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演化与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略论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演化与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李耿年所谓中国的近代化．从本质上讲就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比。资本主义制度最先出现在西方，它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成为世界先进文化的代表，并且在１９世纪上半期开始将中国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此，西方资本主义文化...     

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现象日益凸显：中国越成功,国际形象似乎越差;中国越积极援助世界,质疑声似乎越多;中国硬实力越上升,软实力似乎越下降……全球抗疫行动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和西方关于生命—生活、国家—个人、利他—利己、秩序—自由看法的本质分歧。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整个世界基本上都被西方殖民了,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中成为唯一的例外,存在着工业文明体系下的“四特中国”与数字文明时代的“三非中国”现象。西方基督教、资本主义制度与个人主义文化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现出不适应,并借疫情对华进行舆论的发泄。“中国悖论”其实折射出的是“西方悖论”。讲好中国作为一种文明而非民族国家的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是赢得中西叙事之争的前提。以人本主义超越人文主义,以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包容性话语体系,才能纠偏西方的世界观,纠正其中国观,逐步克服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这是统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     

20世纪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上)

一、概说在有着丰厚史学传统的古代中国，有关外国史地的记载在历史著作中屡见不鲜。而且其地理范围遍及亚非欧。但是，中国真正放眼世界，进而把他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活动纳入史学研究体系，则缘于近代中国对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强势文明的应战。尽管先觉者林则徐、魏源、梁廷■、徐继畲等在鸦片战争前后编著了《四洲志》（１８３９年编写但未能出版）、《海国图志》（１８４２年）、《海国四说》（１８４６年）和《瀛寰志略》（１８４８年）等一系列介绍世界史地和现状的图书，然而当以德国史学大师兰克为代表的西方史学界在撰写多卷本的世…     

试论中国近代维新派重商思潮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近代维新思想产生,代表人物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陈炽、郑观应等,他们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又继承发展了龚自珍、魏源、冯桂芬等人的先进思想,要求学习西方,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主张君主立宪。这种维新思想在当时形成一种社会思潮。维新思潮比较突出的是重商思想,正如严复所论:“争进出差之正副,斯保商之政,优内抑外之术,如运而起。”①重商思潮在中国近代有着爱国、救国、富国的积极意义,本文试图对此作一些粗浅评论。欧洲历史上,在封建制解体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时期,曾经出现过重商主义,它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理论体系,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资产阶级最初的经济学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大现实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式,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形态。它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有着重大区别,具有强大的现实优越性。一方面,它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从国内外实际出发论证了一国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选择并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而优越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另一方面,它既创新了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又从东西方文化的对比中阐释了世界文明发展样态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在分析当前西方国家发展内外困境的同时,牢固树立了“人本”、“和谐”的执政理念,为世界各国文明进步注入了新的活力,因而优越于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制度。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述评

1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所谓“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是指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或政权下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它不是泛指中国的一切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包括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经济和官僚资本主义经济,而是特指由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第一,“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具有生命力和革命性。这是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性质和作用的界定。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处在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借鉴国外先进生产力的必要性

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半东方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狭谷。但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是这些国家必经的阶段 ,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和吸收借鉴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和优秀成果也是不可缺少的。这些成了 2 0世纪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基本内容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大课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从理论上破解了这一课题 ,而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解决着这一问题     

中国历史上科学技术落后的外因

李明银在《真理的追求》今年第2期上撰文分析中国历史上科学技术落后的外因,指出在15世纪以前,中国在经济科技等方面领先世界达千年之久,但15世纪以后科学技术急剧地从先进变成了落后,其主要原因是西方一些国家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把先进科学技术变成高价商品,被新兴资产阶级严格保密、封锁、垄断。在封建社会时代,先进科学技术没有成为商品,所以中国古代把“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先进科学技术,无保留无代价地传     

“师夷长技以制夷”未立即引起社会认同的原因——西化误区的历史见证刍议之一

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人自我反思的起点,也是近代中国人现代化意识开始产生的一付促化剂。传统的观念视中国为“天朝上国”、西方各国是“蛮夷小邦”,但鸦片战争的客观事实却是“蛮夷”击败了“天朝”。而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大炮、商品和传教士而来的,则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传播。对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士大夫中大多数人仍然浑浑噩噩,或醉生梦死,或顽固地谨守“夷夏之辨”、“用夏变夷”的信条。但一部分代表着近代文化新趋向的有识之士,已从原来对域外事物一无所知的封闭殿堂中步履艰难地迈出了第一步,开始注视西方的文化,并试图将某些东西纳入自己古老的文化体系里,加以吸收和改造。     

论林则徐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

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开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的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此之前,尽管资产阶级正在魔术般地改变着世界,但是,困于封建樊笼的中国人却一味因循守旧,全不知奇变之将至。鸦片战争的炮声唤醒了一部分士大夫。在此旷古未有之变局面前,他们痛感于对先进的西方侵略者“实不知其来历”,因而要起来看看世界。于是,思想界一扫万马齐瘖的局面,介绍西方的地理、风俗以至经济,政治一时蔚为风尚。一些士大夫在了解西方的过程中,迸发出了认识资本主义的思想火花。尽管立足于封建主义的他们的认识是肤浅的、幼稚的,但是,这毕竟是中国思想史上认识资本主义的第一页。在这当中,林则徐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最具有时代特征,故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林则徐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具有什么时代特征呢?     

中国认识、处理中西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与逻辑

中国认识、处理中西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下述这样四个阶段:一是认为中华以外均不学无术的“蛮、夷、戎、狄”,他们无任何值得我们吸取的东西可言的阶段;接着是认为西方的坚船利炮乃“法、术、艺,不足以言学”的阶段。与此相对应的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借法自强”、搞洋务运动,引进西方近代工业,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展经济的方法;第三阶段是认为西方文化也是一种学问—“西学”,不过它仍不能与中国文化相提并论,只是一种次要的学问,而且就是这些学问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这就是所谓的“西学中源论”。与此相对应的社会运动是想改变社会制度,先是搞“戊戌变法”,想引进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然后想搞“民主共和制”;第四阶段是把西方文化称作“新学”,与此相对应的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旧学”,于是出现了“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必须改变其社会文化土壤,“全盘西化”。开始是全盘“法兰西化”,接着是“全盘俄罗斯化”。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后,这些国家都放弃了“俄罗斯文明”,重新回归“西方文明”,经过七八十年的重大曲折,对照苏、东易帜后又开始迅速恢复、发展,中国越来越多的人也感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还是要好好学习“西方文明”,来加速自己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式数字文明的伦理意蕴、发展趋势及建构理路

在中西文明比较视域下，揭示资本主义数字文明的实质，诠释中国式数字文明的伦理意蕴及发展趋势是一项紧迫的时代课题。当前，数字文明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下呈现出一片“虚假繁荣”的假象，其表面以“文明”自居，实则以高歌“数字解放”之名行“数字剥削”之实，以标榜“数字自由”之名行“数字控制”之实，以高举“数字民主”之旗行“数字殖民”之实。相较于资本主义数字文明，中国式数字文明在理念之维、发展之维上都实现了对西方数字文明的超越，在结果之维上也必将展现出引领人类数字文明发展新航向的历史必然性。未来，在建构中国式数字文明的过程中，必须进一步克服资本主义数字文明的弊端，变革不平等的数字所有权关系，推动数字技术自立自强，健全数字社会治理体系，共建人类数字命运共同体，以此建构一条新型文明之路。     

驳两种社会制度的经济趋同论

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趋于同一的“趋同论”或两种经济制度“融合论”,这是早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西方资产阶级比较经济学家荷兰的丁伯根等人提出的,到七十年代初期就形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思潮.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的历史条件下,鼓吹资本主义制度永存论的翻版.在我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打着对资本主义再认识、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幌子,否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公然提出“两种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在经济上有着趋同的条件和倾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进一步扩大而日益走向国际化和现代化,社会主义必然要吸取资本主义的‘合理内核’,来充实发展自己的经济;资本主义则引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方式,来修补矫正日益失灵的经济妙方、诊断治疗带有疾病的肌体.两大对立社会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共同因素牵引下,出对立发展到吸收发展,最后达到经济上的趋同和一致.”①他们鼓吹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有一种经济趋同之势”②,并不是他们自己的新创造,而是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贩来的旧货.     

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驳"中国威胁论"

国际上宣扬的"中国威胁论"内容繁杂,有"经济威胁论"、"军事威胁论"、"生态威胁论"、"意识形态威胁论"、"文明威胁论"等."中国威胁论"与中国的发展强大不存在任何逻辑关系,主要是来自西方国家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曲解、冷战思维的继续以及用资本主义崛起的经验和西方国家关系理论来妄断中国的发展.事实上,中国的和平发展对世界不是威胁而是巨大贡献.     

治标不治本的“结构改革”构想——评加尔布雷思的“二元体系”理论及其政策主张

六十年代以来,以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1908年—)为主要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地位和影响不断提高和扩大,现已超过他们的先辈、以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1857—1929年)为代表的早期制度学派。其原因在于,二次大战后,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日益尖锐,经济危机愈加频繁,人们渴望改革;而新制度学派     

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经济形态与中国选择

生态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文明形态,摒弃了工业文明所倡导的"以人为中心"的物质经济价值观和自然观,取而代之的是将人看做自然的组成部分的"人—自然"整体价值观和自然观。从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看,每一种文明的生成,都有相应的经济形态与之对应。生态文明的经济形态为生态经济,它建立在"理性生态人"基础上,是对以"理性经济人"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超越。从生态文明的视角审视当下的中国,生态文明的构建不但要设计一套包括制度环境、具体制度和实施机制在内的制度体系,还要从政治保证、法律体系、经济支撑和社会条件等多方面为生态文明的构建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市场经济话语体系的重构

发端于西方宗教文化和自由资本主义信仰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并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唯一模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证明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兼容性,也解构了迄今为止关于现代市场经济的西方主流话语体系。“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这一要求贯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现代市场经济的价值引领,超越了一直以来被西方奉为市场经济圭臬的个人本位价值观,打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市场经济“价值中立”说和资本主义一元文化阐释,为重构现代市场经济话语体系、以社会主义文明引领市场经济伦理走向提供了中国智慧。     

明清实学与中国资本主义

明清实学是中国儒学的最高发展形态 ,它蕴含着与传统的价值观不同的新的价值取向 ,这种新的价值观 ,主要体现在“本末轻重之辩” ,新旧“四民”之辩和“公私义利之辩”三个方面。明清实学家所完成的价值观念的转变 ,不但为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开辟了道路 ,同时也为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挑战提供了思想基础。     

在比较中认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一、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是经过先进的爱国志士历尽千辛万苦流血牺牲才找到的。当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瓜分中国的时候,为了救国救民,除无产阶级以外的各个阶级都先后登上历史舞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比如,洪秀全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写出了《大同书》,孙中山提出了“民生主义"等救国方案。他们或通过其方案的实施,欲把中国建成“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大同世界,或通过“平均地权”实现“耕者有其田”。还有些人如林则徐、魏源等也曾想通过“师夷长技”富国强兵,搞资本主义。但是,这些理想方案都没有行通。究其原因主要有     

试论孙中山对西方文化的认识

<正> 孙中山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有一个发展、深化的过程,其中虽有变化,但总的说来,他的主张是一贯的,即肯定资本主义文化在当时具有先进性,并且坚决主张运用它来改造和拯救中国,使之繁荣富强,迎头赶上时代潮流。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它几乎没有遇到什么严重的挑战。中国文化虽然不断吸取外来文化,特别是受佛教文化的影响尤大,但总体上从来没有形成要靠某种外来文化来维系的历史局面。十七、十八世纪以降,欧洲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中国相形之下落居人后,但由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彼此交往有限,中国仍处于盲目自尊的状态。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列强东侵,中国文化延绵发展的纽带几乎崩裂,中华民族处于危亡关头,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为什么要向西方寻求真理呢?一是由于事实无情地证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当时的中国先进;二是事实同样无情地证明,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已经找不出解决这种民族危机的办法。这些“先进的中国人”之所以先进,是在于他们清醒地看出当时西方国家与清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