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

作为和古代相对而言的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包括社会结构、精神意识和审美感觉的现代性.有两种不同的现代性,一种是欧美式现代性,一种是社会主义式的现代性.20世纪的中国社会包含这两种现代性,它决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也具有两种不同的现代性,它体现在"五四文学"、"17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差异之中.但是,这种差异只是文学现代性之中的差异,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不断超越自身的具有现代性的有机整体.     

文学制度视域中的中国现代文论研究

中国现代文论的构型与文学知识的组织、生产和传播的整个过程有着直接的关系.现代教育制度、传媒机制和社团体制等文学制度的建立,推动了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进程.     

文学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同途与歧路--论五四文学革命前期的文学观念

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是站在启蒙现代性的立场上提出文学现代性问题的,他们虽然也受到了建立在知、情、意三分的现代知识制度上的纯文学观念的影响,但对文学的独立性和审美特征关注不够.文学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既统一又矛盾的关系.这一方面使新文学回应了时代的要求,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同时也造成了五四文学观念现代化的不彻底性,并给后来的新文学带来了消极的后果.     

当代欧美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与文学叙事

当代欧美文学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文学叙事与现代性展开的关系上。因为现代性的展开既是一个历史事件、一种现实进程,也是一个文本事件、一种话语建构。在现代性展开过程中,文学叙事既发挥了建构新现实的功能,又在其参与建构的现实的挤压、制约和影响下,改变了自己的存在形态和整体格局。换言之,现代性进程和文学叙事之间有着一种平行展开、互为因果、互相纠结、互相影响的共生关系。其中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20世纪中国文学语境中的现代性话语

现代性,是一个西方理论话语,自身有着不确定性和发展性,作为一个全新的视角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新的阐释和审美观照,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现代品质;同时,由于20世纪中国文学语境的实际和现代性话语的二元对立模式,因而造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的一种片面性,应当引起对现代性理论的反思。     

中国文学的后发现代性语境

后发现代性是在假定现代性是一种普泛化的、全球性的过程和社会发展性质的情况下,针对并非原发的现代性,也就是受到现代性的影响而兴起的现代性运动而提出的。后发现代性作为当今中国文学的语境,它成为文学创作的基点,同时也应该作为文学研究的基点。后发现代性在积极跟进现代性这样一个目标的前提下,也有着不同于原发状态的现代性的特性。既要承认席卷全球的现代性对于全球所在之处的共同影响力,也要充分考虑到并非原发的现代性对于所在国家文学的特殊影响。     

文学现代性的时间形式与空间形式

近年在诸多有关文学现代性的讨论中,学者们大都从文学形态、文学价值、文学观念等宏观的思想层面来阐释文学的现代性。这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也存在着某种倾向:这种讨论文学现代性的方式,自觉或不自觉地远离了文学。正如陈晓明所言:“近年来理论界对‘现代性’表现出来了较高的热情,纵观这些讨论,基本上局限在对文学思想的现代性的讨论上,但如何回到文学本身,并且与文学史和文学文本的具体关联中来理解现代性,依然是一个未加深究的问题。”     

关于建国后27年文学现代性的思考

建国后27年文学是否具现代性的问题是近几年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否定论者把个体人性价值作为文学现代性的唯一标准,并将个性主义与集体主义、社会解放与个性解放完全对立起来,从而认定现代性断裂的观点难以让人接受。文学现代性应是一个综合指标,它以具有内在联系的多种形态存在于27年文学之中。个性主义作为一种被压抑的现代性在中国现代文化语境的压力下也顽强地存在于一些政治化文本的潜在层面,留下了难以擦抹的痕迹。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后,因其概念的中性色彩与包容性,它远远优越于以往革命、启蒙、汉学等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阐释角度,从而给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文学研究注入了新鲜活力。但是现代性又是一个无比混沌的概念,学界目前对文学现代性的定义仍难有结论。现代性进入文学研究视野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文学研究淹没在文化研究中。为重建现代文学学科的学术规范,文学研究应该始终立足于文学,以具有形式审美、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等多个维度的“文学性”为研究对象。     

质疑“文学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热门话题。但其理论内涵一直无法界定。学术界对于“文学现代性”的讨论有着很大的盲目性与时尚性。     

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

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同时是一个实践问题,需要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程作知识谱系学的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程,与中国现代革命文化的发展进程是一致的.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中,也有人的文学和人民文学两种主要的文学现.如何认识这两者的关系,如何在新时代汲取其理论资源,建设当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五四新文学运动与1928年以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关系,吸收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两个主要理论与实践的资源中的有益的东西,在科学发展现指导下,解决好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的关系.     

从纯文学到大文学

艺术和文学分别借用不同的情感符号体系,来展示人类在不同世代的情感本真存在,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之下文学形态发生了变化,但是文学依然新鲜活泼地存在着。纯文学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文化现象在当代逐渐被颠覆和消解,并不能说明文学行将消亡。从纯文学到大文学正是人类学意义上文学精神的自我回归,中国未来的大文学必然会在民族集体记忆的基础上接受外来文化以及不同世代生活经验的刺激,发生微妙的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化、演绎,也无论它是出自精英文学作家之手,还是出自草根民众之手,只要它自由地、自然地、本能地、本真地敞开了斯时斯地的情感(性情),那么,它都是既有中国品位又有时代气象,且与其他民族文学相互情意沟通无碍的中国大文学——多元共存的人类大文学生命实体中必要的生命元素之一。     

新的文学园地:《人民文学》与新中国文学制度构想

建国初期“人民文学”文艺思想开始贯穿整个文艺界。《人民文学》作为“人民文学”的全新载体,成为新中国在文学制度重建初期的国家权威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在此阶段的办刊思想、方针及创作风貌充分的呈现出鲜明的“人民文学”特征,同时它也影响着同时代其它文学期刊的办刊方针和方向。新中国文学制度构想在《人民文学》初显端倪。《人民文学》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期刊,通过勘察它于此期间的办刊特色,从而为更全面、清晰地勾勒出当代文学传播史面貌打开了一个通道。     

文学生产-消费问题中的问题

文学生产-消费是文艺学中的一个或者一对重要问题,而它作为问题并不是因为它的现象层面的存在,而是这种存在在文学中产生了新的阐释的需求。作为社会分工之后的文学,它有生产-消费的问题本来应该是理所当然,而之所以在古代不这样看待,往往有着伦理因素,人们需要有一爿脱离世俗生活指标的净土,而从社会统治角度看,回避或淡化文学的生产-消费特性有利于文化管制。文学的生产-消费特性不只是文学现实的一种功能的体现,而且它也是文化的再生产的一种属性。文学生产-消费是一个连续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其中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产生持续性的影响,它对文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论北魏文学对南朝文学的接受

北魏的文学观念相对于五胡十六国而言,脱略了对南朝文学单纯的敌意而转变为自信从容的审视。这是北魏时期的汉化改革、南北交流的日益广泛、以及人口迁移等时代新变所造就的。北魏文学对南朝文学的接受,为隋唐的南北文学融合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比较文学视野里的德语文学——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杨武能教授访谈

贺:杨教授,您是在海内外享有盛名的德语文学专家,可您新近出版的《德语文学大花园》却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读来像一部德语文学和德国文化的普及读物.请问,您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书?您本人怎么看待这本书?     

莫让华文文学等于华人文学

周宁先生"走向一体化的世界华文文学"一文,反对以往"海外华文文学"的观念,提出多中心、跨国界,以文学想象为疆域的"文学中华"新设想,我当然是赞成的.我稍早在"华文文学新世界"诸文中也就是如此主张,故同声相应,颇有行空谷而闻足音之感.     

网络文学:文学的新变迁

网络文学是伴随电脑网络而生、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反映网络社会生态环境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情感的文学现象 ,它在表现方法、表现内容、创作方式和传播方式等诸方面与传统文学有显著的差异 ,显示出新的基本特征 ,这些特征与网络的存在机制密切相联。网络文学扩大了文学的领域 ,也是文学的新变迁 ,就其发展趋势而言 ,必将成为文学创作和传播的主要形式和样态。     

文学形式与文学研究的新方法

以情感、美感动人是文学之本质所在 ,而优秀的作品总能通过美的形式将读者带入感人的境地 ,所以文学的本质最终归于形式。形式分析应是文学研究的出发点与归宿 ,先弄清文本的语言、意象、情境、情事及其由特定关系组成的结构形式 ,并从此类文本形式分析中发现人的情感思维、心理结构的态势 ,由此心理结构展现人性的历史情态 ,进而把握一个时代人群的灵魂律动 ,从而对文学现象作出深切的说明     

文学场的历史发生与文学现代性

如果从历史的维度来理解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我们首先应该考虑布迪厄对文学场的历史发生的理论阐述。就法国文学史而言,这一过程经历了文学场获得自主性、出现双重结构以及生产符号财富三阶段。但文学场并非一个超稳定结构,它面临的内忧是,美学革命的体制化会耗尽它的话语资源;面临的外患是,文学场总是不能摆脱政治、经济资本的操控。但问题是,布迪厄对作为一种普遍性文学建构的文学场的描述是否准确?布迪厄把文学场理论限制在发达国家,那么,它超出欧美之外是否仍然存在一定的阐释效用?事实上,布迪厄本人并没有反思性思考他从属的第一世界的学术位置与他的学术观点之间的语境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