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民俗内涵的流变

民俗学被引进中国之初,包括以后一段时间,对于民俗的界定一直没有脱离民间文学、民间古俗甚至传统历史学的影响。以钟敬文先生为代表的新时期中国民俗学界对民俗的界定大大扩充了其内涵的外延。近年来又有人提出了泛民俗的观点,是对传统民俗界定的挑战。但是不管怎样,只有将民俗内涵的界定与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潮流紧紧联系在一起,才能凸现出这门学科的重要性,才会促进学科理论的完善,也才能在众多学科中争得一席之地,而不被相关学科淹没与吞噬。     

民俗学家刘魁立研究员

在1998年中国民俗学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刘魁立当选为常务副理事长。1999年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会上,连任四届理事长、德高望重的钟敬文教授请辞获准,推荐刘魁立研究员为新的理事长。早在1955年被选派到苏联莫斯科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学习期间,出生于黑龙江省小镇昂昂溪的刘魁立,就“从感情深处、从理性上热爱起民间文学”。在莫斯科大学,所有的课程中他最爱听拉慈克教授的古希腊罗马文学和契切洛夫教授的俄罗斯民间文学,二年级时选择了以民间故事为题写作学年论文。他还利用假期参加了民间文学考察队,到过临近芬兰的卡累利亚地区寻访过接近消亡的民间史诗踪迹。在异国导师的言传身教和严格要求下开始了采风实践。回校以后,他根据自己的体会写出了《谈民间文学搜集工作》一文,刊登在1957年6月号的《民间文学》上。文章提出搜集民间文学作品在最初记录时要“一字不移”,竟引发出一场讨论;而在当时一个大的政治运动背景下,还殃及钟敬文先生被当作“一字不动论”的代表受到批判。二十多年后,钟老笑言这是“代人受过”。     

纪念钟敬文先生110周年诞辰笔谈(下)

<正>编者按:2013年是钟敬文先生诞辰110周年,社会各界都在纪念。钟敬文先生是我国著名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是创建中国民俗学派的学术大师,是创立中国民俗学高等教育事业的一代宗师,被国际学界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钟先生也是传承中国优秀文学遗产的文化巨匠,在诗歌、散文和文艺批评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著作等身,影响深远。     

钟敬文的人民文化观及其学术实践

钟敬文先生毕生从事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研究,是充满人民情怀的学者。人民文化观是指以人民为主体的文化认知。钟敬文人民文化观的形成具有历史的渐进过程,他对于人民文化的认知,经历了同情、学术体认、颂扬与融入等若干阶段。他受惠于“五四”启蒙运动,感受了大革命的精神,较早接触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理论,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洗礼,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他更加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的人民文化观进入成熟阶段。他理解的人民包含全体的社会成员,当然他主要关心的是普通民众,其文化观的基质是人民性。钟敬文人民文化观有三大思想来源：传统的民本思想、现代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三者在钟敬文文化观形成中的影响有先有后,有轻有重,最终构成了钟敬文人民文化观的思想图景。     

反思民俗志--关于钟敬文先生的"记录民俗学"

民俗志是“中国民俗学派”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志 ,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是由钟敬文先生提出来的。在新的“记录民俗学”理论指导下 ,本文提出新民俗志撰写的基本要求 ,并对民族志与民俗志两大学术领域近年来所做的理论反思工作进行比较总结 ,提出“反思民俗志”这一学术问题     

卷头语——钟敬文:中国民俗学界永恒的精神

卷头语——钟敬文:中国民俗学界永恒的精神     

钟敬文建设中国民俗学派的背景与趋势

钟敬文先生是中国民俗学派的创建者。"中国民俗学派"的概念不是空的,而是在中国历史文明的大框架内进行优秀民众文化建设,从文化学研究民俗学的。此外,在20世纪我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进程中,还要解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学与民俗学的互构问题,以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学、文化学与民俗学的关系,这也正是今天全球化下多元文化格局竞相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钟敬文"大文学理论"观论

20世纪末期至今,钟敬文先生以世纪老人的高龄坚持学术研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学术成就是以民间文学理论为出发点倡导的"大文学理论",这既是钟先生与当前文学理论界一批著名学者共同倡导的文化诗学的结晶,也是他以可敬可贵的学术创新精神关注与思考当前中外文学理论的缺失与偏颇而提出的理论创见.     

钟敬文与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的活动及历史地位

杭州中国民俗学会是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不仅建立起一个松散的同仁性组织,还在于通过民俗学者,尤其是钟敬文先生的努力,使中国民俗学开始变得成熟和具有现代性,对后来的民俗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思想评述

钟敬文教授关于"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构想的提出,自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是以充分的理论准备、资料准备和组织准备为前提和基础的.创立中国民俗学派,既是钟敬文教授个人经验的总结,也是五四以来特别是解放以来我国民间文艺、民俗学极为广泛的群众性实践的总结.钟敬文"中国民俗学学派"的理论体系是博大精深的,有不少独创的见解.但一个学派的建设自然要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所以,有必要从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者的广泛实践中,提炼概括出中国民俗学学派特征的研究方法.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逻辑关联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体会

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在现代国家建构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表现为互相促成的逻辑关联和功能关系,分别发挥支撑与指向的功能作用,统一于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条件。多元一体的结构格局建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政治和文明两方面的显著优势;团结统一的内部秩序建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安全保障,有助于避免认同危机、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命运与共的共同愿景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实践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是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发展指向,在性质指向上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内容指向上要求开展与“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相适应的内容建设;在价值指向上要求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为远大理想和价值追求,努力促进各族人民的全面发展。维系并深化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逻辑关联,要重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联系纽带作用。     

GMS五国华人华侨中华文化认同研究

GMS五国华人华侨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度处于较高,但不是很高的水平。年龄、华人代数、祖籍地、汉语水平和汉语使用情况等都是影响华人华侨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因素;性别不是影响因素。华人华侨文化认同十分复杂,但GMS五国华人华侨的中华文化认同呈现出一定的发展趋势,可以对之施加影响。建议:进一步加强对GMS五国华人华侨的研究;面向不同的华人华侨群体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加强汉语传播和华文传承工作;在学校、家庭、社区三个层面帮助华人华侨传承中华文化;加强正面宣传,与华人华侨交流时注意细节。     

百年来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逻辑与铸牢路径研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十九大写进党章的重大决策,是党和国家与时俱进的政策创新,并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现实的众多根据。而在这众多根据的背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本利益。在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百年以来的各个阶段,始终伴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策利益与政策认识的互动的逻辑:横向表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政策利益的物理空间与政策认识的思维空间的辩证统一,纵向表现为政策利益与政策认识为一致的自生、共生至同生的交叉并存的历史特征与趋势。这种历史特征与趋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探索、反右扩大化和文革、社会主义建设等时期得以逐步完善,并发展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民族政策新战略。为实现民族政策新战略,应从人民本位上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本利益,从政治团结上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利益联结,从经济合作上健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利益互动,从文化交融上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利益实现。     

藏区中小学汉语教学现状探析

藏区中小学汉语教学属于第二语言教学。汉语教学必须从其学科性质出发,把握藏族儿童汉语学习的规律,充分体现少数民族汉语教学自身的特点,提高藏区汉语教学的质量。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差序格局及其文化实践

以三重差序格局的文化视角来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有助于把握这一概念的历史文化内涵与现实的文化实践。首先,基于"中华民族"的三重差序格局包括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中华民族;全世界华人的中华民族。由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差序格局包括各民族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人民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部分的世界华人认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其次,进一步探讨了三重差序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三重差序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三重差序的文化连接和文化超越。贯通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差序格局的是中华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灵魂和根基。     

中古时期的穆斯林《药典》及其对中药性能的认识和应用

唐宋时期是中国和叙利亚穆斯林友好往来最频繁的历史阶段之一,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约有百余种中药材通过回商而输出到叙利亚,成为增进叙利亚穆斯林与中国人民友谊的重要物质载体。当然,叙利亚穆斯林医生在具体应用中药治疗疾病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许多不曾为中医所认识的中药性能与功用,这既丰富了中医药的文化宝库,同时又为中医药走向世界创造了条件。因此,认真总结叙利亚穆斯林医学对中医药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应用成就,对于进一步推动中医药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铸牢民族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于文化纽带视角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根基,也是中华民族成员联系的精神纽带。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各民族共同奋斗的历史进程、“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灿烂文化、厚德载物的价值观念和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家园,这些优秀文化是各少数民族群体赖以生存、发展的灵魂和根基,也是中华文化保持旺盛生命力、强大凝聚力和伟大创造力的源泉。在民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校本课程、特色课及选修课和“课程思政”的教学中,充分挖掘和利用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资源有助于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提升多数民族大学生对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认知和体验,促进少数民族和多数民族双向认同,在此基础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韩国华侨社会的形成、变迁及特征

本文系统探讨了近百年来韩国华侨社会的形成、变迁及特征,从政府对华侨的关注及政策的改进、中韩民间经济贸易关系的加速发展、韩国华侨扩大对外交流的努力、华侨学校的再兴等方面阐述了中、韩建交后韩国华侨社会的变化,指出中、韩两国人民的相互移居对两国的未来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模式与互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中的几个问题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不断积淀而形成的核心价值体系,对于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建立与传承、保护传统文化有关的一些模式,并处理好在继承民族文化的同时,提升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价值体系。     

Making the transnational move: deliberation,negotiation, and disjunctures among overseas Chinese returnees in China

As Chinese cities compete aggressively for foreign-educated Chinese labour from afar and offer enticing recruitment packages, little is known about how targeted foreign-educated Chinese navigate these programmes across transnational spac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lent recruitment programmes the Chinese state fiercely promote and the experiences of U.S.-educated Chinese returnees. Drawing upon the literature on neoliberal globalisation, skilled return migration, and Chinese diaspora engagement, I argue that transnationally connected and mobile migrants do not subscribe to the nationalistic development agenda of a particular state but move across transnational spaces by strategically utilising different forms of capital at their disposal. Based on qualitative data collected in China between 2014 and 2016,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that despite strong push from the Chinese state towards patriotism, foreign-educated Chinese returnees do not subscribe to the inherently place-based, nationalistic development agenda. Rather, they utilise different forms of capital that these initiatives provide in ways the Chinese state has not intended: to enhance mobility across national borders and flexibility to organise their careers and detach themselves from particular places. More work is called for to further theorise the experiences of these transnational elites and the new subjectivities emerging from these proces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