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第四权”的嬗变

美国“第四权”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嬗变过程并在不同阶段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殖民地时期及美国建国初期的媒体可被视为美国“第四权”的雏形，其产生和发展同当时存在的较为宽松的言论、新闻及出版环境密不可分，早期媒体具有显著的党派性，这促进了美国政党政治的形成。从1830年代开始，美国出现了以大众性及独立性为明显特征的大众媒体，“第四权”开始形成。20世纪后期，“第四权”逐步成熟。在这期间，“第四权”对美国政治社会产生了比较正面的影响，包括推动早期政治改革、促进利益集团繁荣、减少政府腐败与特权、修正美国权力运行缺陷并保障政治体制良性运转等。但进入21世纪，特别是奥巴马上台后，“第四权”开始发生蜕变。这主要体现为媒体在新闻报道中背离平衡报道的原则，传统主流媒体及社交媒体的立场明显政治化，基本成为民主党的“喉舌”。“第四权”之所以蜕变，主要根源在于媒体人的主体是知识分子，他们具有天然的左翼偏好，深受“政治正确”这一已成为民主党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思潮的影响。“第四权”的蜕变产生了诸多政治后果，包括加深了美国政治极化的程度，破坏了美国相对平衡的两党制，动摇了美国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等。     

左右之战：当代美国政治极化的社会文化根源

社会文化的分裂与冲突是导致美国政治极化的重要原因。民权运动前,教派、种族族裔以及自由与平等之争是导致美国社会文化分裂的主要因素。在以“共识政治”为特征的二战与民权运动之后,20世纪70年代至今,美国政治第四次趋于极化,且政党斗争、社会撕裂愈演愈烈,其文化根源在于,民权运动后,多元文化主义与保守主义、“政治正确”与“反政治正确”、世俗理性与传统宗教这三对延续并发展了美国历史上的教派、种族及理念之争的新的文化冲突,在当代尖锐复杂的新型阶级冲突的作用下,突破了美国的自由主义政治文化,再一次分裂了美国社会并使其呈现出左右两派激战的局面。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两党日益极端化,民主党奉行左翼自由主义及左翼民粹主义,坚持进一步推动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正确”及世俗理性的发展,而共和党则奉行右翼自由主义及右翼民粹主义,极力掀起保守主义、“反政治正确”的狂潮,誓死捍卫基督新教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在文化战争的驱动下,近十年来,美国频繁爆发左右两翼的社会文化运动,它们分别通过与民主党及共和党的结盟,持续将两党向左右两个方向拉扯,进一步加剧着美国政治的极化。     

竞争型政治：美国政治极化的呈现与思考

在当前美国政治中，“政治极化”日渐成为高频词汇，突出地表现为政党的极化、国会的分化、公共政策的分歧，以及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的分裂。政治极化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主的运转，但亦与政治僵局、政策震荡和社会分裂紧密相关，易于异化公共政治的应然目标，导致政治焦点的偏离，带来一系列消极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后果。政治极化是竞争型政治的副产品。“联邦主义+国家主义”的竞争型政治模式、竞争型政党体制、竞争型选举政治逻辑、竞争型政治文化、竞争型政治下的媒体分裂，以及不断加剧的经济社会不平等，共同塑造和强化了政治极化现象。当然，在审视美国政治极化的严重程度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时，不应过度夸大其严重程度与影响范围。政治竞争的时空限度、基础意识形态的共识、国家与社会的边界、精英与大众的分野、流行政治文化的变迁，以及相对成熟的制度规范和法治环境，都会化约和平衡政治极化的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如何将竞争型政治所演绎的政治极化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不仅是美国政治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亦是全球现代国家治理所应关注的话题。     

多元文化主义与美国政治极化

多元文化主义继承发展自文化多元主义,它要求主流社会承认民族及身份认同的差异性,支持“政治正确”,确保少数族裔及弱势群体的文化同主流文化的平等地位,进而主张对他们进行倾斜性照顾,并鼓励其以群体身份来进行政治动员。随着多元文化主义影响力的日益扩张,保守主义思想家不得不对其进行反击,双方在文化领域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斗;同时,民主党出于理念和利益方面的原因,与多元文化主义结成了联盟,同样由于理念和利益,共和党则对多元文化主义予以强烈反对,两党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此外多元文化主义还冲击、消解了美国的政治共识,挑战了美国传统的政治社会秩序,正是通过这三重理路,多元文化主义引发并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其对多元文化主义的限制及民主党的反击使美国的政治极化更加严重。从短期来看,美国的政治极化会继续向前发展,而从长期来看,美国政治极化如能化解,也将经历长期而痛苦的过程。     

网络思潮乱象对大学生政治认同影响及其应对

当前网络思潮传播呈现出诱导性、极端性和错误的政治性指向，并且“泛多元化”“泛娱乐化”“泛民主化”“泛自由化”趋势严重，消解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理论认同、制度认同和文化认同，威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为应对网络思潮乱象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影响，分别从国家、社会和高校三个维度提出应对策略，以有效化解大学生政治认同困境。     

试析政治社会化功能与运作模式--从比较政治的角度看政治教育

自20世纪50年代阿尔蒙德等政治学家推动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开始,政治社会化主题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普遍的关注,研究的角度涉及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政党体制、社会民主、政治稳定等政治领域的各个方面.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背景、政治制度环境和政治运作过程的不同,在政治社会化的概念、功能、运行模式等方面形成了不同的观点.正确认识和借鉴国外的政治社会化经验,对于促进我国的政治社会化整体绩效水平有着积极的作用.     

论西方政治现代化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政治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在政治体制上通过转型来进一步适应特定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发生带有现代性特征的过程。本文通过比较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政治核心意识形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及政治发展范式等三个方面的政治道路差异,分析了中国政治现代化发展的独有特点,从而得出结论：中国必须立足于实际国情,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化道路模式,学会批判地吸收其中＂合理内核＂,寻找真正属于中国的通往政治现代化的道路。     

贯彻“三个代表”思想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深入领会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

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从“三个代表”的高度对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了新的更加深入的论述。政治体制改革是落实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重大任务和根本举措，是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必然要求，也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应有之义；“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深度嵌合:乡域政治中的精英互动——以华北A村的一起更名事件为例

该文以发生在华北A村的一起更名事件为例,探索在乡域政治运作过程中,以乡镇干部为代表的国家精英、以村干部为代表的双重精英和以地方能人为代表的社会精英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对文本的叙事性描述和“过程—事件”分析,研究发现在国家权力的实践过程中,乡域政治中各精英主体深度嵌入乡村熟人社会结构,通过体制、权力、文化和关系等共同运作...     

"诗性政治"论——兼及文学性和政治性的融通

在“再政治化”文艺思潮中，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可以落实到“政治文化”层面加以探讨。在此基础上，以文学立场为本位所提出的“诗性政治”建基于“心理本体”或“人类学本体”，文学性和政治性在人文关怀的终极处能够融通。“诗性政治”具有想象性、人文性、体验性、超越性、整体性等美学特征。     

从政治体制视角看战后日本社会的政治稳定

战后日本所建构的政治体制具有较强的稳定功能。权威主义政治理念的承继与维持,政治体制的适时调整,政治运作的法制化,中央集权体制的建构,这一切为日本实现社会的政治稳定不仅确立了思想基础和调节机制,而且还提供了法制屏障和体制保证,并最终导致日本现代化的达成。     

政治文化研究与跨文化比较

“政治文化”（politicalculture）是一个非常特定、带有特殊意义的现代政治学术语。它是指存在于宏观政治结构、政治体制与个体政治行为、政治观念和政治心理之间的一类特殊社会现象。政治文化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它远比意识形态的范围要小得多．但又直接得多。同时它又不是简单的心理现象或心理活动，它与政府运作、社会活动和个体行为密切关联。古往今来的学者们早就在不同程度上注意到了政治文化现象，但学科意义上的政治文化研究诞生于本世纪60年代。随着西方政治学主流从国家权力学派向行为主义学派的过渡，政治学家…     

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两重面向与保守政治的未来走向

二战后美国保守主义在其起源、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都呈现出明显的经济与文化两重面向。20世纪末开始,保守主义的建制化程度提升,其与民主党的“左”倾进步主义意识形态日益接近,两党建制派精英共享一种大政府-全球主义意识形态及内政外交政策,它的长期施行最终使美国爆发了经济与文化双重危机。在危机中登台的特朗普主义从经济与文化两大维度改造并重塑了当代美国保守主义,使其在经济上重回古典自由主义立场,但加入了民族主义的内容,在文化上则重申基督教传统及其所塑造的美国国家特性,回归本土主义,撤回对文化全球化的全方位支持。拜登上台后,特朗普及共和党又对保守主义进行了一些新调整。但是,从当前来看,经济保守主义已经将自己困囿于名义上的小政府模式,且其低水平税收福利政策难以有效惠及共和党基础选民、逆全球化产业政策难以赢得上层资产阶级支持;而文化保守主义同样面临困境,它名声不佳,且其发起的“文化反冲”难以招架美国后物质主义文化整体转型,也难以回应进步主义对其根源本质及核心理念的质疑与挑战。经济文化两重面向的保守主义还有着深刻的内在悖谬,这进一步为美国保守政治及其发展制造了困难。不过,美国保守主义的未来既取决于它的教...     

奥巴马的改革政治

2009-2010年,美国一位民主党总统和国会试图推进两轮改革。他们在改革健康、金融、教育方面取得成功,在改革能源、移民和预算方面却失败了。许多美国人对奥巴马多数单一的改革是支持的,但对改革整体上显现的政府行动主义和政府开支感到惊恐。这种恐惧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民主党在2010年11月选举中会失败。如何解释奥巴马改革的成功与失败呢?一般性的解释包括奥巴马的政治时机、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美国的政治经济结构。具体的解释包括各项改革的独特的技术和政治要求。围绕这些改革的政策过程在很大程度反映了21世纪的美国民主。     

政治能力建设: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中的政治发展和政治可持续发展模式

本文认为,政治能力建设是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的方向所在。政治能力既包括国家的政治能力,又包括社会的支持能力。本文提出了“国家 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并认为,要建设与提高民族国家的政治能力,社会应加强传统意义上的原始认同和对主流意识形态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级认同,必须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必须实现政治宪法、法律宪法和社会/公民宪法的复合宪法。只有一方面实现复合宪法,另一方面又建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才能实现第三世界国家的环境友好型的政治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政治文化意识——三十年代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特征研究之二

在三十年代独特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因其成员共同的政治文化意识,使三十年代文学群体事实上都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呈现出“亚政治文化”形态,或体现出“亚政治文化”特征。在这方面,对三十年代自称为“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群体来说,也未能成为例外。本文通过三十年代“自由人”、“第三种人”文学群体所呈现出的“亚政治文化”特征的揭示,论证了在三十年代特殊政治文化语境中,文学组织或文学群体的政治化趋向的不可避免性。     

情感何以影响社会稳定——玛莎·纳斯鲍姆政治情感论

稳定是国家追求的最重要目标之一,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治理的前提。当代西方著名伦理学家玛莎·纳斯鲍姆在政治自由主义的立场上通过情感这一独特的视角来探讨社会稳定问题。她对情感的思考超越了自由主义忽视情感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罗尔斯留下的道德心理学空缺。通过对情感精致的哲学思考,她认为情感作为价值判断,能把抽象的政治原则具体化,从而激发人们认同政治原则。情感应与政治原则一起,在维系社会稳定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国家治理具有启发意义。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作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导向为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和任务的完成提供了保证,有助于克服在合理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的制约因素,是衡量政治体制改革合理与否的“质”的评判标准。     

“政治正确”与美国文化马克思主义

"政治正确"是美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关键词,指在学术观点、政治、社会生活中遵循扶持弱势和边缘群体如黑人、妇女和同性恋,尊重各少数族裔文化即多元文化主义的"总路线"。"政治正确"在美国开始于1960年代,是左派运动的产物,自198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话语。"政治正确"在美国曾引起社会和学界的广泛争议,它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坚守社会道德底线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美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从政治实践向文化领域的退守。     

“兵刑合一”：中国古代“大一统”观念的国家主义表达

国家统一与繁荣富强是中华民族的最高价值准则。国家统一既需要理念、精神与文化的滋养作为基础,也需要通过制度、法律和军事力量来予以维护。中国古代注重通过法律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秩序,在必要时依据法律动用国家军事力量以“兵刑合一”的方式维护统一、稳定秩序。在中国古代的“大一统”观念下,“兵刑合一”既体现为法律上的制度规制,也体现为政治上的军事强制,以其秩序功能联结起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政治诉求与法律实践,实现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之间的互动。儒家文化和“大一统”观念的文教功能与制度维系功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大一统”观念的制度化、法律化,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奠定了“历史中国”的文化基础,丰富了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涵及其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