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礼制到节庆——先秦两汉时期社祭的变迁

先秦两汉时期的社祭活动,存在着官方和民间两个系统.在西周时期,社祭活动由官方主导,既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宗教礼制,也是维护贵族统治的有力工具,民间的社祭活动要受到官方的制约.自春秋以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官方对社蔡的控制力减弱,而民间社祭活动却不断发展,社祭的政治性和宗教性逐渐淡化,社会性和娱乐性日益增强.到了汉代,社祭成为盛大的民间娱乐活动,实现了从国家礼制到民间节庆的演变.     

谢铎的理学思想与浙东学派

谢铎是"茶陵诗派"重要作家,又是一位理学家.明成化、弘治、正德年间,浙东理学由清一色的尊崇程朱之学,逐渐开始了向新起的阳明心学转化的过程.谢铎继承程朱理学,又有较高的史学修养,从而使其理学主张呈现出经史互证的特点.通过整理台州的乡邦文献,他形成了较完整的台学源流观,这为浙东理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此外,谢铎的理学思想又对浙中阳明学派有深远影响.     

吴伟业与复社关系考论

吴伟业是复社领袖张溥的弟子,被列为复社"十哲"之一.对复社来说,由于吴伟业在科举与文学上的成绩,复社的地位与影响大大增强.就吴伟业而言,由于加入复社,他的功名与仕途之路既春风得意又危机四伏.从实际行动来看,吴伟业对复社的相关活动,从衷心拥护却不肯全力以赴,逐渐发展到坚决站在斗争的最前沿,成为复社党魁.明亡后,吴伟业对复社的发展经过、功过是非作了全面的反思.这种复杂的人生经历和深刻的思想认识,对吴伟业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明嘉靖碧山吟社考论

碧山吟社在明代三度兴废,规模当以嘉靖年间为最大。社员构成不仅是同乡,且多为同年乃至师生关系;多有不屈权贵、遭忌乞休的仕宦经历,强烈的情感共鸣成为碧山吟社复兴的内在动力。吟社继承了江南文人以诗会友的传统,他们登临山水,吟赏烟霞,雅集饮宴,谈文论艺。从力谏到乞归,从拜佛参禅到"雍容经济",从追求空灵闲雅、自在超脱的山林之趣,到抒写心系社稷、蒿目时艰的苍生之念,均取决于社会政治生态的变化。他们鄙弃虚名浮利,坚守独立人格;其诗风亦在"冲淡清逸"与"豪放雄奇"之间相应转换。这是一种刚柔相济、儒道互补的文化个性,集中体现了无锡地区"不争"和"秉义"相统一的传统风习,也是江南地域带有普遍性的人文习尚。     

改造社是马克思主义在江西早期传播的中坚力量

改造社是"五四"运动以后,在江西出现的开展新文化运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组织。从改造社创立背景、创建过程、发展历程以及主要活动等方面的分析表明,改造社是江西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坚力量,改造社的贡献,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江西的早期传播与革命事业的发展。     

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

明代社会、文化发生重大转折,滥觞于成化、弘治年间,正德时期则是前后变化的分水岭。自正德以后,无论是经济结构的转向,政治结构及政治氛围的变化,"社会流动"的加速及其对等级制度的冲击;还是思想文化的"活力"与"多样性",儒家传统价值观念面临新的挑战,儒学的平民化与教育的通俗化,知识分子主动参与通俗文化与出版物的商业化,无不说明明代是一个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时期。     

王维、孟浩然"隐""逸"之辨

"隐"逸"虽常连用,但内涵不同."隐"有蔽匿、深邃、精妙、曲折委婉的内涵;"逸"含闲暇、旷放、疏朗、任性率真的意味.王维慕隐,孟浩然好逸,这表现在个性上,王维隐忍平和,孟浩然逸情率性;行为上,王维隐迹幽栖,孟浩然逸兴放浪;创作上,王诗隐秀,孟诗清逸.     

清代岭南越台词社考论

越台词社是岭南词史上最重要的本土词社。词社成立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二月,共举行了五次雅集。主要成员有谭莹、陈澧、陈良玉、沈世良等九人。越台词社与山堂词社并非同一个词社。词社的创作风貌属于"清空"一体,成员有共同的艺术趋向。另外,社课中的"词史"之作有重要的价值,亦值得关注。越台词社促进了岭南词的发展,在岭南词史上有特殊的词学意义。     

从嵌入到融入:社区三社联动发展趋势研究

社区、社会工作、社会组织作为三社联动的内在变量,三者的关系决定三社联动的模式转换。基于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我国社区三社联动呈现出从"嵌入式"到"内生式"再到"融入式"的发展趋势。"嵌入式"三社联动促成了社区治理从行政化向社会化的转变,但造成了社区居民委员会边缘化的不良局面。"内生式"三社联动开创了社会组织由外引到内生的培育路径,却带来了社区治理主体的排斥与冲突,耗散了社区治理力量。"融入式"三社联动是对"嵌入式"三社联动和"内生式"三社联动的超越与反思,它构建了社会化、专业化、协同化的社区治理新格局。三社联动模式转换的过程是居民自治不断深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政府治理、社会调节、社区自治实现良性互动的过程。     

大道低回 至美玄淡——论孙犁的隐逸倾向

因为受个人心性、思想观念与时代环境的交互影响,孙犁的隐逸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呈现为从逸到隐最后转空的路向。孙犁早期逸而不隐,主要表现为抗战年代的"荷花淀"式的逸性创作;中期因为环境改变转入苦闷孤思状态;晚期隐的倾向明显,主要表现为"文化大革命"衣书避世式的行为,最后阶段进入空寂状态。孙犁主要有着儒家的独善退守兼及道家的自然虚静、佛家的破执空寂的隐逸观念,并影响到其创作基质。     

炎帝、黄帝与中国龙——兼谈中国龙的“龙德”与炎黄文化的和谐精神

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是与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进程密切相关的。古史传说时代的“五帝”们,不但与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为华夏民族的形成与融合、发展做出了贡献。历史所形成的矢志不移地追求精神、诚信厚德、移风易俗和追求社会和谐的“龙德”,既是华夏民族的精神,也是炎黄文化的精髓。     

两汉黄帝崇拜发微与黄帝形象的神人融通

两汉时期,黄帝的文治武功构成黄帝崇拜的重要内容,但由于认识的差异性,在炎黄之战和炎黄关系等问题上出现了诸多歧异认识,而且由于神学思潮回流和百家言黄帝传统的延展,黄帝崇拜进一步发展。由于阴阳五行的思维方式升华为世界观的高度,黄帝由传说中的古帝演化为天神,而成为祭天大礼中的祭祀对象。秦汉时期祭祀黄帝的制度化,使黄帝作为天帝之一受祭成为定制,尽管黄帝一度作为古帝和初祖享祀,但缺乏连续性和制度化。黄帝的人、神纠葛和融通,建基于世俗观念的神灵世界存在和生命另种形式延伸的普遍信仰之上。     

困厄中的挣扎:清朝中叶之后的马政

马政是满清立国的重要基石之一,曾一度辉煌,嘉、道以后走向没落。是传统政治、军事的最后辉煌造就了马政的最后兴盛,专制制度内在的机制性腐败促使马政和其他领域一起走向衰微,军事、交通、通讯技术的近代化则使马政在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中的地位迅速跌落。马政的兴衰决不仅仅是马政本身的问题。     

“县官”与秦汉皇帝财政

在《史记》、《汉书》等文献与出土简牍中,屡见“县官”一词,注家或释为天子,或释为朝廷,或释为县令。凡此诸说皆不妥。“县官”初指少府掌管的皇帝财政;从汉武帝以后,渐用为天子或朝廷的代称。     

清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原因、策略与效用

清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是一次重要的社会变革,也是明代以来诸多改土归流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本文根据新近披露的边疆大吏奏疏和其他史料,探讨此次改流的原因、实现改流的策略以及改流产生的效用,对以往的一些观点亦提出商榷,同时总结清雍正朝施政的若干特点。     

秦始皇与隋文帝比较研究

秦始皇和隋文帝都曾建立过重新统一中国的伟大功勋,分别创造性地建立过以三公九卿制和三省六部制为主体的中央集权制,都曾为国家边疆的开拓与巩固立下汗马功劳,都曾为经济文化的统一与发展采取过国家标准化措施,都经历了极为相似的选择接班人的悲剧性过程。但令人不解的是,秦始皇在当代史学研究中所获评价很高,隋文帝则大为逊色。究其原因在于,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往往只从政治角度去衡量一个人的功过得失。实际上,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任何政治领袖的功过得失,最终的评价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秦始皇固然创建了全新政治制度,但并没有因此带来社会的进步和经济文化的繁荣,因此,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隋文帝在历史上的地位应当高于秦始皇。     

论南北文化交融背景下的隋炀帝诗歌

隋朝的建立 ,加快了南北朝后期业已开始的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进程。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 ,作为南北朝诗向唐诗演进的过渡性阶段 ,隋代的诗歌带有鲜明的南北诗风融合的倾向。其中以帝王之尊而为诗坛领袖的隋炀帝杨广的创作 ,更是南北诗风融合的典型。其人兼受南北两方文化精神的熏陶、濡染 ,其诗则兼有北方诗歌的贞刚质朴与南方诗歌的清绮纤丽。     

论嘉庆帝治理西藏

嘉庆帝执政期间,在西藏整肃吏治,坚决贯彻各项成章,殚精竭虑,宵旰图治,为进一步巩固自清政权入关以来的治藏成果和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隶属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昧于世界大势,加上国力的限制,嘉庆帝在西藏边境上采取了“置之不问”的闭关主义对外政策和“慎重”的单纯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导致西藏藩篱不保,给中国的西南边防留下了隐患。     

乾嘉时期的学统重建

乾嘉时期,清儒有一种普遍的学统重建的意向。其侧重面有三:汉学学统的重建、经世实学学统的重建、礼学学统的重建。正是通过如上三个方面,典型地体现出清学重礼、重学、重行为效应的色彩。乾嘉时期的学统重建,以上续孔孟学统为旗帜,彻底打乱了宋明以来儒学“心性理气”、“道统”与“学统”的传承谱系,体现出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和非延续性的统一。乾嘉时期的学统重建虽然表现形式是“复古”,但其历史内容却是“近代指向”。     

炎帝出生地新说——炎帝故里在会同

炎帝又称炎帝神农氏,“三皇五帝”中的“三皇”之一、先于黄帝的中华民族又一始祖。由于炎帝生卒在五六千多年前的传说时代,没有文字记载,其生卒地的问题众说纷纭。近年来,对炎帝巡游南方积劳成疾,终寝湖南茶陵即现在的炎陵县(古茶陵包括炎陵)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但对其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