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规则相互衔接的制度复杂性与行为策略

粤港澳大湾区规则相互衔接是一个渐进的制度化过程，粤港澳三地不同的规则、标准等相互交叠和嵌套，构成了制度复杂性的基本图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粤港澳三地如何推进现有规则相互衔接，受到日益关注。自2017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规则相互衔接已经形成了数目可观的合作案例，涵盖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市场一体化、行政协作等领域。但是，粤港澳三地规则相互衔接的关联机制、管理系统仍不明晰，由此引发制度协调的复杂性，产生负外部效应。粤港澳三地规则相互衔接具有制度多样性、多中心性、嵌套性等复杂性特征，同时还存在区域治理架构、规则体系、地方政府合作意愿等碎片化带来的复杂性挑战。实现粤港澳三地制度理念对接、功能对接和力量整合，需要形成适合中国特色的“一国两制”跨制度治理复合模式，即基于规则的成熟程度，深化国家统筹与地方对接的关系；基于衔接项目的不同类型，推动制度的分层建构；基于能力的复合性，推进制度的相互学习；基于对接项目的复杂性，提升制度的先行先试效能。     

中国与东盟相互投资的法律思考

与东盟相互投资是构建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东盟与中国相互投资的基本现状是投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投资规则尚未完备和协调。解决投资法律冲突的途径尚需完善;解决以上问题的对策是在引资制度方面主张从优惠政策为主转变到法律环境优先;在对外投资制度方面,主张构建和完善"走出去"战略的法律体系。     

贸易纠纷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机制的选择偏好及其对策--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商贸纠纷解决为视角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商贸纠纷当事人在纠纷解决的实践中往往青睐制度外非正式设置的纠纷解决机制。长远看这一选择偏好极具社会危害性,它不利于正式机制自身的完善发展,有碍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一体化进程加速及升级版打造,无助于中国和东盟各国法治建设水准的进步提升,损害了中国-东盟商贸纠纷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扭转这一选择倾向,必须在贸易区层面、国家层面和地方政府层面做出应对,构建理性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商贸纠纷解决机制。     

中国-东盟知识产权执法合作机制

在尊重缔约国现实情况和制度差异的基础上,构建高效、合理、可操作的知识产权执法合作制度是推进区域经济合作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在中国-东盟知识产权执法合作不断推进的过程中,细化合作机制、强化知识产权执法国际合作至关重要。作为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经济共同体,欧盟在知识产权区域保护上具有丰富的经验并已构建详尽的合作机制,借鉴欧盟制度能为进一步深化中国-东盟知识产权合作提供有益的参考样本。尤其是欧盟法科学划分共同体与缔约国在知识产权执法领域的职权并针对不同类型的权利设置差异化合作机制所体现的灵活性是“求同存异”共建区域知识产权执法合作机制的可行路径。     

中国—东盟社会保障合作机制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和推进,中国和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双方经贸规模逐年扩大,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愈发频繁,由此衍生出跨国劳动力的社会保障问题,迫切需要中国和东盟在社会保障领域开展合作以保障跨国劳工社会保障权益,促进劳动力在区域间自由流动,推动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纵深发展。当前,中国和东盟跨境劳工社会保障需求强烈,各国已有社会保障的制度基础,中国—东盟社会保障国际合作也具备实践基础,但中国—东盟社会保障合作仍面临着劳动力跨国就业的非正规性和社会保障的非便携性、中国—东盟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较大、受利益壁垒阻隔、东盟组织机构的协调能力有限等制约因素。对此,可与国际惯例接轨,积极构建完善的中国—东盟社会保障协定,建立多种渠道的社会保障区域协调机制,健全劳动力跨境流动的合作机制及配套服务,从而构建中国—东盟社会保障合作机制。     

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的多维考量

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是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的构建现状与双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之间尚存在一定差距，需要从整体上进行规划和考量。为了推进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在社会层面要维护双边稳定的社会环境，为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奠定基本前提；在经济层面要深化合作，为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提供根本动力；在文化层面要交流互鉴，为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搭建有益桥梁；在法治层面要完善制度建设，为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提供有力保障。     

促进泛珠东盟合作 构建“9+2+10”经济圈

本文认为泛珠三角强烈的国际化需求和外扩冲动与东盟的开放性发展这两个基本因素,是构成泛珠和东盟持续深化合作的主要推动力,文章对泛珠与东盟的产业互补性作了国别和行业的交叉性分析,圈出相互的市场机遇与潜力所在,并对将来如何促进对应性合作、构建“9+2+10”经济圈提出了相关的看法。     

中国涉东盟商贸纠纷解决机制及其践行

对于中国-东盟自贸区商贸纠纷,中国和东盟各国在制度框架内业已建立了一套正式解决机制,中国涉东盟商贸纠纷解决的实践显示,正式设置的制度与商贸纠纷解决的实践存在着悖离.对悖离的原因需要从制度自身和制度外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改革以来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研究的反思与整合

农村基层社会组织是指那些在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社会性特征的各种组织形式及其网络形态.对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研究,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乡村治理”研究、“农村非正式民间组织”研究、“第三部门”研究四种路径.从理论视角上看,主要有理性选择理论、历史制度主义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三种角度.新形势下农村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的复杂性要求学者整合相关的学科视野与理论范式,增强研究的科学性与系统性,有必要尝试从综合性视角来构建一种新的研究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框架.     

成昆渝地区一体化绿色发展：逻辑之理、现实之困和实践之路——成昆渝高质量一体化绿色发展论坛暨2022年重庆市区域经济学会年会综述

2023年1月5日,重庆市区域经济学会主办了“成昆渝高质量一体化绿色发展论坛暨2022年重庆市区域经济学会年会”。与会专家围绕成昆渝地区一体化绿色发展的逻辑之理、现实困境、实践路径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研讨。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在新发展阶段,成昆渝地区一体化绿色发展对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从理论逻辑上看,成昆渝地区一体化绿色发展满足区域合作分工的基础条件,丰富了区域一体化理论的时代内涵;从历史逻辑上看,成昆渝地区自古以来就相互依存、相互扶持,具有一体化发展的历史基础;从现实逻辑上看,成昆渝地区一体化绿色发展对优化国家战略布局、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筑牢生态保护屏障、强化能源合理配置、促进人才有序流动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现实困境上看,区域经济实力偏弱、区域辐射带动乏力、产业协同竞争不足、公共服务水平不高、文旅融合发展受阻等一系列区域性问题阻碍着成昆渝地区一体化绿色发展。从实践路径上看,成昆渝地区一体化绿色发展要以成渝地区为依托,通过建设昆明辐射中心、打造贵州战略腹地,努力实现生态保护、对外开放、交通运输、文旅融合等全方位、宽领域、多维度的一体化发...     

东盟对华政策和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

考察当代东盟与中国的关系,应在东盟发展的总体趋势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特点的大背景下进行。现阶段中国-东盟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东盟作为一个东南亚国家的区域性组织,其对华政策的基本定位、核心内容、重要目的表明,东盟对华关系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整体(东盟)、两大板块(半岛和海岛)和十个国家三个局面。近期和从更长时期看影响中国-东盟关系的主要是东盟与中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东盟自身的一体化进程和对华政策;东盟与美、日、印等国关系的发展及“大国平衡”战略的调整。     

马克思产权制度变迁理论探析

在马克思看来,产权和产权制度不是抽象的、永恒的和凝固不变的概念,而是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不断发展与演变的动态化概念。本文研究发现,马克思关于产权制度变迁的分析,是按照两条相互联系的主线来进行的。一是考察了人类社会经济形态不同发展阶段的所有制形式或产权形式的制度变迁,一是考察了产权权能从统一到分离的制度变迁。     

政府间协商决策机制与东盟的发展

东盟的制度构架仍沿袭最初为国家之间通过政治协商防止冲突所设计的模式，这种制度结构在东盟国家同质性较小的情况下，可能不能适应区域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进一步发展的实际需要，限制一体化的深化和一体化政策领域的扩展。制度改革涉及国家主权或自主权的部分让渡。缺乏内部和外部压力，成员国还没有对东盟制度进行实质性的适应一体化发展的改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可能会导致相应的制度变化。     

社会转型期的制度反腐机制研究

反腐败,制度是根本。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制度反腐,从静态看,不仅已有制度存在着制度自身边界模糊、内容相互冲突等问题,而且缺乏公众对制度普遍信仰的基础;从动态看,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人情关系的干扰,"权力"的不当干预,助长"潜规则"盛行,并诱发少数官员的贪欲膨胀。为此,制度反腐需要构建不能贪、不愿贪、不敢贪和不必贪的制度反腐败机制。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东盟的策略选择——基于“制度对冲”视角的分析

为更好地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的结构性压力,确保自身的中立性与一体性,东盟试图在中美之间奉行“制度对冲”策略。在东盟看来,“制度对冲”策略是其稀释外部压力的“缓冲器”、处理与大国关系的中立方式、应对大国不确定行为的自助机制、获取外部资源的重要方式,更是东南亚政治文化中精英观念的自然产物。为此,东盟将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东盟防长扩大会议视为采取“制度对冲”行为的重要机制,旨在以有利于维护战略自主权与地区利益的方式约束中美在本地区的地缘政治行为。未来,东盟的“制度对冲”策略恐难以为继。从东盟自身来看,“制度对冲”策略的可取性取决于东盟成员国的一致性意愿,而东盟仍需克服“集体行动困境”。从美国方面来看,通过构建由其主导的小多边机制,美国试图减少对东盟规范影响力的依赖。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国反对任何势力挑拨并制造地区集团对抗,迫切希望能够与东盟共同应对地缘对抗挑战。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三维性的思考

从时间维度考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新生的、最有活力的、最高形态的价值体系.从空间维度考察,在同一社会价值形态的空间中,存在不同价值观形态的复杂性;在不同社会价值形态的空间中,存在各种价值观形态的复杂性.从系统维度考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层次性、整体性和特定功能.     

论《东盟宪章》对东盟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和中国、印度等大国崛起的地区背景下,东盟各国合作原有的“东盟方式”存在内部经济合作实施力的不足和金融危机经济动乱应对不足等缺陷,《东盟宪章》由此得以签署并生效.《东盟宪章》的具体条文从专门的经济宗旨、专门的组织机构以及经济协议的独特承诺和决策三 个方面推动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建立和东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东盟宪章》整体提升了东盟对外的经济竞争力,推动了东亚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合作,并最终促使东盟经济一体化、东亚经济一体化直至地区经济一体化深入的发展.     

从协同到共同:区域治理共同体的制度演进与机制安排

中共十八大以后,长三角区域治理进入了全面对接与深度合作的新时代,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制度创新实践,将带有探索意义的当代中国区域治理从协同治理形态推向了共同治理形态。由此,长三角区域治理形成了差别治理、协同治理、共同治理共存的多样化区域治理模式,三者在区域性质、治理形态、基本原则、组织架构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并在服务要素、治理要素、发展要素方面形成了层层嵌套的关系。长三角区域治理共同体建设,主要表现为通过共同治理形态的建构,带动基于“发展—服务—秩序”的共赢生态格局的形成,以及由此构筑的由规划行动共识与跨域共建共治机制为核心,集创聚新优势、创建新平台、创新新体制、创造新动力于一身的区域发展“四新”模式。     

从地缘战略看东盟在美国印太概念中的地位

新时期,美国为了维护自身霸权地位以及盟友的安全,正在极力构建一个多边合作体系框架。随着印太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亚太和印度洋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并影响着域内格局的走向。东盟地处"印太弧"的中间位置,是印太战略中的关键一环——是澳大利亚、日本及印度的"纽带"。本文则通过东盟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地位、东盟作为一个地区组织的选择、东盟内主要国家态度及东盟在功能性领域的发挥进行解读。试图通过分析找到一条围绕"印太"概念中东盟的选择。     

论东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东亚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这一趋势反应迟缓。近几年来,由东盟带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整个东亚地区掀起了一股浪潮,尤其以各种自由贸易区(FTA)的形式表现出来。如何平衡多边合作与双边合作,共同推动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是东盟亟待解决的问题。新加坡与泰国作为东盟的重要成员国,在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中表现活跃,为其他东盟成员提供了一种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