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薮》创作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文章通过对胡应麟创作《诗薮》过程的再考察，得出以下结论：《诗薮》创作次序很可能是内编、外编、杂编、续编；《诗薮》内外编、三编、四编分别有不同的刊本；《诗薮》内编当完成于1587年，《诗薮》外编主体当完成于1588年或更早，《诗薮》杂编不迟于1590年完成，《诗薮》续编完成于1590年以后；《诗薮》开始创作时间当在1584年左右。     

《诗薮》撰年考

《诗薮》的撰年问题一直为学界忽视,本文在考察胡应麟创作《诗薮》过程中的相关资料后得出以下结论:1584年左右,胡应麟已经开始了《诗薮》的写作,《诗薮》文本最终完成于1589年,《诗薮》最初版本的刊刻完成于1590年。     

再论杜甫时政诗的创作必须——由杨义“悟后解诗”法说起

杨义先生的《李杜诗学》以“悟后解诗”法分析杜甫时政诗之一《赠花卿》,认为它在政治层面“并无所指”,并对传统的解杜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杜诗所谓的意在言外其实是“过分牵系儒家经义”。然而从《赠花卿》创作的时代背景如时间、地点等方面入手,同时对诗歌本身进行感情层面的推敲,杨义先生的观点并不能令人信服。此外,杜甫的入世心态、唐代“以诗鉴治”的政治需求决定了杜甫以时政入诗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唐诗以“含蓄”为美的传统又决定了此类诗歌传达主旨时的隐蔽性,因而杜诗是否“意在言外”,有待与杨义先生商榷。     

说唐论宋 品诗鉴文——评《唐宋诗文论薮》

继《隋唐五代文学史》和《唐代乐人考述》之后,毛水清教授的又一部学术著作《唐宋诗文论薮》2009年11月由广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在短短六年时间中,由花甲越过古稀之年的毛水清教授就出版了三部颇有分量的著作,这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不能不令人敬佩!     

《诗薮》的体制特点及理论特色

从《诗薮》体制可见胡应麟的精心设计,该书可以看作是一部诗歌史。但在内容上《诗薮》仍未摆脱传统诗话的影响,诸如笔记体、分类含混、内容驳杂等特点都与传统诗话没有根本差别。在《诗薮》梳理和研究诗歌史实的背后,可见其诗学理论的潜在架构。即以辨体思想为核心,从三个方面加以支撑：＂体以代变,格以代降＂的诗歌发展理论;＂法、悟、化＂三阶段的创作理论;＂体格声调＂与＂兴象风神＂并重的审美理论。     

论《白石道人诗说》的“妙”与“悟”

姜夔虽是南宋一代词宗,亦有完整纯粹的诗论之作《白石道人诗说》。全书仅三十则,短小精悍,见解独特,浅深兼赅,其中提出"自然高妙"和"自悟"的赏诗、作诗之法,对于解救江西诗派用典冗赘、雕琢破碎、横发议论、蹈袭成风、缺乏独创等弊端,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对于后来严羽的"妙悟说"亦颇有影响。     

略论《诗薮》之诗体流变观——以七言体为例

《诗薮》一书体现了胡应麟的诗歌流变观,是明代晚期一部重要诗歌理论著作。文章以七言体为例,兼及古体七言歌行及其所影响的七言律诗,分析胡应麟《诗薮》之诗体流变观。分别考察辨体与体变、古体七言之变、近体古体七言之变,分析《诗薮》诗体流变观之复杂性与宏观性,运动性与规律性。     

《文镜秘府论》的诗法体系及其意义

日本人学汉诗之需与唐人诗格盛行两相契合 ,促成了《文镜秘府论》的编撰。对于其详尽的诗法体系可以从两个角度即诗歌创作过程、诗歌的内容与形式来考察 ,空海对中国诗论的辑录主要有两个特点 ,即实用 (可操作性、偏于技巧 )和唯美 (偏重诗歌自身艺术规律和形式美 )。由于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时代 ,《文镜秘府论》对日本汉文学的创作和歌学的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潜夫论》引《诗》考

《潜夫论》引《诗》具有形式多样、依据说理需要灵活用《诗》和以《雅》、《颂》为主的突出特征,体现出王符继承先秦时期"以《诗》为教"传统的《诗》学思想;但他又不囿于故说,而是根据论述需要对各家所说融合而用,甚至突破四家《诗》说,纯据诗句文本涵义进行论述。     

左思《咏史》诗创作时间考

通过对<咏史>组诗内容本身的分析,联系左思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出该组诗是作者对其自己一生的总结.基于这一点,<咏史>诗创作就应该是其晚年的某个时期集中创作出来的作品.     

论先秦两汉《诗》学礼化的历程

<诗>学礼化是贯穿先秦两汉<诗>学的主线.所谓<诗>学礼化,是指<诗>学家以礼义解说<诗经>,使<诗经>成为礼义的载体.<诗三百>在周公制礼作乐过程中诞生,此后又广泛地运用于西周、春秋时期的各种典礼.春秋战国之际,礼学经历了由重视礼仪到尊崇礼义的重大转变,礼学转型为<诗>学礼化带来机遇,孔子及其弟子后学不遗余力地将礼义灌注到<诗>学之中.汉初今文三家诗初步建立了<诗>学礼化体系,<毛诗>最后完成了<诗经>礼化的工程,创建了植根于中国礼乐文化土壤的诗学理论.研究先秦两汉<诗>学礼化历程,可以从宏观上把握这一时期的<诗>学大趋势,突出中国古代诗学伦理化的民族特色.     

格调风神神韵--胡应麟《诗薮》的理论特色

胡应麟的<诗薮>是明代中期一部重要的诗话著作.书中一方面继承了前后"七子"的"格调"说,并将"格调"说作为论诗的主要标准;一方面又提出了另一标准,即"风神"或"神韵",体现出从"格调"说向"神韵"说演变的轨迹.这构成了<诗薮>最突出的理论特色.     

《诗法源流》与元人诗法

诗学著作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元代诗学领域以诗法著作为主体．形成了不容忽视的诗学现象。《诗法源流》在宗宋、尊唐和复古、尚今等诗歌主张方面中允、辩证．可以视为元人诗法洪流中既有总结意味、又具创新精神的代表性作品。《诗法源流》在诗歌理论与诗歌批评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诗》学史文学现象之一隅

《诗经》诗并非指《诗经》一书中的三百篇作品,而是指后世在诗歌创作领域形成的以《诗经》为核心题材的诗作。依据创作宗旨与表现形态的差异,可分为集《诗》诗、《诗》事诗与论《诗》诗三类。集《诗》诗的出现是引经之习、用典之风、拟古之作三种因素的合力作用造成的。《诗》事诗的内容或是吟咏《诗经》一书,敷衍其篇章意旨,或是铺叙读《诗》所感,颂扬圣人之心,还有续补六笙诗之作。论《诗》诗的内容则或是专论《诗经》之技法特色,或是偏重以《诗》为法,阐述诗学原理。三者共同构成了《诗经》文学影响的一个具体层面。     

《诗缉》的成书时间及其“以诗解《诗》”

作为宋代《诗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之一的《诗缉》,始刻于淳祐戊申(公元1248年),成书于淳祐末与宝祐初(公元1251年之后),历时达四年以上。《诗缉》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的"以诗解《诗》"。具体表现在它能以诗人作诗与读诗之法来解读《诗经》;同时,它还能引用作为文学作品层面上的文学之诗来解读《诗经》。也正是因为《诗缉》的这一特色,为明清时期《诗经》学研究的转向揭开了序幕。     

论“六笙诗”与古《诗》文本

《诗经》“六笙诗”因“有其义而无其辞”,引发了古今无数的讨论。它的篇次莫定,前后不合,难以融入《诗》的辞章编排系统。特别是由它引起《诗》文本编排的变更,所谓由毛公“推改什首”,造成了《诗》的“非孔子之旧”,多与史实不合。这在出土文献海昏侯《诗》、汉《熹平石经》与毛《诗》互证中得到充分证明,并在《诗》文本的学术源流与汉代《诗》学研究中获得有力支持。“孔子之旧”就只有“三百五篇,遭秦而全”的《诗》文本,四家皆无异义。郑玄相关解说的存亡、缘由自相矛盾,反映的只是其笺《诗》所见与注《礼》所用乃不同的另一个《毛诗》文本。其中的“六笙诗”序,不过是其时的《毛诗》学者将《乡饮酒》《燕礼》中用乐的《小雅》的《南陔》等6篇编排到《诗》文本中的新变现象,而不能说是代表“孔子之旧”的古《诗》文本。不包括“六笙诗”,才是“孔子之旧”三百五篇古《诗》文本的实际篇目。     

试论《坛经》“悟”的审美特性

顿悟见性,见性成佛,乃是《坛经》的思想精髓。《坛经》之"悟",强调个体生命不离现象世界、世俗生活、感性境遇,当下超越到本心、自性、佛的境界,因此可理解为一种独特的审美感悟。"悟"的审美特性大致表现在:重视审美主体的自觉,强调当下直观体验,主张对感性现实的超越,对本性真如的复归,注重审美发生的自然随意。     

《文心雕龙创作论》版本考述

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前后共出了五个版本。梳理这些版本,可以使我们对他宏阔的学术视闽、深厚的学术底蕴（纵横捭阖的恢弘气度）以及独特的研究方法有一个全面了解和把握,并深刻认识一部有重要学术影响的专著是如何百炼成铜的。这对当今学界浮躁的学风无疑是一剂良好的清醒剂。     

论王维的禅悟与诗悟

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禅意,是一种智慧的体现。佛教对王维的影响是思想方法的影响,是看待宇宙、人生的眼光。在王维优秀的禅意诗中,禅意是这种智慧的体现,而不是在佛理中去寻章摘句,或在诗行间去阐发佛道。王维诗的妙悟,亦即诗的审美观照过程,借用禅悟的方法,最终得到的仍然是诗,是诗的妙悟之境,是诗美的实现,而不是以诗为载体,谈玄说道,阐发禅理。     

论南宋王质《诗总闻》的创作动因

南宋王质是宋代《诗经》研究史上的重要人物,其《诗总闻》是他历时30年而编撰的学术专著。在当时的语境和个人因素背景下,他以半生的心血潜心阐释《诗经》而撰成《诗总闻》一书的动因有三：一是感于时政,以《诗》训世;二是仕途失意,寄寓悲愤之情;三是不满他人训释,自立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