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无邪”与“诗”之“体”“用”——再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春秋时代“诗”之兴盛与“礼坏乐崩”相伴相随。孔子对“诗”进行了哲学变革,“思无邪”与“仁”相互发明,是对道德生命的安顿,此为“诗”之“体”。“雅言”“礼后”“乐正”是孔子诗学的思想展开,此为“诗”之“用”。其中,“修辞立其诚”为“雅言”之确解;“礼后”指向“人而不仁如礼何”;“乐正”即“尽善尽美”、“乐”中涵“仁”。孔子诗学之“体”“用”,是从诗学理路对“仁”的体证与推阐,此即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诗”之“言”——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孔子诗学视域中“不学诗,无以言”,从“诗”之意义视域的转换、“学诗”与“学礼”的对应、“诗”之“言”的价值依据,推动了孔子诗学“哲学的突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味着孔子诗学的道德取向、语辞与语气的温文尔雅、“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执礼”与“仁”的相通。我们既不能仅以现代汉语的修辞方式,也不能以古希腊哲学传统的诗性语言,来评判孔子诗学视域中“诗”之“言”与“雅言”的思想价值,唯其如此,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才能得到更合理的安顿与理解。     

先秦名实之辩与“不可说”论的起源

中国古代思想中始终回荡着一个声音:“不可说”。“无名”、“不可言传”、“言不尽意”、“不立文字,以心传心”……所有这些说法都表达了一个意思:有……是不可说的。这一思想以各种各样的面貌出现在诗学中,有时对语言作为传达意义的工具表示怀疑,如“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有时甚至把语言视为意义的障碍,似乎恰好在语言不在场的时候,有意味的东西才露面,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最习见的说法是“言有尽,意无穷”之类,认为意义有可能在语言已打住之处继续伸展。中国诗学中的许多概念都与“不可说”有着内在的联系,比如“静观”、“意象”、“意境”、“隐秀”、“神韵”、“形神”、“含蓄”、“妙悟”、“平淡”、“浑然天成”、“象外之象”等等。     

“无”“无名”“无物”不应释为“无名之物”

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学术研究》发表的《论道的物质性和老子哲学体系的唯物主义性质》的文章(下边简称《论老》),说老子哲学中的“道”是“物质”,其重要根据,是认为“无”、“无名”,“无物”都是“无名之物”的意思。我认为把这三个词都解释成“无名之物”是讲不通的. 首先分析“无”字.《论老》引了《老子》书中这样一段话:“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论老》分祈:“在老子这段话中,‘有’是‘有名’的略词,是指‘有名之物’。‘无’是‘无名’的略词,是指‘无名之物’。老子这段话的意思是:天下之物生于‘有名之物’,‘有名之物’生于‘无名之物’。”我认为这样理解是讲不通的。题问在于这句“天下之物”中的“物”字,是有名的物呢?还是没有名的物呢?如果是有名的物,那么这句便是:天下有名之物生于有名之物,有名之物生于无名之物。前面说“有名之物”是从“有名之物”中产生的,后面又说“有名之物”是从“无名之物”中产生的,这个“有名之物”究竟从何而     

“比兴”的生命感应:“诗”与“思”的对话

“北兴”实际上是儒家诗学“人情”的一种致思方式。通过“入情”，“思”被“诗”化了，那么诗化的致思方式究竟是一种毫无规律性的胡思乱想，还是有一定内在的运用机制？如果有，它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传统诗学话语的精神内蕴，而且对后现代背景下的当代诗学建设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过去我们往往只满足于指出形象思维的逻辑是情感和想象。但对情感和想象本身的“逻辑”却缺乏必要的说明，本文着力于从中国传统诗学话语中“诗”与“思”的积极对话的探讨，继续展开对诗化之轴运作机制的追问，以就教于方…     

奥哈拉城市诗歌中的“一人主义”诗学

“一人主义”是美国纽约派代表诗人弗兰克·奥哈拉诗学理论和艺术风格的集中体现。“一人主义”诗学理念的确立,使得奥哈拉的诗歌作品极具个性色彩,饱含创造力。本文依托奥哈拉的城市诗歌创作活动,探讨“一人主义”诗学理念衍生的过程、“一人主义”的内涵及其对奥哈拉城市诗歌的意义,论证奥哈拉在这一诗学理念下所达到的诗歌艺术境界。     

20世纪“诗缘情”阐释之述评

“诗缘情”是中国传统诗论中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的理论范畴。它最早见于西晋陆机《文赋》之中 ,后来它超越了文体论范畴 ,成为继“诗言志”之后又一重要诗学范畴。近百年来学术界对其阐释 ,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诗缘情”与“诗言志”的比较、“诗缘情”的美学意义、“诗缘情”的诗学意义。对这一古老诗学命题 ,今后应从新的视角去分析它的内涵 ,挖掘其新的理论意义     

孔子诗学思想探源──兼及“天人合一”的内在矛盾性

殷、周之际的文化转型在宗教意义上表现为由殷文化“尊神”传统向周文化“尊礼”传统的历史转换。孔子的文化选择及其相应的诗学思想是在“吾从周”的历史原则的具体引导下完成的。在宗教意义上,孔子诗学思想是中国古代“尊神”文化向以“尊礼”为实践理性目标的儒家文化传统转化的过渡性的思想标志。孔子诗学思想对古代宗教、神话的彻底的实践理性态度决定了“天人合一”观念的内在矛盾性。     

论庄子的“无功”、“无名”、“无己”思想

庄子的“无功”、“无名”思想在价值观上是对儒家功名价值观的超越 ,是对更高人生境界的追求 ;在方法论上是通过“无功”、“无名”达到有功有名 ,即在建立功名中不以功名为念 ,获得功名后不以功名自居。庄子的“无己”观则是通过无执 ,达到与道的相通 ,达到对自然的归依     

论“意”之义:中国古代两种文学阐释模式的生成

在中国古代诗学的话语系统中,“意”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对“意”的含义和意义的不同理解不仅形成了中国古代两种不同的诗学本体论,而且形成了两种诗歌阐释模式和意义生产方式。“意义生产”这个提法意味着阐释过程中文本意义不是简单地被发现并被揭示出来的,而是被创造或被建构出来的。阐释本身即具有“生产性”。“以意逆志”“得意忘言”“可意会不可言传”中的“意”都是具有生产性的古代诗学概念。对“意”的深入探讨可以从一个独到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古代诗歌的意义传达与诗学阐释方式的某些重要特征。     

饶宗颐“形上词”论分析

饶宗颐“形上词”说超拔高妙,对其研究多停留于知识描述、理论阐述层次,而于学术史意义和学术个性则论说不足.“形上词”论蕴含着哲理和精神超越两方面的要求.饶宗颐诗学研究重视理趣,诗词创作倡导形上旨意,其要义皆在于为中国诗学补充形上之维.饶宗颐借用“向上一路”表明其诗学创新的高度自觉.“向上一路”既关乎新词境的开拓,又具有提澌人心、救世之大用.作为学术界的共同财富,饶宗颐“形上词”说,与王国维“境界”说分属二十世纪中国诗学之一头一尾,是继“境界”说后的诗学理论新突破；不仅延续了古典体裁的生命,而且使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丰富古典体裁表现力的同时,赋予其现代意义.     

“味”论与东方共同诗学

要确认“东方诗学”的存在，就要首先确认“东方诗歌”的内在联系，要确认“东方诗学”的内在联系，就要分析“东方诗学”内在结构，就要去发掘、发现它们共有的基本诗学概念。通过古典诗学文献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庄严”与“韵意”两个概念统括南亚诗学，“风”与“气”的概念流贯东亚诗学，“对比”与“律动”的概念贯穿西亚诗学。而以“味”这个共用诗学范畴为纽带，南亚、东亚、西亚三个区域诗学又形成了三元一体的“东方共同诗学”。     

“红色经典”研究与文化诗学走向

“红色经典”是近年来出现的重要文化现象和学术研究热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写文学史”“再解读”“文化研究”解构了“红色经典”背后的革命历史,消解了“红色经典”的意义。这种研究思路和方法值得研究,因为“红色经典”背后的革命历史是真实的,“红色经典”无论是对于生命个体还是对于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都是有意义的。这就需要对“红色经典”进行文化诗学研究。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文本批评阐释的原则和方法,与“红色经典”研究是契合的,也是为“红色经典”研究所需要的。只有通过文化诗学研究,才能使“红色经典”融入我们的生活世界中,参与到我们生活世界意义的建构中。     

禅宗悟论“自得”观与宋代诗学“自得”范畴的建构

“自得”本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范畴,北宋时才开始被引入诗学领域。这时文论家们主要是以“自得”在传统哲学中的含义为基础,来建构其在诗学中的内涵。但自北宋末年起,这种建构方式发生了转向,文论家们转而从禅宗的悟论“自得”观,汲取营养来阐述“自得”在诗学中的含义,并分别赋予了“自得”三个新的诗学内涵,从而稳步确立了“自得”在诗学中的范畴地位,使“自得”平稳地实现了向诗学范畴的转化。     

李贽的“大人”之学与“快乐”诗学——兼议李贽诗学的“现代性”特质

与传统学界将李贽诗学归之为“童心”说不同,文章从李贽“大人”之学入手,溯源其心性锤炼历程,梳理出“快乐”诗学的特质。对此特质,分别从主体性与价值两个角度探讨：一是独立不惧的“大人”形象的树立;二是平易自然的“化工”风格。李贽有着自觉地追求自由、独立的主体意识,同时在诗学表达上不尚典,不雕琢,不求载道,这与晚清的“诗界革命”、五四的“新诗革命”皆有贯通之处,具有了“现代性”的特质,故对其诗学价值更应放置在传统与现代文学的“长时段”演变中去发掘。     

“比兴”新论

在中国诗学史上，“比兴”这一概念运用的普遍性，在诗评、诗论中的重要意义，恐怕只有意境一语才可与之相比。可以说，不理解古代诗论、诗评中的“比兴”说，就无法对中国诗学的体系作出完整的叙述。然而，古人对“比”、“兴”以及“比兴”的解说，自汉代经师，直至清代词论、诗论家，又常常相互歧异。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一些论者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范围内来解说比、兴；对比、兴解说的分歧，乃是其方法论的对立的表现。关于比兴的解说的分歧及其流变的过程，实质上反映了中国诗学发展的某种趋向。本文试图在这方面提出一些粗浅…     

“风骨”非“风格”辨

作为古代文论中重要的理论范畴，“风骨”与“风格”同中有异。“风格”是必然有的，而“风骨”只具有可能有的或然性。风骨不是风格。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它代表了刘勰对艺术美本质的一部分认识，是刘勰对创作、批评提出的一个基本原则，它具有较大的概括性和较强的理论涵盖力，但不具有划一风格的作用。将二者混同，与在汉语中“风格”一词的原始意义以及作为传统诗学范畴的“风骨”自身逻辑形态不稳定带来的意义歧出有很大关系。     

胡应麟诗论中的“格”范畴

“格”是胡应麟《诗薮》中运用得最多的范畴之一,被广泛地运用到诗歌发展、诗体变化、创作规律、艺术境界、学习门径等诸多方面。“格”及其相应理论是贯穿胡应麟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诗学体系得以建构的基石,对于理解胡应麟的诗学观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伊夫·博纳富瓦的“否定性”诗学探幽

伊夫·博纳富瓦是法国当代诗歌的一座巍巍高峰,他的作品既受象征主义的影响又与之保持距离,他不断以清醒冷峻的目光审视前人的诗学,创造出了独树一帜的诗学理论.《杜弗的动与静》是他的第一部诗集,标志着他诗歌创作的起点,也是其诗学的源头.该诗集高举“否定性”大旗,以神秘莫测的“杜弗”为触角来探析生命存在的深度,自始至终以“死亡”来抵抗概念的侵凌.博纳富瓦出于对感性世界的深切依恋和对人与世界重建联系的吁求,大刀阔斧地革新诗歌语言,他认为唯有如此,丧失了存在之根的人才能重返“真正的地点”,虚无才能被“在场”取代,感性存在才能焕发意义的光辉.     

“箭锋”之喻与黄庭坚的诗学

“箭锋所直”是黄庭坚诗论之重要概念,它和“中箭追骑”、“箭锋相直”一样都是“中的”;黄庭坚的“箭锋”之喻与当时的禅学思想有关,也与他诗学中“有眼”、“无弦”、“韵”、“换骨”等概念密切相关。“箭锋”之喻既是境界论也是方法论,对其深入探讨是研究黄庭坚诗学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