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超越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并不断超越,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一先秦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对“民”在政治中地位的认识,大致经过了如下三个阶段:1.神是决定一切的,民是神的从属品。殷商王朝统治者为了使自己成为人世间最高的绝对权威,一切言行总是打着神的旗号,即所谓“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1]1310然而虚无缥缈的“上帝”却无力使其统治永恒化,到头来仍不免灭亡的命运。2.神、民结合,由民情而见神意,神依民情而定存亡。周王朝统治者,一方面沿袭前代的神学政治,以所谓“…     

商王朝对方国的祭祀影响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于“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商王朝来讲,祭祀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正因为如此,在方国臣服之后,商王朝便通过使方国助祭、到方国举行祭祀活动、任用来自方国的贞人等手段,对方国从精神和意识形态上进行渗透和影响,取得了一定效果。以周方为例,文献及周原卜辞都显示出,在祭祀方面,周受商影响颇深     

先秦仁学与宋代理学──兼论理学在儒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宗教是哲学的先驱，哲学却是宗教的叛逆者。从“殷人尊神”，到“周人尊礼尚施”；从“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到“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礼记·表记》），人类视域逐渐扩展：人走进了自己的意识。“夫民，神之主也”（《左传》桓公六年，随大夫季梁语），“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虹公三］一二年，虢史语），则昭示人类意识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人不再以天帝鬼神为活动中心，从此把自己置于生活的前台。这样，哲学最终挣脱神学脐带，叫开生命之门。中国哲学直接诞生于“乱世”。“天道远，人道逸”以左传》昭…     

卜辞取祭考

卜辞取祭考彭明瀚殷人特别迷信，信鬼而尊神，先鬼后礼，奉行多神崇拜。据甲骨文反映，殷人有繁杂的祭谱和祭仪。笔者已考订出殷人用人牲的祭把在卜辞中称为“伐祭”，用毛（兽）牲的祭祀为“兽祭”①，那么，用羽牲的祭祀是否有特殊的祭名呢？我们认为有，那就是“取祭”...     

从孔子、墨子宗教信仰看儒墨学说的区别

孔子继承了以"天"比喻万物本源、最高权威的传统,时常提及"天命",但在孔子眼里,"天"已不再具有古代宗教信仰中鲜明的人格性。墨子则"尊天"、"明鬼",力行和宣扬"天志"、"义"等超然价值准则。孔子墨子宗教信仰的差异决定了儒墨学说的本质区别。"礼"教是孔子为当时混乱社会开出的一剂药方,然而"本于天"的"礼"却在"子不语怪、力、乱、神"中割断了与"天"的联系,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孔子由"畏天命"导向对"天子"、"君王"等地上权势的热衷和维护,走上"以人道为教"的"人治主义"道路。墨子则高举"天"的意志,强调神治,将其学说主张建立在"天志"、"明鬼"、"尚同"、"法仪"等宗教信仰的根基上。     

商代征战时的祭祖与迁庙制度

从现有可征的文献记载中,有商一代,从王振开始到纣王覆灭,与周围方国之间的战争就一直持续未断,交战的时间和规模都十分可观。因此,探究其中的一些制度是非常必要的。本文主要利用文献资料和甲骨文记载对商代征战时的祭祖与迁庙制度作一些分析与论述。 商代人十分迷信,所谓“殷人尊神,率民而事神,先鬼而后礼”,此言极是。商代为死去的许多王建有宗庙,象河宗(屯南1276 ),岳宗(合集30298),唐宗(后上8·5),大丁宗(合集1404,以下只写数字者皆为《合集》中片号)祖乙宗(34050),祖丁宗     

说商代甲骨刻辞中的“方伯”

商代甲骨刻辞中的方伯是伯称谓的一种,从根本上讲,方伯与伯性质相同,均是与商人不同的异族邦伯。方伯之"方"指幅员方域之意,方伯具有一定的地域与规模。方伯多为商王朝日常统治所不及的异族群体,与殷商晚期已纳入王朝政制的"多伯"不同。相关卜辞记载商与方伯之间举行享献、宴饮或揖拜等礼仪活动,应与方伯臣服礼有关。卜辞亦记载了商王朝征讨方伯乃至杀方伯祭祖等事,反映了商王朝与方伯之间的对立。后世礼书所记的方伯之制,多为学者所拟设,可略分为"二伯—州伯"系统与"四岳—十二牧"系统。其方伯乃王朝所设置的五官之长及诸侯之长,与甲骨所记内容并不能简单地比附。     

浅析晚商中央王朝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

商王朝后期,随着中央王朝实力的增强,其对周边部族方国的辐射影响力也相应增强,这种辐射力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有具体表现。商王朝能够对周边地区产生辐射作用主要取决于它的绝对统治地位及占据天下之中的优越地理位置。这种辐射力为后世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统一和国家统一创造了条件。     

殷是国号、王朝名号考

自西周以来,人们一直以为“殷”是盘庚迁都至帝辛亡国时的国号、王朝名称。殷墟卜辞发现后,罗振玉首创新说:“文丁、帝乙之世虽居河北,国号尚称商。”此说先后得到了王国维、陈梦家、郭沫若等甲骨学专家的认可、补充和发展,在学界颇有影响。现在,距罗振玉提出此说已80年了。依据周原甲骨及文献史料看,因盘庚徙都后国号仍可用商为国号而说“殷代无所谓盘庚以前称商,盘庚以后称殷的事实,旧式史籍中的殷、商之分是毫无根据”的观点并不与史实相符,不足信从。     

理性思潮的结晶 无神理论的基石——孔子人本思想述评

<正> 孔子思想是当时正在发生重大变革的社会的产物,以人本思想为特征的无神论思想倾向是其积极的主流。孔子接受了传统的“天命”论,但又罕言“天命”,而大谈“仁”、“民”,并且对“天”、“天命”作出了新的解释;他不否定(?)神,但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教人重生轻死,重事人,轻事鬼,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他(?)视祭祀,赞成“神道设教”,     

卜辞中的殷人祭祖礼

《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郑注:“谓内宗庙外朝廷也。”表明殷人宗教信仰之深,把敬鬼神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殷人尊崇的重点是祖先神。殷人绝大部分祖先都有受到隆重祭祀的卜辞记载。这表明殷人对祖先崇拜的重视。 殷人祖先神多被分为若干组进行祭祀,其目的是为了遍祀诸位先祖而避免遗漏。卜辞中有:二示、三示、四示、五示、示六、七示、九示、十示、十示又一、十示又二、十示又三、十示又四、廿示、廿示又三、大示、元示、上示、小示、它示、下示等直系或旁系先王之集合庙主。     

殷商旧歌《商颂》述论

(1)《商颂》是殷商奴隶制特定历史实践的信息成果,也是青铜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商颂》是宋诗的说法不能成立。(2)现存于《诗经》中的《商颂》五首,都是商人祭祀祖先的乐歌。其中《那》、《烈祖》着重描写“殷人尚声”的祭祀礼俗及青铜时代的音响舞容;《玄鸟》、《长发》、《殷武》着重追述商人先公先王的丰功伟绩,实为商族史诗与英雄颂歌。(3)《商颂》显示:与“文质彬彬”的周文化相较,商文化具有夸扬暴力、崇尚武功、尊神事鬼等“怪力乱神”的特点,表现出粗犷的、未脱人神杂糅的野性和原始稚气。《商颂》的美学价值主要在于成功地塑造了一批“以力争得天下而守之以威”的青铜英雄形象,表现了殷商奴隶制时代特定精神氛围中的审美理想。     

国家与地方视野下的破姓开亲与婚俗改革——以清代清水江下游锦屏九寨苗白、彦洞讨论为中心

在清王朝开拓西南疆域,建立“新疆六厅”及发展清水江木材贸易的背景下,清初年间的“破姓开亲”成为王朝国家经由婚俗改革的文化形式与山地苗侗社会展开互动的另一重要事件.破姓开亲不但重构了苗侗村落传统的通婚模式、权力格局,而且丰富了王朝国家深入和管治“化外之地”的层次与方式.光绪年间的婚俗改革是雍正年间破姓开亲的继续,这次改革主要针对“舅公礼”“转娘头”“问话”等地方婚俗礼仪.通过这次改革,一方面,调整了既有以“舅权”为核心的权力阶序格局及隐藏在这一权力关系之下的总体关系;另一方面,使得地方社会与清王朝规制礼仪和权力结构的并接,进一步深化了王朝国家的统治.婚俗改革作为王朝国家与地方互动的交汇点和重要途径成为分析特定历史环境中苗侗社会文化变迁、权力关系变动、社会整合的重要基点.     

孔子在中国重人远神文化中的导向作用

拓荒期的自然崇拜、笃信天命、信仰鬼神这种人类童年期共有的主要信仰形式，其宗教意味本来可以使中国象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产生宗教。但自周至春秋以来，中国产生了一场迥异西方造神运动的重人运动，孔子就是这个从原始宗教到人文思想演变运动的宗师。孔子的“人学”，涵摄了整个人类的美行美德，以理性思维代替宗教神学，淡化了中国人的宗教意识，奠定了中国文化重人远神精神的主导地位，开辟了古代人文精神的新世纪。一、继天道而立人道夏、殷时，人的祸福完全由天、鬼神所决定，“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①…     

论晚商的龟卜和信仰

在占卜实践中,晚商的贞人发现了"灵龟"之兆的灵验性;加之龟甲是来自远方的贡品而为王朝所宝重,所以龟甲在晚商成为占卜神物,建立起了甲骨并用的占卜新体系。占卜体系是为人神沟通而建立的。在占卜仪式中,晚商形成了甲骨文书写系统。从甲骨文看,商人的信仰体系主要包括了天神、人鬼和地祇三大部分,帝为至上神。而商人信仰知识成立的逻辑基础有两点,一是人间的祸根和不幸多因鬼神而起,二是人间是美好的,而死后的世界是不美好的,商人关注现世生活的信仰逻辑对我国信仰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周公人本思想探赜

殷末周初,殷纣因迷信天命而败德虐人,终致人心大失,身死国灭;周族禀承人本思想,践行敬德重民之策而夺取天下,并通过艰苦斗争使政权稳固.在此期间,周公人本思想也经历了形成、发展、成熟的过程,最后通过制礼作乐加以制度化.从殷商"绝对天命观"到周公"天人合一,以人为本"思想的变迁,标志着周公以殷为鉴,在思想意识上的飞跃,在执政理念上的创新,并对周王朝统治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十六七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总趋势及其未能继续发展的原因

十六七世纪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转折时期.此时期由于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发展,思想文化领域普遍兴起对中世纪文化的批判,形成了一股人文主义思潮,其特征是:反对中世纪的权威,主张个性自由;反对禁欲主义,肯定现实人生;提倡平等,反对等级制度.与此同时,在此时期的中国,李贽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黄宗羲发出了反专制的呐喊……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也表现出了新的历史趋势,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发生了变化.首先,传统权威受到怀疑与批判,反对权威成为这个时期时代思潮的主要特点.中国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家族为本位,宗法等级制盛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儒家学说,为了等级制社会和谐发展,别贵贱、尊卑,序长幼,强调个体的义务与服从.尊尊亲亲、事亲孝,事君忠、事长敬.因此,权威意识非常浓厚.反映在哲学形态上,自孔子始,就谆谆告诫人们,要“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其本人也尊崇古代的权威,提倡“述而不作”.两汉时期,特别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上升为官方哲学,成为统治思想.儒家的典籍也被视为经典.它不仅是治国的指导思想,更成为衡量是非的唯一标准.人们通经即可做官,成为统治者.因此,儒者对其经典进行广泛的考证、阐释,形成统治中国思想界达数千年之久的经学.经学把孔子之言视     

关于先商文化诸类型的相应年代

先商文化是指商王朝建立之前商族考古学文化遗存。由于它曾与夏文化在年代上并存,地域相近,两者之间文化因素相互影响显著,因此正确把握其文化特征与相应年代关系是寻求商文化渊源和区分夏商文化的关键之一。 本文拟以日益清晰的二里头文化和郑州商文化编年为标尺,以陶器类型变化规律和地层关系为依据,对学术界提出的先商文化诸类型的年代进行推测,以观察先商文化的传播趋势。     

关于《诗经》祭祀诗祭祀对象的两个问题

《诗经》祭祀诗中以祭祀祖先的诗歌为多 ,而在祭祀祖先的诗歌中又以祭祀文王和武王的诗歌为多。这是因为 ,在西周王朝建立之初 ,祖先崇拜在维系内部团结 ,强化本族统治 ,排斥和贬抑殷人方面起到巨大作用 ;文王、武王作为周代商的实践者也是天命的体现者和执行者 ,祭祀他们就是肯定和强化天命观念 ,也就是肯定和强化变化了的现实。祭祀文王、武王的这种现实意义是祭祀其他列祖列宗所不具备的。     

试论孔孟荀对礼制合法性基础的构建

在古代社会,礼源于祭祀,天命秩序构成礼制秩序合法性的终极根源。春秋以降,天命陨落,周礼出现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孔子以“仁”释“礼”,开启了从人道的角度为礼寻求内在合法性基础的先河。孟子则进一步将礼安顿在内在心性之中,将“心”作为礼的合法性基础。孔孟的理论取向注定他们更多地强调礼的自觉性而忽视礼的权威性。荀子则通过“群——分——礼”的逻辑推演,为礼构建了外在的社会生活和经验层面的合法性基础,使礼更具现实性和强制性,但同时也暗藏了忽视人的主体精神、过度强调道德他律的片面性,最终使其思想沦为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