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因素影响下的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走向

美国智库影响外交决策是美国政治运作的显著特征。拜登新政府的上台使精英政治复活,以智库精英为代表的美国战略界重现生机,得以正常施展其政策影响力。第一,智库学者出身的拜登政府精英团队在反思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上,明确“中美竞争”的战略定位和“不冷战,不脱钩”的战略底线,以“价值观外交”和构造“民主同盟”为载体,拉开意识形态竞争的序幕。第二,美国各大智库纷纷设立项目,组建团队,撰写报告,为新政府拟定对华政策框架和执行路线图。其中,布鲁金斯学会的对华政策报告、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三大战略报告、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对台政策新思维最具代表性。第三,美国战略界在对华战略认知上存在重大分歧。对华强硬派与温和派展开激烈辩论,辩论结果将对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演化产生重大影响。竞争烈度而非合作深度将决定中美关系的未来。中方应抓住美国政治钟摆带来的换档期,及时做出必要、全面的战略回应,锚定中美大局“软着陆”。     

数字贸易规制构建及中国的因应

数字贸易正在数字经济时代快速崛起。国际社会就数字贸易规则的探索正在快速推进,但达成数字贸易多边规则仍存在制约因素。美国、欧盟以及中国模式及其实践形成了与数字贸易有关的典型数据立法,也反映出数字贸易国际法律规则构建中有关数据本地化、规则侧重领域、规则构建路径等方面业已存在的价值冲突。未来,中国应更加主动参与数字贸易规则构建,以保障数据安全作为前提,及时提升数字贸易配套,倡导试点区域贸易协定,坚持推动多边贸易谈判,力争深化达成数字贸易全球规则的共识,为数字贸易国际法律规制形成诸边或多边框架。     

美国印太复合联盟的构建及影响评析

联盟是美国“印太战略”的关键支柱。随着美国国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拜登政府着眼于构建印太复合联盟。印太复合联盟综合了联盟和同盟的属性,包含联盟构成圈层化、联盟议程多元化、联盟目标制衡化和联盟基础弹性化四个维度。印太复合联盟的产生主要基于分担霸权护持成本、发挥盟友主动性、重塑联盟关系和减少地区国家对“印太战略”的抵触等考量。印太复合联盟以美日韩印澳和欧洲主要盟友为“内核”,东南亚和南亚中小国家为“中间地带”,太平洋岛国为“外围”,综合了安全、经济和地区治理议题,借助议题合作的方式制衡中国,在所谓“民主”价值观下突出意识形态弹性化。美国构建的复合联盟导致印太地区内出现功能相似但成员相异的“平行体系”,加剧地区阵营化态势,还使地区公共产品俱乐部化,甚至与地区国家的需求出现错位,并引发治理冗余和治理失衡并存的现象,削弱了地区国家的获益前景。     

论美国的“价值观外交”及其实质

美国价值观外交在西方已然形成的价值观外交格局中居于主导地位。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一般力量．价值观外交自身的局限性却从未消除美国政府对其的青睐。究其原因，价值观外交根植于美国社会的人文理念与宗教价值情结，构建于国内政治生态和国民伦理认同的基础之上，具有集战略利益与价值利益于一身的特征。其实质是将贴有美式标签的民主、自由、人权等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价值观念转化为全球的普世价值伦理，稳固和拓展美国单级独霸的国际地位，实现美国的国际战略利益。     

新发展格局下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路径研究

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路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数字经济重要性日益凸显,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赋能国际合作成为战略选项。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主要集中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贸易和数字经贸规则三大领域。当前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呈现数字基础设施合作不断升级、数字贸易国际合作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规则化凸显等现状。然而,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也存在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突出、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制度型框架缺失、数字经济发展外部风险凸显等显著挑战和风险。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应从提升区域内数字经济核心技术原始创新能力、推动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境外经贸合作区数字贸易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前沿技术协同创新等方面,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国际合作高质量发展。     

秩序危机与制度渐变:拜登政府的世界贸易秩序改革方略

作为当下世界贸易秩序具体时代表现的“自由国际贸易秩序”正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亟需变革。可是拜登政府对上述秩序的改革方略却在回归多边“国际主义”的同时又对前任政府的单边“内顾倾向”有所继承,前后存在诸多矛盾。通过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渐变分析框架以及对国家自主性和秩序的制度弹性空间等变量的识别,发现拜登政府的改革方略在数字贸易领域借“美国模式”的普及推广呈现“转换型”特征,在全球价值链贸易领域因积极构建安全联盟呈现“堆叠型”特征,而在传统货物贸易领域通过“选择性自由化”呈现“偏移/僵局型”特征。面对拜登政府重塑世界贸易秩序带来的制度性挑战,中国须根据不同次级议题的特性制订具体应对策略。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合作研究

“一带一路”是中国倡导的、具有创新性的全球治理模式,随着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建设数字“一带一路”是重要发展方向。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合作具有坚实的基础,已在合作机制和政策协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丝路电商等领域取得重要成就。同时还存在对数字经济认知不一致、外部环境压力、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数字经济规则和机制建设不足等挑战。未来,要在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和规则制定、强化“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和经贸往来、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合作的基础、挑战与路径

数字经济是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给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提供新的机遇。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积极推动与多个共建国家的数字合作,加强了数字经济领域的协调,使共建国家数字综合实力不断提高。随着新兴科技的快速发展,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共建国家对数字经济的政策支持不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得到加强,数字环境持续改善,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为进一步的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共建国家在数字经济合作方面仍存在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网络安全威胁、数字规则机制建设滞后等问题。为应对这些挑战,需因地制宜地推动数字经济协调发展,构建全面的数字安全保障体系,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和数字领域的竞争,多层次地构建数字治理体系,加强话语权建设并构建战略互信,加大金融支持人才培育、鼓励创新力度,实现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字经济的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     

数字税国际争议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及中国对策

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引发了新的国际税收争议,主要表现为数字税三种属性下主权国家之间及其内部关于数字税相关问题的博弈。数字税国际争议使得全球经济治理的治理赤字、发展赤字和信任赤字都有所扩大,全球经济治理的协调机制和合作秩序都面临着新的挑战。中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应未雨绸缪,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用好WTO、G20等多边平台,主动与美国、日本、欧洲国家沟通数字税相关问题,在区域和全球多边等层面参与和推动数字税收规则谈判,并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数字税相关政策试点。     

数字贸易规则:“美式模板”与“中国—东盟方案”构建策略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是数字贸易规则“美式模板”的最新范式。文章从《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的“数字贸易”章节文本规定入手,通过类型化分析《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数字贸易规则的演进特征,认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中数字贸易规则具有整体稳定性与局部革新性的特征,但其浓重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引致该规则内容缺乏包容性。同时,该规则本身也存在设计缺陷,容易陷入数字贸易规则适用和数字贸易发展规制的双重困境。中国数字贸易规则构建方兴未艾,文章认为中国FTAs数字贸易规则的构建与完善应立足国情,遵循循序渐进和互利共赢原则,加快形成系统完备、自由开放、普惠包容的数字贸易规则之“中国方案”,借以提高中国数字贸易治理的规范性和示范性。在具体推进路径上,文章建议以《中国—东盟关于建立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倡议》的发表为契机,加快与东盟国家签署实施中国—东盟数字贸易伙伴关系协定,构建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国—东盟方案”。在协定文本章节安排和条款设计上,可引入单独的“数字贸易”章节,对数据安全可采取“分类+分级别”管理办法,将机密程度较高的数据排除适用于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的范围;可引用正面清单模式对互...     

按照自身的意愿塑造世界——从普林斯顿计划看美国对外政策可能的调整

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在应对接踵而至的威胁与挑战的同时,其国际影响力在不断下滑。普林斯顿计划针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美国对外政策中存在的症结提出了21世纪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构建“法治下的自由世界”,设想打造“民主同盟”,推进联合国的改革,促进国际合作,合法而合理地使用武力,共同消除威胁美国安全的七大威胁和挑战,塑造符合美国利益的“自由的国际秩序”。     

数据跨境流动规制效用梗阻的治理范式革新:一个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视角

全球治理的实质良法善治难以应对数据跨境流动公共性多元耦合产生的新型治理需求，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视角可指引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形式良法善治范式革新。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理论有助于厘清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概念与内涵，即“规则制定—规则运行—规制评价”嵌套的动态独立国际法系统，以及形式良法善治需求下四类规制“一体两面”的多元协调系统运作方式。通过规制现状与谱系反思，发现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效用梗阻呈现供给能力不足、供给过剩以及供给制约需求的国际公共产品结构性“供给失灵”现象。依据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指引，效用梗阻的形式治理范式革新应坚持“加减乘除”四重运算的复合策略框架。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全球治理形式范式革新符合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主张，中国应积极引领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理念与模式变革。一方面，秉持以数据安全为核心、国内与国际规制双向互动为重点的兼容性规制理念；另一方面，以“数字丝绸之路”为支撑，深化平台联动、议题联结和机制协调，探索全面开放性和高度包容性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制中国模式。     

地缘政治结构、印太战略升级与拜登政府的“蓝色太平洋伙伴”

太平洋岛屿地区是美国地缘政治结构的组成部分。作为“印太战略”的始作俑者，美国基于自身战略利益，不断丰富“印太战略”框架，打造各种版本的“印太战略”。拜登上台后，着力对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升级“印太战略”。在地缘政治结构的影响及“印太战略”升级的背景下，拜登政府竭力在太平洋岛屿地区打造并完善“蓝色太平洋伙伴”,借以对中国进行强有力的制衡。作为一个制衡中国的联盟体系，“蓝色太平洋伙伴”是美国在“海洋自由”原则驱动下的海洋扩张活动或实践，主要目的是维护其海洋霸权。未来拜登政府将推动“蓝色太平洋伙伴”在太平洋岛屿地区朝着更加实体化、机制化、军事化的方向发展。     

共建“数字丝绸之路”背景下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研究

当前,数字经济日益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变革的重要力量。中国—东盟互为重要的投资合作伙伴,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冲击,但中国与东盟的数字经济产业链和电子商务贸易逆势增长,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与东盟合作发展的“新蓝海”。中国与东盟的数字经济合作潜力巨大,双方合作基础、合作机遇良好,但双方合作仍面临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数字技术研发和数字人才供给不足、数字经济规则不协调不兼容和数字经济合作不确定性增大等挑战。双方可以共建“数字丝绸之路”为契机,强化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合作促进互联互通,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差别化投资和本土化发展,培养数字人才和深化技术交流,协调统一数字经济规则和强化网络治理合作,加强战略对接和主动积极应对域外因素挑战。     

数字正义论：理论内涵与实践机制

数字正义是指导和约束人类开发、设计、应用数字技术的价值准则，其本质是社会正义而非“机器正义”。在数字社会，数字正义的基本内涵是数据资源的合理分配、数字权利的充分配置、算法决策的公开透明和代码规制的规范有效，主要表现为分配正义、程序正义、互动正义和信息正义四种形式。数字化塑造正义空间，使正义的存在形态发生了从“比例正义”到“计算正义”、从“个体正义”到“群组正义”、从“契约正义”到“场景正义”、从“接近正义”到“可视正义”的深刻转型。当前在我国数字化战略实施过程中，复合型规范制度体系已初步建立，数据源头规制、算法赋权制衡和平台算法问责等制度，已成为我国法律规制保障数字正义的实践基点。下一步数字正义的治理结构优化，还需要在基础机制上充分配置数字权利及其救济方案，在实施机制上强化算法规制实施主体与工具的系统性，在保障机制上科学设计算法影响评估制度。     

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演进趋势与对接逻辑

当前数字贸易方兴未艾,赢得数字贸易规则主导权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对接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是中国融入国际数字贸易规则体系、赢得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关键路径。尽管中国目前在数字贸易治理领域还存在一些不足,但在对接问题上始终坚持积极开放的态度。现阶段中国部分领域的开放水平与国际高标准数字贸易协定的要求还存在差距,与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对接仍面临诸多挑战。这需要中国明确对接主体、对接方向和对接优先序,并结合各协定中规则条款的特性以及当前自身发展实际,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先试验再推广,同时化被动为主动,在对接中抓紧形成“中式模板”,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稳步对接全球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     

中美战略竞争俄乌冲突背景下韩美同盟新变化与东北亚地缘安全新形势

在美国挑起中美战略竞争和俄乌冲突背景下，韩美同盟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给东北亚地缘安全形势增添了新的变数。当前，东北亚地缘安全结构逐渐失衡，正处在重塑或重组时期，由于韩国受到陆权与海权两方面势力施加的影响和冲击，拜登政府上台后韩国承受的地缘政治压力会更大。韩国尹锡悦保守政府将“强化韩美同盟”作为第一外交原则，并构建韩美“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在战略上，韩美同盟已与美国的“印太战略”实现了对接，强化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并对北约打开了合作之门。韩美军事同盟的指向正在发生改变，已不局限于朝鲜半岛，而是开始面向东北亚、“印太”乃至全球，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在地缘安全战略上，韩国应该在陆权与海权势力之间保持中立或动态平衡才是明智的选择。     

数字贸易壁垒的界定与评估：标准、结果和驱动因素

伴随着数字贸易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发挥的作用不断加强,数字领域的贸易保护措施和规制手段也在与日俱增,但当前世界范围内尚未形成统一的跨境数字贸易壁垒界定标准。本文以ECIPE“数字贸易限制指数”、OECD“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和CRS“数字贸易与美国贸易政策报告”为基础,比较分析数字贸易壁垒的界定方式和评估结果发现,由于国家(地区)之间的利益导向之争,不同研究报告在指标选择的范围和侧重点上存在差异,所得到的研究结论因此出现了分歧和矛盾。中国在数字贸易规则竞争中可采取的应对思路包括增加数字贸易试点区域、构建数字贸易“中式指数”、深化数字贸易现行标准等。     

全球智能化转型和区域分工新格局——数字经济时代的新疆发展战略选择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在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过程中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要在全球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中与时俱进,且在与美国的竞争中维系和强化自身优势;另一方面,要在国内构建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的区域性分工,避免在国内经济发展中形成区域之间的所谓“数字鸿沟”,以及“智能鸿沟”。新疆地处中国西北,作为国家“一带一路”的基地和枢纽,其发展战略更具有复杂性,其意义更为重要。     

拜登政府“印太经济框架”的实质及中国的应对

拜登政府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印太战略”在经济领域的延伸,旨在遏制中国、重构亚太乃至全球经济体系。该经济框架以美国利益为先,内在构架空洞模糊,各国参与热度较低。“印太经济框架”实施前景暗淡,将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为应对“印太经济框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需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坚定践行开放的区域主义,促进地区团结合作;鼓励自主创新,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