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健康效应分析

农业转移人口健康状况关系着中国劳动力质量和生产效率及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本文采用CLDS(2014)调查数据探讨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健康效应,考虑市民化与健康水平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关系,使用IV Ordered Probit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显著提升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健康水平。市民化水平的提高代表农业转移人口可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及社会福利的增加,对健康有促进作用。从健康方面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了总体健康、精神健康、活力、生理功能、情感功能和躯体活动功能。从产业角度看,对比第二产业从业的农业转移人口,第三产业从业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健康效应更显著,说明对产业工人的职业健康保护力度不够,应加快产业升级,减少或避免劳动者的危险或重复劳动。个体差异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健康效应的一个重要因素,从个体差异的起点(教育程度)和个体差异的终点(收入水平)看,教育程度高、收入水平高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健康效应更显著。户籍制度(尤其是隐藏其背后的社会福利差异)极大地削弱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健康效应。基于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和自身的健康状况的正相关关系...     

户口迁移与户籍人口城镇化

户口迁移是真正意义上的迁移,并与城镇化密切相关.文章通过对2013年全年户口迁移业务的数据分析,系统考察中国人口的户口迁移现象以及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研究结果显示:户籍制度改革无法惠及所有人群,需要利用公共服务的全覆盖来弥补政策的不足;三类大城市城镇户口的准入门槛相对较高并呈现出精英化倾向,大城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的方向应当在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向中低文化程度的劳动者有序、适当开放;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户口对于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严重不足,为促进户籍人口城镇化,应该将一批有潜力的中小城市做大、做强;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关键环节在于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妥善安排,在此过程中要防止“半城镇化”现象的出现.     

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意愿的地区差异

基于对中西部地区15个省市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意愿的问卷调查数据,以社会认同度为研究视角,构建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中西部地区人口就近城镇化意愿的地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个人特征差异性对中西部不同地区人口就近城镇化意愿影响显著;中西部不同地区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认同度与其就近城镇化意愿显著正相关,且西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受到的影响作用更明显.东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更注重职业升迁机会、职业技能水平、子女教育状况、工资待遇水平、工作环境、工作时长的满意度.西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则更关注其与市民的关系、城市社会关系网络、户籍状况、基本公共服务、城市物价水平及居住条件的改善程度.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测度研究——基于全国8城市大样本数据的调查分析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首要任务.基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大样本调查数据,采用biprobit模型对农业转移人口留城意愿和住房情况的影响因素进行联立分析,并计算不同代际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可能性及其抑制程度.研究发现:个人因素(稳定的职业、 受教育程度、 高收入)、 社会融合因素(社保、 人际关系)、 区域因素(跨省流动、 流入地)直接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经计算,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为6.4％,以"80后"最高,"90后"最低;其市民化抑制程度为89.9％,以"90后"最高,"80后"最低.最后提出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建议.     

贵州农村人口城镇化对人口发展的影响

本文通过比较分析了人口城镇化与非人口城镇化两种方案对贵州人口发展的影响,得出了人口城镇化方案对贵州总体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及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这一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进贵州农村人口城镇化的几点政策启示。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形态的三重转变及其协同发展

完整的城镇化过程,应是一个包括非农化和市民化在内的“三化”联动过程,这其中,“人口”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显性指标和主体要素,而且皆可在“三化”演进中观察到人口形态的不同表现形式及其转变特征。回望中国城镇化的研究,至今依然存在“非农化缺位”、“城镇化越位”和“人口学内隐”三个不足。当代中国亿万进入城镇的农村人口,即便取得了城镇“常住”资格,但仍然难以获得“市民”权益,普遍处在有“市民”身份、无“同城”待遇的窘境中。鉴于此,跳出对城镇化的孤立认识,秉持“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主张,从人口主体视角把城镇化、非农化和市民化的所谓“三化”置于同一个分析框架中,探讨人口形态在“三化”进程中的角色转变及身份异同,并将三种人口形态的转变对应于“三化”进程与“三农”问题,探寻人口形态在“三化”之间的协同共进与顺畅接续。研究认为,城镇化的实现并不在于人口聚居形态的空间变化,即乡—城转变,而取决于人口从业属性的非农转变,即农—工转型;继而阐明,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需要以从业方式的非农化为引领,以“市民”身份及其权益的平等获得为标志,而不是以聚居形态的城镇化为终结。一个健康有序、持续深入的城镇化,应是...     

人口流动对健康的影响

在当今世界,人口流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其对健康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尽管涉猎人口流动与健康这个交叉领域的学者很多。但致力于考察前者对后者的影响的作品却为数不多。原因在于流行病学的视角局限了大家的视野。为了扭转这种局面,笔者强调指出,要考察人口流动对健康的影响,必须比较流动前后人群在健康状况方面的变化。以此为导向。在回顾文献的基础上。笔者初步回答了两个问题：流动对健康的影响体现在何处？这些影响得以实现的机制是什么？最后,笔者还为将来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建议。     

居住特征、农村土地与农业转移人口迁移决策 ——以重庆市中心城区为例

基于农业转移人口定居与落户不同步的现实,以二者叠加识别其迁移决策,形成循环流动、行为性迁移与制度性迁移的迁移决策分析框架.以重庆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区域,运用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构建多元logit模型识别城市居住特征与农村土地对农业转移人口迁移决策的影响.结果显示: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永久迁移意愿强烈,并呈现出行...     

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人口流动的影响

优化城镇发展转型路径、实现人口合理有序流动,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路径。文章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评估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使试点城市的流动人口规模增大了10.1%。异质性分析发现,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促使人口向东部城市和中西部省会城市流动,且这一试点政策在财政压力较低的城市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更加显著。此外,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能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长期定居意愿与社会融入程度。据此,文章建议健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财政支持体系,多维度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立足于人口流动格局差异化,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区域均衡发展,并以高质量公共服务助力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定居和融入。     

我国人口城镇化动因分析及效应评估

城镇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近年来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本文重点分析了人口城镇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同时也意识到人口城镇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因此,文章最后提出消除人口城镇化消极影响的建议和措施。     

推进新型城镇化中的人口城镇化问题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坚持走以人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近年来成都的实践证明,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问题的核心,也是提升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质量的关键。     

北京市2010～2020年户籍人口变动对就业的影响研究

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北京市存在着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并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长期的低生育率造成北京市的户籍人口规模已经开始减少,本文希望通过人口预测分析2010～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变动,探讨人口转变对就业的影响。一、劳动年龄人口的界定     

流动效应与户籍歧视效应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影响——基于双边随机前沿模型的分析

从微观来看,流动决策和流动行为作为个体提高人力资本效率的理性选择,能够有效提高个体工资收入水平。但是,流动个体也面临来自流入地的各种歧视,这是抑制其工资收入提高的主要障碍。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对提升和抑制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两种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对全样本而言,流动人口最终实际工资高于保留工资;分样本分析结果显示,东部和中部地区流动溢价效应高于户籍歧视抑制效应,东部地区的流动溢价效应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流动溢价效应低于户籍歧视抑制效应;流动人口间存在较大工资差异,低收入人群受到更强的户籍歧视,工资溢价更低,最终实际工资低于保留工资,高收入人群则从流动溢价效应中获益更高。     

珠三角非户籍人口的职业与社会融合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专项问卷调查的数据,通过多种统计方法来分析职业变量在非户籍人口社会融合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职业与个体社会融合程度密切相关,处于职业高层人员的整体社会融合程度较高;相对于蓝领职业群体而言,白领职业群体的融合程度较高,且个体之间融合程度的差异较大;性别和年龄与职业的交互效应对社会融合的影响是显著的;人口变量对蓝领群体的社会融合不存在显著影响,然而年龄和代际变量对白领群体的社会融合存在显著影响。作为夹层群体的非户籍白领人员,他们的社会融合更应该得到关注,且应该成为促进融合的优先考虑群体。     

甘肃省人口城镇化的发展与预测

本文回顾了1960年以来甘肃省城镇化的发展历程,分析了甘肃省城镇化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采用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与城镇化水平指标之间的统计关系,对甘肃省人口城镇化的水平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甘肃省人口城镇化如果继续按照目前的模式发展,前景不容乐现.最后,就城镇发展指导思想、城镇建设投资体制改革、城镇化道路、城镇化形式和户籍制度等方面提出了甘肃省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广东省女性非户籍人口状况——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对比分析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汇总数据和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对广东省女性非户籍人口的基本状况和流动特征进行了分析,并且对比分析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女性非户籍人口的基本状况。由于户口性质的不同,女性非户籍人口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存在一些较为明显的差异。这些分析结果,为进一步了解和服务女性非户籍人口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人口结构转型、市场化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叠加效应分析——对中国“人口红利”的新解读

对于我国经济持续30年高速增长这一举世瞩目的经济现象,本文试图寻找中国因素加以解释,认为中国两次特殊的人口政策导致的劳动人口扩张只有在“市场化”与“国际产业转移”同步条件下才能转化为“人口红利’’并支撑中国经济近3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本文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验证了我们提出的经验性假说。     

人口城镇化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效用发挥影响的分析

通过在对生产函数中引入人口城镇化变量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内生增长模型进行检验分析,揭示了人口城镇化对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具体作用和作用途径。检验分析发现:在过去的20多年里,人口城镇化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发挥都有积极的促进;以人口城镇化所反映人口聚集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主要体现于物质资本的人口聚集效应,而人力资本的人口聚集效应还未充分发挥,在未来城镇化进程中应该注重人力资本要素的效应。     

人口转变过度论——人口负增长下对传统人口转变理论的再思考

根据世界人口发展新趋势,在传统人口转变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人口转变过度理论,并认为当前人类人口转变远未完成。随着各国生育率持续下降,人类人口发展表现出“较低出生率、较高死亡率、负自然增长率”的特点,并正逐渐由发达国家向其他国家蔓延,我们将这一人口发展模式称为“人口转变过度”。首先,人口转变过度这一人口发展特征的存在意味着传统人口转变中出现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并不是人类人口发展的最终形态,但人类社会又不可能永远处于人口负增长的状态下,人类自身再生产水平终将会回升到更替水平左右,因而人口转变过度又可以分为“人口转变恶化”和“人口转变回归”两个子阶段。其次,虽然人口转变过度是在传统人口转变基础上形成的,但与传统人口转变存在明显差异,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人口发展阶段,最主要特征是人口规模持续负增长。再次,人口转变过度形成的原因在于维持高生育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基础发生了改变,是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所产生的客观结果。人类走出人口转变过度的关键是人口再生产水平回升并长期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左右,这依然要有赖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最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