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心人之伤心词--晏几道和纳兰性德爱情词之比较

北宋晏几道和清代纳兰性德前后相互辉映,均擅长以小令写爱情,以爱情中为寄托,对婉约词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两人爱情词的表现对象、艺术手法、身世之感等方面着手,探讨两人“伤心词”的异同,并结合两人的词学思想,进一步探讨两人词作的内涵和时代意义。通过对两人词作的比较,可以凸显词体在其自身发展历程中的功能转变。     

"远近高低各不同"--东坡词阅读札记

本文是对东坡词较少为人涉及的若干局部和侧面的考察。词作所表现的“故乡情结” ,大略出于故乡山水的秀美 ,词人政治上的不得志以至受挫折 ,以及佛老思想的影响。其纯写伉俪之情的词作 ,取自个人的爱情生活 ,是真挚爱情的颂歌。官妓送往迎来 ,是唐宋官场一种特有的风气 ,东坡词可供“典型解剖”。东坡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文人生活 ,范围广阔 ,内涵丰富 ,有其重要的文化意义和认识价值     

我是人间惆怅客——纳兰性德词中的情感探析

纳兰性德被誉为“满清第一词人”、“第一学人”。其词清新真挚,文字意境优美,显示出高妙的白描抒情手法。纳兰词分为爱情、悼亡、友情、咏物、边塞等,他的词中始终流露出一种惆怅哀婉之音。从纳兰各类词的分析来展示他丰富的情感世界,从而品味一个至真至善性格的凄美与惆怅。     

恨人间、情是何物──论中唐以后爱情作品的悲剧意识

文学对爱情题材的刻意描写，本质上是人的深刻的＂觉醒＂。相对于山水、游仙等主题，爱情主题是人对自身价值的追求和珍视的更进一步体现。中唐以后，我国文学领域中的＂爱情意识＂日渐觉醒，也就是在中唐以后，封建社会使人的异化更加严重。人的觉醒与异化的加剧之间的矛盾冲突，注定了处在这一进程中人的爱情追求，其结果必然是悲剧的。因此，中唐以后爱情作品日益增厚的悲剧色彩也就是我们民族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现实的折射。     

爱情与哀愁交织的感伤世界——秦观爱情词的一个特点

秦观是北宋著名词人 ,他的爱情词写得凄美婉转 ,有如啼莺声声 ,诉说着哀愁、感伤的情愫。他擅长于从景入手 ,建构起一个凄美的意境 ,给人一种情愁交织、柔婉感伤的美感 ,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秦观婉约、缠绵的爱情词为人们所喜爱 ,对后来婉约派词人产生很大的影响。本文试图对秦观爱情词的创作特色、成因、价值等方面作出探讨。     

从头便是断肠声——试论朱淑真《断肠词》

朱淑真的《断肠词》是宋词中面貌独特的词集,它的三十首词(《断肠词》收词三十一首,但《生查子·元夕》有人认为是欧阳修词),没有一首不是女词人对自己爱情和婚姻的咏叹,即使是那些题为《催雪》、《梅》等咏节物之词,词人也都以比兴、象征等手法,寄寓自己在爱情、婚姻上的思想情感。田艺衡《纪略》称朱淑真“因匹偶非伦,弗遂素志,赋《断肠集》十卷以自解。”指出朱淑真因婚姻不称意,所以写了诗词十卷以自我宽慰,论断是很确切的。可惜朱淑真死后,她的十卷诗词“为父母一火焚之,今所传者,百不一存。”(魏仲恭《断肠诗词序》),词只剩下三十首了。翻开《断肠词》,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女词人对婚姻和爱情的悲歌和怨歌,那些抒发女词人对婚姻和爱情的悲愁、忧伤、哀怨、痛苦的词,催人泪落,令人肠断。对于《断肠     

毛主席《贺新郎》词别解

毛主席《贺新郎》词自一九七八年发表以来,各报刊先后发表文章,对这首词的思想及艺术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探讨,特别是强调了这是一首抒发无产阶级的崇高爱情的诗篇,从而,用毛主席的创作实践,有力地批判了林彪、“四人帮”把爱情列为文艺创作禁区的罪恶行径,促进了文艺思想的解放。但这些文章在解释《贺新郎》词意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值得商讨之处,为此,我们写了这篇句解式文章,谈谈对这首词的内容的理解。     

纳兰性德的爱情词中的忧患意识

纳兰性德的爱情词,通过儿女情长,怨离伤别,反映出他爱情的喜悦和伤感,体现其缠绵凄婉的词风。本文拟就梳理纳兰性德爱情词的创作,来窥探其爱情词中包含的对人生别样的忧患意识。     

看似无情却有情——浅谈爱情线索的运用

爱情进入文学作品,历史甚久。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首篇就是。为后,爱情在各种文学作品中,历久不衰,且不乏佳作。古代一首描写大胆追求爱情的词写道:“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少年?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应羞。”这是多么炽热、率真、自豪而又多情的内心独白！好象她还站在陌上,一边迈着踟蹰的碎步,一边在暗送秋波……。这些古今中外的共同感受,说明爱情是个无限美妙、具有非常吸引力的线索。无论是她的真挚欢乐,还是她的忧伤曲折,都会深深地打动读者。因为一个人的心灵越丰富,道德越高尚,感情越纯洁,那么爱情留     

《花间集》琐议

《花间集》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文人词集 ,是中国词史上的一块里程碑。然而 ,长期以来 ,论者多以为它是一部淫靡之作。其实不然。它虽然多写男女情事 ,却是中国爱情诗词中的精品。它的某些词作 ,直接而巨大地影响了苏轼和柳永等人的创作。应该说 ,在中国词史上 ,《花间集》是一部极其优秀的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品     

简论温庭筠的爱情词

温庭筠的爱情词向来是词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有人以为温词“类不出乎绮怨”，有人认为‘’全祖离骚”，寄托遥深，论者甚众，歧见亦多。本文联系温庭筠的身世和创作状况，并结合温庭筠的诗歌对温词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温词并非一味浮靡，而是大多别有怀抱；温庭筠爱情词的主题及其表现形式多重复同一模式，这一模式信与其人生心还相吻合；温词与其诗歌中那种有心寄托不同，而是悲愁深隐，兴寄出于无意。温词的这种创作特点对词在后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元遗山言情词三题

无遗山词题材广泛，其言情词大致可分为三类：爱情词、悼亡词和闺情词，且又各具特色：写爱情而不拘限于个人的私生活范围之内，有反封建礼教色彩；抒悼亡之情，则承继苏武，既有独特之处，又有对这方面题材掘进之意念；其闺情词具有托喻性质，更能体现遗山词刚柔相济、豪放婉约兼胜的基本特征。     

浅谈李之仪的咏怀词

北宋词人李之仪的词作中,除备受称赞的爱情词外,咏怀词也有着较为重要的地位。因李之仪一生际遇坎坷,仕途不顺,又是"苏门"文人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其咏怀词直抒慨叹人生之情,亦承"苏门"旷达之风,在其词学思想的指导下,有着"自有一种风格"、言尽而意远的艺术特色。     

于异域“玩转”爱情的中国美眉

如果说意大利的城市维罗纳,可能没多少人知道,但如果说这是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乡,恐怕大家就会恍然大悟了。如今这座城市的主题也是爱情,一个漂亮的中国女孩不仅在这座城市里找到了自己的爱情,还在这座城市里"贩卖"爱情,大赚爱情钱……     

词学困惑与词体美学特质的认识

词学困惑就是在词的写作与评赏过程中,所面对的“美女与爱情”和“言志与载道”这两极之间的一种张力。在对词体美学特质的研究中,如果我们一旦忽视了其中的一极,那么也就难以准确认识到这种特质;而恰恰只有在我们兼顾了两极的情况下,这种特质才得以被认识。     

"伴侣式爱情"的分析及其现实意义——《傲慢与偏见》的爱情类型理论分析

爱情类型理论是从“迈布氏个性类型”职业倾向理论演化而来的,是从心理学角度对爱情进行分类。“迈布氏个性类型”理论是对荣格的“思想／情感、感觉／直觉”的补充和完善,进而发展成十六种性格类型的组合：外向或内向型、理性或直觉型、思考或感受型、判断或意识型。后来,它成为现代心理学的分析方法,被用来分析人的各种爱情表现行为,即所谓的“爱情类型理论”。这一理论将爱情的类型分为六种形式,分别称为“伴侣式爱情”、“奉献式爱情”、“浪漫式爱情”、“游戏式爱情”、“占有式爱情”和“现实式爱情”。由于各种爱情所建立的基础不同,其过程与结果也不尽相同。《傲慢与偏见》描绘出来的爱情故事则是其多种类型的生动展示,其中,“伴侣式爱情”是最值得追求的,它是一种温馨、长久的爱情。在现代社会中它仍享有很高的地位,对人的自我完善具有一定的价值。     

解析《劳儿的劫持》中时间与身份的交织错位

从时间和人物身份的角度分析了《劳儿的劫持》的显著特点,从现在和过去爱情的结合点入手,把小说中主要人物扮演的多重身份一一分解,解读了小说中错位的爱情。这种爱情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爱情,男主人公雅克是劳儿女友的情人,劳儿与他之间的感情是与过去的爱情交织在一起的,形成了时空的错位。另一方面,小说中人物的角色互相混杂,劳儿、雅克、女友,每个人都扮演多重身份。小说的情节性也很模糊,需要读者重组才能还原出大概的故事,书名《劳儿的劫持》也翻译成《劳儿的迷狂》,而这种情节的混杂十分切合"迷狂"一词,带有杜拉斯独特的风格,也很符合现代小说的特点。     

凄苦的爱情——哈代短篇小说人物爱情探析

爱情和婚姻是哈代小说最喜欢叙述的一部分内容,通过对爱情、婚姻生活等的细致描绘,哈代着力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社会环境对人的压力,以及人性本身的善良与软弱。在短篇小说中,这一主题依然占据了大量的篇幅,在这些故事中,最能打动人的是小人物和他们缠绵悱恻的爱情。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爱情很难走向完满的结局,而正是由于这种不完美,她们的命运才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同情。本文就哈代代表性短篇小说中人物的爱情故事给予分析和研究。     

易安咏花词中的女性审美意识探微

易安咏花词中的女性审美意识主要是指词人作为女性,作为“人”的本质需要的执著追求,具体表现在含蓄凄婉,借花言女性之愁情;比托兴寄,借花言女性之爱情;以花自喻,借花言女性的忧国之思等。易安在咏花词中唤回了女性自己真实的生命,真正呈现了从礼教的禁锢中获得解放的人性魅力。     

论索引词的逻辑特征

自然语言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是包含指示词“这”、代词“我”、时态词“现在”、地点词“这里”等索引词的索引句。对其中索引词逻辑的探讨有着重大意义:一方面,它有助于自觉避免我国逻辑教科书中的流行错误。如:所有的人都是要死的,我是人,所以,我是要死的。亚里士多德未曾如此举例,原因在于仅根据语义条件无法决定其真值。另一方面,它有助于解决语言如何同客观世界联系这一问题,因为语言指称世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