业增长的差距,从而从整体上提升我国劳动力市场效率。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健康选择机制研究

基于农业部农村固定观测点大规模的跟踪调查数据,本文检验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健康选择机制。将滞后一期健康状况作为当期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初始影响因素,解决了健康与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分离了农村劳动力的前期迁移状态,有效区分了健康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影响的健康移民效应和三文鱼偏误效应。研究发现,健康状况与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迁移距离呈现正相关关系,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的农村居民,外出打工迁移地点相距家乡较远。而对于已经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一旦遭受健康冲击,则将发生回流的现象。健康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健康移民效应和三文鱼偏误效应。     

城市新移民贫困救助和社会保障机制研究

城市新移民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新兴事物,通过对我国城市贫困救助及社会保障制度现状的考察,重新构建了城市新移民的贫困救助和社会保障机制。对于不同类别的城市新移民,社会保障机制的目标不同,对于长期在城市工作,已经有了相对固定住所和工作的城市新移民,社会保障机制的作用应该是通过规范的、系统的制度来保障他们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正常的社会保障。对于短期务工、常年流动的城市新移民,社会保障机制的作用是进行贫困救助,帮助他们在没有收入、没有工作、发生意外伤害的时候得到援助。     

产业智能化与区域就业质量——基于中国省域静态面板和空间面板视角

以智能技术和产业融合为表征的产业智能化改变了企业生产模式选择，并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冲击。在分析产业智能化对劳动力就业质量影响机理基础上，利用中国除西藏外30省份（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产业智能化对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第一，产业智能化显著提升了区域劳动力就业质量，且在缓解内生性、替换关键指标及模型误设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分维度考察发现，产业智能化显著提升就业报酬并改善了就业环境，与“素质教育”类就业能力形成互补关系，但对就业保护力度的影响不明显。第三，基于不同地区资源禀赋条件，研究发现产业智能化对高技术密集度以及高劳动者维权力度地区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更显著；第四，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表明，就业质量不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性，但产业智能化对就业质量会产生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政府应助推产业智能化关键技术研发，促进职业教育体系深化改革，并加强区域间智能技术的合作与交流，以期形成产业智能化协同发展机制，助力高质量就业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