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五族共和"思想简论

从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的角度,选取清末民初“五族共和”思想作为研究对象。“五族共和”不仅涵盖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统一的思想,同时也体现了民主共和原则,为近代中国社会提供了在民主共和体制下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种选择模式。关注近代中国人对解决中国民族民主问题所作的理论探索和“五族共和”作为政治话语在近代中国所产生的影响,探讨近代以来各族认同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进程。     

民主政治与共和政治刍议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产生的议会民主,以自由为核心价值观念,可称为自由民主制。工业社会后期,民主制显露出弊端．发达国家开始感到民主过剩、民主危机。与西方的个人本位、斗争哲学不同,中国存在有两个多年的和合文化传统,形成了共和政治理念,其核心是对等和谐。古希腊、古罗马讲的共和政治,是平衡均衡,为公共利益服务。共和政治理念在东西方都有源头。民主政治适用于工业社会,共和政治适用于知识社会。世界将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变,21世纪的政治大走势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共和政治。     

共和主义视角下的美国宪法民主批判

大众偏好的民主及其背后的自由主义在美国宪法上并不具有合法性,共和主义才是美国宪法的原旨。共和主义偏好精英的理性,而不是大众的情绪化思维。共和主义是对自由民主原则的一种节制或限定。民主具有内在的自我增长性,国会、总统权能的上升颠覆了美国宪法的共和主义原则。自由民主主义对政治社会的过度解构,激发了共和主义的复兴运动。美国宪法共和主义的内在特点值得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思考借鉴。     

民主共和与国家建设中的价值重构:以西南民族地区为例

辛亥革命以后,民主共和逐渐成为多民族国家建设的价值基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实现了多民族国家建设过程的价值重构.民主共和理念开始具体到民族地区政权建设的全过程,从而形成一系列适应当地实际的方针、政策与措施.而在其中,民主改革和民族识别构成了有效推进民主共和的制度保障和前提条件,以及促成多民族国家优化治理的重要因素.     

共和主义:从古典到现代的嬗变

共和主义是人类政治思想史中一个古老的伟大传统。通过对古典共和主义的思想纲领的历史梳理与逻辑归纳可知,古典共和主义的核心理念在于其“混合均衡政体”思想。与从古典共和主义到现代共和主义嬗变的紧密联系的四大价值取向是从贵族共和到民主共和;从直接民主到代议制民主;从美德共和到制度共和;从混合均衡到分权制衡。这种转变是和基于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密切相关的。     

民主、共和、宪政:辛亥革命的政治现代化选择

辛亥革命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开端,是以民主为政治目标,以共和为政治制度,以宪政为治理模式的政治革命。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民主立国、共和建国、宪政治国,使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政治统治合法化,政治结构合理化,政治行为多元化。辛亥革命的是非功过,至今招谤涉讼,但遗产丰富,启迪深刻:民主、共和、宪政是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趋势,是漫长的历史过程,是复杂社会系统,需要立足现实实践,循序渐进,不断发展创新。     

试论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特征

辛亥革命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对民主共和政治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由于传统势力的强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自身所存在的历史局限性,导致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不得不将权力转交给在政治上更加保守和更倾向于传统的袁世凯北洋集团,民主共和政治遭到失败,国家政治走向分裂.此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政治建构开始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发展.     

在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评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概念

自由主义的民主是一个弱民主概念,而共和主义民主是一个强民主概念。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结合了两者中的某些东西,走出一条中间道路。他接受了自由主义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区分,但是又像共和主义那样,划分出一个具有强民主意义的政治商谈公共领域。同时他还把民主理解为追求共同的善和利益的协调,把人民主权理解为交往权力,而不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权力或者议会中的权力。显示了他把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结合起来的理论构想。     

民族国家陷阱与多民族国家构建

从民族国家、苏联民族问题以及中国民族问题的性质与特点等几个方面,阐述中国国家构建应避免陷入民族国家的泥沼。借鉴欧美社会的民主共和思想,凭借中国多民族共处的传统经验,以及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民族区域自治等制度框架,从民族个体和民族群体两个角度考虑,提出中国是构建多民族共和的国家。     

澳洲华人与中国资产阶级政治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在澳洲华人中引起强烈反响。部分人组成“新民启智会”,利用“东华报”宣传康、梁改良主张,支持光绪复位,鼓吹君主立宪。1908年,民主共和思想传到澳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得到澳洲华人的拥护,共和派势力迅速增长。澳洲少年中国会发挥着宣传革命、主张民主共和,支持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政权的积极作用。1914年,澳洲华人组成国民党,接受孙中山的领导,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做出了贡献。     

论梁启超的"变"与"不变"--梁启超宪政思想再评说

梁启超宪政思想之"变"主要表现在他对近代中国宪政模式的选择和设计上,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再回归君主立宪,走向开明专制,最后拥护共和立宪,这反映了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宪政之路的理性思考 ;"变"的背后 ,"不变"的是梁启超的爱国思想和坚持民主宪政、坚持渐进改良道路、坚持国民性改造的一贯主张."变"与"不变", 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因素,为我们今天的宪政建设提供了宝贵启示.     

民主作为程序--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民主观及其现实意义

自由主义的民主与共和主义的民主,构成了当代社会民主模式的两大景观.在比较分析与综合这两大民主模式的基础之上,哈贝马斯论证了他的程序主义的民主模式.民主作为程序,意味着商谈和对话成了民主模式的核心内容.这种以交往与对话为特征的民主理论,可以为当代中国的民主法治理念的更新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政制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野

在历史制度主义论域中,在旧制度因环境变迁和危机恶化而发生断裂或崩溃的"关键节点"时期,掌控创制主导权、决定政制走向的往往是政治博弈场域中的强势行动集团。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中国政制变迁史上打破了王朝循环的路径锁定状态,把中国政制强行拉出了帝制轨道,引入宪政共和的探索之路。但是辛亥革命未能有效地确立民主共和、完成现代宪制的路径塑造。究其原因,就在于以同盟会为主体的政制创新行动集团属于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弱势行动集团,其行动资源的匮乏、组织结构的溃散、意识形态的虚弱,决定了其无法在专制文化积淀深厚的近代中国成功地创建现代宪制、巩固民主共和。     

从本义为共和革命思潮立名

我在《略论共和革命及其主要特征》一文中提出:“辛亥革命的根本性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就其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来说,是一次实践‘民主共和国方案’的‘共和革命’”,“我们完全应该在中国近代史上为‘共和革命’立名”(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基于同样理由,我认为,作为辛亥革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准备和表现的清末革命思潮,可以称之为共和革     

论近代中国人的民主意识的发展特征

近代中国人的民主意识的发展,具有三个明显特征:(一)借助救亡运动而发展,以“国群自由”意识为核心;(二)在成份上中外合流,中国传统色彩较重;(三)发展速度缓慢,发展程度较低且不平衡。这些特征对近代中国的民主建设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近代中国人为民主奋斗数十年,却一直无法建立真正的共和民国,与近代中国人的民主意识的特征不能不无关系。     

“梁启超之问”的学说谱系

在清末民初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大辩论中,梁启超洞烛先机,提出了"革命不得共和而得专制"的"梁启超之问",成为当时振聋发聩的声音。梁启超的问题是关于共和政体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种族革命的自然结果是民主共和还是"民主专制"的宏大制度建构问题。其独辟蹊径地探求到共和失败的根本性原因,找到了民初乱局的渊源所在,并尝试用自己的理论学说对该问题作出解答。尽管限于时代,梁启超未能作出完美的理论建构,但时至今日,其所具有的政治价值与理论影响仍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辛亥革命与地方政制变化

<正>武昌起义的胜利及随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统治。从武昌起义时期颁发的《鄂州约法》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一系列法规,确立了主权在民、三权分立、公民有参政权等资产阶级民主法则。从理论上说,在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制度已无可置辩地以宪法形式确认为国家的政体。封建专制的统治方式已被抛弃。武昌起义后清朝中央集权统治体系崩溃。如何构建一个符合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精神的新地方政制就摆在革命派面前,舆论界也作了不少有益的探讨。     

“民主”还是“民主主义”?——九十年来中国“民主”观念形成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

九十年前,自德先生、赛先生进入中国以后,民主与科学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理解现代性的主要标志。但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由此所导致的唯科学主义也深刻地制约了中国现代思想的开展;实际上,以客观、透明、形式化的科学观念形成的民主主义观念,更左右了中国政治的现代性道路。民主主义理论在现代的兴起,除了古典共和主义衰落的背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一个关键。然而,人们往往只注意《社会契约论》中人民主权原则,而置公民宗教原则于不顾,这在晚清以来中国民主观念的形成过程中同样如此。五四期间,这一逻辑在康有为、陈独秀之间有关宪政、民主与孔教为中心的辩论中达到高潮:民主仅仅成为与民选总统、议会等与专制对立的政治议题,而完全抑制和取消了它所包含的注重权利平衡以及公民德性养成的共和观念。     

从家国到人民共和国：“天下-中国”转型的历史逻辑

作为一个政治早熟的文明共同体,中国社会在数千年前就形成了特有的“天下”观和“天下大一统”理论。然而自启蒙运动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民主权”“民主共和”理念的传播,传统以“天子”为核心的君主国模式,因其无力维系国家的和平统一与社会的稳定发展,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在此后的百余年内,中国人对如何统一中国为“真正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艰难且曲折的探索。最终,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基于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国家建构模式,既落实和维护了中华文明“天下-中国”的传统,又符合了民主共和理念的基本要求,同时还丰富了现代民主共和国的多样性,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近代中国人对“民主”的七种理解

近代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一个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所理解的"民主"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概括而言,近代中国人对"民主"的理解主要有如下七种:"民主"即为"民本";"民主"即为"君主";"民主"即为"民权";"民主"即为"自主";"民主"即为"民治";"民主"即为"平民政治";"民主"即为"共和".由此,问题的关键不是强求大众对于"民主"认知的一致,而是要理解每个人使用"民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