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代选本看韩孟诗派之传播与接受

诗歌选本的传播、批评功能及其产生的接受效果,是影响诗歌传播接受的一种极其重要的因素。通过对历代部分唐诗选本的定量分析,并结合以文艺学的定性研究,对韩孟诗派在选本中的传播接受情形作一考察,有助于对韩孟诗派的文学特质有深入一层的认识:一是统计韩孟诗派在部分唐诗选本中的入选量,说明他们在接受史上起伏不定的情形;二是分析韩孟诗派中的一些著名诗篇和历史上的一些传播功能较强的选本,说明名篇对扩大诗人名声的重要作用以及某些负面影响;三是探析韩孟诗派多创新、重主观、多古体诗的艺术特点在选本传播中呈现出来的意义。总体来看,韩孟诗派的文学特质使其在选本接受中造成了选入量偏少、篇目不均衡等特征;选本的传播也使一般读者对韩孟诗派的接受发生了一定的偏移现象,名篇并不能完全代表其诗歌的主体风格。     

论梅尧臣对谢灵运的诗歌接受

宋人常以品格与诗风两个视角品评诗人诗作,对谢灵运其人其诗之接受因此呈现相对复杂之趋势,而这又与宋诗"开山祖师"梅尧臣具有特殊关联。梅尧臣对谢灵运其人其诗都持以积极接受的态度。他的山水诗以串联式的山水诗题、历时性的游踪线索、条理型的观景方式、精细化的摹景手法彰能于世,昭示出对谢灵运诗法的吸收、运用。梅尧臣之诗学主张反作用于谢灵运之诗史地位,一方面,谢灵运及其诗歌遭受到了间接贬抑,另一方面,在梅尧臣的影响下,宋人在参与接受谢氏其人其诗之中无可避免地客观接受了谢氏诗歌之精粹。梅尧臣对谢氏诗歌之接受深刻影响了宋诗风貌之形成。     

黄庭坚对梅尧臣诗歌的接受

黄庭坚是宋代梅尧臣诗歌接收史上的重要一环。他是宋代诗人的代表人物,把宋诗推向了发展的高峰。黄庭坚诗歌崇学尚典,注重对历代前贤诗歌的博采与融通。就本朝诗人而言,他对梅尧臣诗歌的接受尤为明显。无论是诗歌取材,还是写法技巧,乃至审美趋向都深受梅尧臣的影响。可以说,黄诗承袭着许多梅诗的因子,诸多方面都是沿着梅诗的特性顺延发展的。     

有意为派：韩愈诗派意识的表现方式及其价值

韩孟诗派因诗歌交游而形成,韩愈从诗派形成、发展、定型及诗派走向均起着主导作用.这种主导作用集中体现在他有意为派之中,具体表现为萌芽期、强化期、定型期和稳固传承期四个阶段.探讨韩愈诗派盟主意识的变迁,揭示他有意为派的过程,从而探讨他在中国诗派发展史上的价值.     

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

李贺对<楚辞>有一种特殊的兴趣与偏好,他与屈原相似的遭遇、相似的现实语境,使他在情感上容易与屈原产生共鸣,这是他对<楚辞>接受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还与韩孟诗派对<楚辞>的继承有一定的关系.     

陈师道对梅尧臣诗歌的接受

陈师道一生仕途偃蹇、生活困顿,生平经历与本朝前辈诗人梅尧臣有着惊人的相似。其诗歌创作也曾受到过梅尧臣的影响,如诗中追求的"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的审美趣味和以此为目的所采取的创作手法则直接效法梅尧臣;闭门觅句、喜好苦吟传承着梅尧臣作诗力主于勤、精雕细琢的写作特征;另外,陈诗讲究真情实感则是对梅诗核心精神的继承。     

论韩孟诗派的形成

从比较系统、全面的观点看,韩孟诗派的形成有诸多方面的因素,呈现为特定的过程。在韩孟诗派的形成过程中,孟郊是诗派的开创者,其诗歌创作具有范式意义;韩念在文坛上领袖地位的确立,吸引了一批艺术趣味相投的诗人,对诗派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孟郊“求奇”的艺术追求,经韩愈推扩,影响到卢全、刘叉、李贺等人,遂成为韩孟诗派共同的诗歌审美指向;洛阳唱和,韩孟诗派最终形成;元和六年韩愈回长安后,诗派解散,贾岛改弦更辙,意味着晚唐诗的到来。     

韩孟诗派会聚洛阳期间的创作及其意义

元和二年至元和六年 ,韩愈、孟郊、皇甫氵是、李贺、刘叉、卢仝和贾岛等会聚洛阳 ,互相唱和 ,写出了一批险怪诗作。孟郊在诗歌创作上求重、求拙 ,具有深刻的表现性 ;韩愈则以气势取胜 ,富于浪漫色彩 ;李贺、卢仝和刘叉在这一时期受韩愈和孟郊的影响 ,追求险怪诗风 ,因而韩孟诗派最终形成于洛阳期间。贾岛的加入意味着韩孟诗派衰落。     

论江西诗派对韩愈“以文为诗”的接受

韩愈学杜变杜,通过＂以文为诗＂使诗呈现出新的面貌。江西诗派学杜学韩中,＂以文为诗＂乃是其学习的主线。在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倡导下,对韩愈＂以文为诗＂不断扬弃,通过艺术创新,从而形成自己的＂法度＂。     

试论欧阳修苏轼对韩愈儒学思想的接受

韩愈是中唐儒学思想的坚决捍卫者和振兴者,他对儒学思想的贡献具体体现在攘斥佛老、建立道统、领导古文运动与重视"师道"四个方面,宋人对韩愈的思想颇为重视,宋代儒学家对韩愈儒学思想进行接受自不待言,欧阳修、苏轼作为文学家对韩愈儒学思想也进行了各具特色的接受,由于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的影响,他们在接受中又有创新,这种发展创新是北宋古文运动之所以能在他们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韩愈欧阳修碑志文风格比较

作为古文运动不同时代的领袖，韩愈和欧阳修同为名重当时的碑志大家，由于时代、文风、气质、经历等方面的差异，他们的碑志文又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其中包括叙事方面的雄逸之别，抒情方面的肆醇之别，还有取材方面的奇正之别等等。通过对他们碑志文风格的比较，本文认为韩愈的碑志文开拓了碑志一体的文学功能，而欧阳修的碑志文则凸现了碑志一体的史学价值。     

韩愈分司东都与韩孟诗歌唱和群体的形成

文人分司东都对文学创作及洛阳诗歌唱和的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中唐诗人韩愈分司东都期间,在洛阳任职或居住的孟郊、卢仝等人与之进行了较多的诗歌酬赠唱和。同时,洛阳便利的交通条件、韩愈在文坛的影响及其喜欢奖掖后进的作风也吸引了贾岛、刘叉、李贺等人。诸多诗人在此会聚,促进了韩孟唱和群体的形成,并在彼此的相互影响中形成了共同的诗歌审美追求。     

晏欧词研究百年述评

晏欧词自北宋至今,约有千年的研究历史,而20世纪以来的110余年无疑是这个研究史中最为丰富最为光彩的一页。以1949年为界,这个百余年研究史大致可分为四个研究阶段,借助数据统计分析考察,可以发现20~30年代和80~90年代是20世纪两个研究高峰,而解放后的30年则是低潮与重构时期,新世纪开始的10年其研究总量大大超越了此前的任何一个时代,无论研究观念、研究手段和研究形式都是推陈出新,阔步向前,标志晏欧词的研究已经达到新的里程碑。就晏欧三家词内部研究状况而言,有关欧阳修研究成果居多,而二晏父子的被关注量基本相似。展望新时期,有关晏欧词的研究可在文献、研究视角等方面寻求新的突破。     

欧阳修与北宋馆职学士诗人群述论

北宋庆历、嘉佑时期,馆阁与学士院聚集了一批优秀的文学才士。欧阳修作为由馆职到词臣的著名文臣和文坛盟主,继景德杨亿、钱惟演、晏殊等馆职学士之后,与苏舜钦、梅尧臣等共同完成诗风的新变。由贡举锁院产生的唱和诗集《礼部唱和集》,成为馆职词臣学士诗人群唱和的典范。     

王安石与苏轼对扬雄和韩愈的接受及其影响

北宋文坛两位大家王安石和苏轼,他们对扬雄有着截然不同的接受态度：王安石对扬雄充满了景仰之情,对扬雄的事业及其文艺观予以充分肯定;苏轼则对扬雄持质疑态度,对扬雄的文艺观基本予以否定。与之相对应的是,王、苏二人对韩愈态度颇为接近,即认可韩愈的文学创作,却对韩愈之道论颇有微词。王、苏二人对扬、韩接受的异同,对二人文学创作及批评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论贯云石对汉文化传统的接受

接受与融合是民族融合时期文坛的主题之一。贯云石就是一位在散曲创作上享有很高声誉的维吾尔族作家。他的散曲以俊逸质朴、豪迈爽健的风格在散曲作家中独具特色;他的思想修养、人生经历与创作充分体现了少数民族作家接受汉文化传统的熏陶与浸润,并与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加以融会,从而真实地反映了民族融合时期汉文化对他族文化的亲和力。这对我们准确理解元代文学多元繁复的色彩具有重要意义。     

一曲感人的爱情赞歌——评侗戏《金汉列美》

《金汉列美》是一部由侗族民间叙事诗改编成的爱情戏剧。一百多年来,这部戏剧在侗族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它反映的社会生活、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方面的分析,来揭示其影响大的原因。     

李白《与韩荆州书》《赠孟浩然》著年考论

本文用文史互证的方法 ,从李白与孟浩然的交游、孟浩然和韩朝宗的交游进行综合考察 ,并依据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诏令 ,结合诗文内容 ,重新考订李白《与韩荆州书》不作于开元二十二年 ,《赠孟浩然》诗不作于开元二十七年 ,而皆作于开元二十三年     

论韩愈文论观的矛盾与统一

本文分析韩愈提出的三组矛盾的文学审美命题，包括“修辞明道”与“以文为戏”、“师古贤人”与“陈言务去”、“不平则鸣”与“其言蔼如”，揭示出韩愈文论观表面的矛盾性与内在的统一点，认为这种理论上的互相补充呼应，对立而统一，使得韩愈的文学思想成为自给自足的圆满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