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人道主义的理性思考

刑罚人道主义是刑法学的本源性问题和现代刑法学的三大原则之一,在刑法学的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通过对刑罚人道主义的起源、内容以及在我国的刑罚人道主义改革等方面进行探讨,试图在理性的视野下揭示刑罚人道主义这个基本命题在刑法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浅谈我国刑罚适用的轻重问题

刑罚目的和刑罚的适用一直是我国刑法学界探讨和争论的主要问题,问题的焦点之一是刑罚的适用轻重能否达到刑罚惩罚的目的,本文就我国刑法规定的刑罚类型、以及适用轻重引用了刑法界各专家的观点,在总结吸收的基础上浅谈我国刑罚的适用轻重问题。     

刑罚结构改革之理性思考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权意识的增强和刑罚人道性的认同,世界各国刑罚结构趋轻化的改革已成为主流.而我国以死刑和自由刑为主导地位的重刑结构受到学界质疑,当代我国刑罚结构轻缓化改革已具有政策根据和哲学基础.减少死刑、缩减死刑比例、调整部分罪的法定刑、提高罚金刑地位和增设相关刑种应是我国刑罚结构改革的方向.     

刑罚轻缓化的正当性根据

刑罚轻缓化作为一种轻缓的刑事政策,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青睐。刑罚轻缓化的正当性根据包括理论根据和现实根据,理论根据是指刑罚的人道性、刑罚的谦抑性和有限性;现实根据是指发达的经济基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的二元社会结构基础和先进的社会文化基础。     

轻重学说视角下的汉武财经政策

汉武帝时期,政府为了充实国库实行了一系列的财经政策,通过与《管子》一书中的轻重学说相对比不难看出,这些财经政策正是以轻重学说为理论渊源的;同时,轻重学说中法家思想的渗透也决定了汉武帝财经政策中具有浓厚的法家思想意识。     

我国刑罚轻缓化的可行性分析

刑罚轻缓化是当今世界刑罚的总体发展趋势。从我国经济基础、社会结构、社会文化和刑事政策基础等现实方面和刑罚功能有限性以及犯罪必然性等理论认识来看,刑罚轻缓化在我国具有可行性。但是刑罚轻缓化有一定的限度,它要受到我国社会平均价值观念、国情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限制。     

检察机关对刑罚裁量的合理参与模式研究——从量刑建议到量刑抗诉的路径考察

量刑建议是解释量刑抗诉合理性的依据,量刑抗诉需要以量刑建议的明确化为前提;同时,量刑建议也是限制量刑抗诉的有效手段.因此,我们必须建构检察机关对刑罚裁量的合理参与模式,特别是量刑建议与量刑抗诉之间的制度衔接,以及量刑抗诉本身的修正问题.     

刑罚分配理论：老年人不适用死刑之思考

随着老龄化的加剧,老年人犯罪率也呈上升趋势。将死刑适用于犯罪的老年人。貌似符合社会公平和正义,然而,这却是有违刑罚分配理论的。以报应和功利限制为核心的刑法分配理论是老年人犯罪免死的合理性基础,是符合刑罚的人道性、公正性价值理念的,也符合刑法的目的。     

我国法治视野下刑罚目的的理性选择

刑罚目的是整个刑罚理论的基石,在刑罚目的理论中报应论与预防论的争论由来已久。由于我国法治的特殊背景和特殊预防自身理论的缺陷,注重特殊预防论在我国已没有存在的根基,相反却偏离了法治的方向。在基于刑罚目的二元论和综合衡量后,报应论前提下的一般预防是我们当前法治视野下的最佳选择。     

论现实与合理的一致

黑格尔的著名论断--"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包含着深刻的革命意义,但却引起了严重的误解.恩格斯曾经对此做过分析和说明.这一论断以及恩格斯对它的分析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犯罪与刑罚的心理对抗——兼谈刑罚配置的改革路径

对犯罪行为配置刑罚是控制和预防犯罪的重要手段,然而长久以来我们坚持的重刑传统和严打政策却忽略了刑罚的威慑效应与心理感受性的关系,导致死刑、无期徒刑等重刑的惩罚功能大打折扣。刑罚的配置应当着眼于受刑人或潜在犯罪人的犯罪决策过程,要利用对犯罪心理的对抗来增加他们的威慑效应认知和情绪体验,只有这样才能影响犯罪的选择和犯罪决策阻碍因素的评估,也只有合理运用刑罚以及刑罚替代措施,才能真正实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     

我国刑罚目的的实然分析与应然思考

刑罚目的是刑罚的发动者发动刑罚所希望取得的社会效果,其价值取向历来是刑法理论研究中一个争论颇多的问题。据此对我国的刑罚目的进行应然思考后,应把惩罚犯罪与预防犯罪界定为我国的刑罚目的。     

我国刑罚体系的改革与完善

我国现行刑罚体系的主要缺陷与不足是:刑罚体系缺乏维度,导致刑罚适用张力不足;侧重惩罚力度与社会秩序维护,难以适应现代刑事法治的需要;刑种相对单一,不同刑罚之间衔接不紧密。我国刑罚体系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改变现有的多元化、含混型的制裁体系;在维护社会秩序与保障人权并重的情形下,以保障人权为主导;在坚持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基础上,注重刑罚效能的实现。我国刑罚体系的宏观完善包括:构建一元化多层级刑罚体系;建立自由刑与矫治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建立前科消灭制度。我国刑罚体系的微观完善包括:增设矫治刑与资格刑;完善现有刑种的的主次分配;改革现有刑种的刑度,使不同刑种之间实现有效衔接。     

行政处罚与刑罚竞合的法律适用

理清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二者的衔接关系，是行政处罚与刑罚竞合法律适用的制胜法宝。当一行为触犯行政处罚，又触犯刑罚规范的，若不严谨执法，可能会出现“以罚代刑”或“以刑代罚”的乱象，轻则损害刑法的权威，重则国家公权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在处罚竞合的衔接上，首先是依据立法指导原则确定二者在衔接上的优先级，以明确处罚规则；其次是加强处罚竞合的实质审查，强化对处罚竞合的监督；再者要在处罚竞合视域下构建行政处罚与刑罚竞合的衔接机制，保证违法行为与法律责任相适应。     

浅析刑罚及行刑的改革与完善

刑罚作为国家对犯罪最严厉的制裁方法,通过刑罚权的建立和运用,并最终通过刑罚的实施以监狱为代表的刑事执行机关的行刑活动实现自己的内容,发挥预防和改造犯罪的效益。行刑,即刑罚执行,是整个刑事司法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及最后一道工序,也是刑罚实现的关键性环节。在我国的刑事法学理论研究中,从预防、改造和减少犯罪的目标出发,加强对刑罚的构架和分配、行刑的实践运行等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人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论刑罚权的概念与特征

刑罚权源自社会化人性需求,并始终依附于统治权,是法权之主体创制、适用刑罚以达到相关目的之权限与权能。刑罚权具有相对于统治权的依附性、品格的独立性、共振性等特性。     

论罪刑相适应原则与刑罚目的的实现

我国刑罚目的理论当顺应世界刑罚学发展趋势,传统的报应主义刑罚论的罪刑均衡原则应吸收预防论的合理因素,完成自身的扬弃,发展为兼顾预防和报应理念的更为理性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并在这一原则的统领下,在刑罚活动中分阶段地、有主次的推进刑罚目的的贯彻实现。     

刍议“首要标准”语境下未成年犯的刑罚执行与改造——以前科消灭制度与刑罚执行系统的理性融合为例

2008年出台的首要标准是对罪犯实施刑罚与改造的新标准。前科消灭制度作为未成年犯刑罚执行的重要配套制度,对有效降低未成年犯的重新犯罪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目前前科消灭制度仍处于试行阶段,尚未与未成年犯刑罚执行很好地衔接起来。为践行首要标准,实现前科消灭制度与刑罚执行系统的理性融合,应在相关立法中体现二者的融合;建立科学、合理的犯罪改造质量评估体系和重新犯罪评估体系;建立犯罪前科档案封存制度。     

从压制型刑法到自治型刑法——兼论我国刑罚制度的完善及合理适用

与政治上专制相对应,人类社会早期的刑法,其干预广泛,裁判者自由裁量权大,法律道德主义盛行,刑法呈现压制型特征;近代以降,自治型刑法逐渐成为主导性的刑法模式,在观念、功能、原则、规则、司法运作等方面呈现出不同于压制型刑法的特点.我国当下刑法正艰难地从压制型刑法走出,其艰难表现为观念层面的压制型,原则、规则层面自治型的不彻底性.于是,在以法治国背景下,建构自治型刑法当是我们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