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深潜的美学思维轨迹──从《律诗底研究》到《诗的格律》

闻一多关于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三美”理论不能简单地归纳为现代唯美主义的纯形式追求。从其《律诗底研究》到《诗的格律》之间，深蕴着贯通二者的美学思维轨迹──中国新诗不能全盘西化，而应具有和谐的格式和韵律这一东方古典美的原则。     

《琵琶行》赏析

白居易的诗近三千首。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把他众多的篇什,分编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以《新乐府》和《秦中吟》为代表的“讽谕诗”,大多是在他作谏官时写的。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这些诗,或同情劳动人民,或揭露统治阶级,笔锋犀利,尖锐泼辣,往往一针见血,莫不鲜明地表达出诗人的政治态度,是白居易诗歌中的精英。七言歌行体《琵琶行》和另一首著名叙事长诗《长恨歌》被编在《感伤》一类中,也都是白居易很具     

金圣叹律诗分解说探析

穷困潦倒的金圣叹穷尽力气要评点六部“才子书”,但仅完成了《水浒》、《西厢》便绝命于“哭庙案”,临终前有“且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如何”的诗句,看来他的唐诗分解是意外的收获,对此他颇有些自负:《与徐子能增》中说:“总之弟意只欲与唐律诗分解。‘解’之为字,出《庄子·养生主篇》所谓‘解牛’者也。彼唐律诗者有间也,而弟之分之者无厚也。经弟之无厚,入唐律诗之有间,犹牛之謋然而已解也。”他认为诗的分解是很重要的,《唱经堂杜诗解》中《赠李白》一诗的注释说:“夫人未有解数不识,而尚能为诗者也。”《与顾掌丸》中有:“分解,而后知唐人律之严,真是一字不可得添,一字不可得减也。如使不分,     

方回的李白律诗评点发微

李白所作律诗不多,五言律诗有七十多首,七言律诗仅十余首。方回的唐宋律诗选本《瀛奎律髓》收录李白律诗8首,对李白的律诗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从格律、气势、对偶、时代等方面发掘出李白律诗的特色和成就,表现出通达的诗学眼光和中正的诗评精神。     

方回《瀛奎律髓》的选诗观

方回《瀛奎律髓》荟萃了唐、宋律诗的精华,铸成元代诗学选本的文化昆仑。依律选诗、以格选诗和重视正确示学门径的选诗实践,显示方回独到的诗学追求,尽管他未能一以贯之其选诗标准,存有因人选诗情形,这仍不掩其在中国诗学发展史上继往开来的地位。      

“诗可以群”与律诗定型

“诗可以群”作为儒家诗教的四大功能之一,其所具有的“群居相切磋”的社会功能不断推动我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发展。“事君”的需要,促使律诗从古体诗中一步步分离出来并逐渐形成了律诗特有的创作规则和表现形式。特别是在初唐时期,在皇帝的大力扶持与文人学士的频繁唱和中,“诗可以群”在规模、范围、层次等方面都得到了快速的扩大,诗艺也不断提高,促进了律诗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快速发展,最终实现了律诗的定型。       

论诗的多义性与朦胧性

古人说诗无达诂,谢榛在《诗家直说》中讲:“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可也。”薛雪在《一瓢诗话》中也讲:“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这虽然道出了诗歌创作与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但讲得概括,只是指出了一些现象,并未能揭示出问题的实质。确实从古到今研究诗歌,在发掘主题(theme)、     

《春秋左氏传》引《诗》考略

解释《春秋经》的《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在叙述、议论、阐述事理、论证与论辩的过程中,引证了许多《诗》中的句了。有的是直录原诗;有的则是取其头续其尾;有的则颠倒了《诗》句的次序,更换《诗》的字词。了解,研究《左传》引《诗》情况,对于我们加深理解《左传》思想与《诗》的社会影响与价值是有所裨益的。在中国诸古典文献中,没有一部著作象《左传》引《诗》如此之多。引证《诗》中句子     

浅谈杜甫绝句的特色

一 古代许多诗论家对杜甫诗歌的古体、歌行和律诗推崇备至,对于绝句却颇有微词。有人甚至说:“子美于绝句无所解,不可法也”,绝句“五七言俱无所解者少陵。”(胡应麟《诗薮》)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且看下面的绝句:     

孔子的“思无邪”与其中和美学思想

“思无邪”是孔子对《诗》三百的总评价。历来对“思无邪”的解释受包咸、程朱、郑浩的影响比较大,或说是“思想纯正无邪恶”,或说是“不虚假”。这些都不准确。孔子的“思无邪”是就诗与乐两方面而言的。上古,诗乐一体,《诗》三百皆是合乐之诗。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乃无意,“无邪”即直,“思无邪”是说诗与乐中正和平合于节度。这是孔子从其中和美学思想出发对诗乐（文艺）的评价,也是其中庸哲学思想的反映。     

试析《易经》与《圣经》的文化分野

从创作论角度看,《圣经》的上帝创世神话是凭借具体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去寻找一切事物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易经》的宇宙起源图式是按照具体情景之间的比兴关系去揭示一切事物得以演化的基本法则。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观点看,《圣经》的律法走向了希腊和希伯来两种文化传统的历史性整合,《易经》的阴阳则衍生出儒道两家的历史性拆解。从语言方面看,不同于《圣经》那种由理性内容所支配的叙事方式,《易》象和古代汉语都是一种具有动态性、主体性、灵活性特点的生成性语言。     

《易传》天人合一的伦理思想与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

《易传》发展了《易经》的伦理思想 ,使《易经》由一部卜筮之书成为伦理学著作。它的天人合一的道德本体论 ,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以仁义为核心的道德范畴体系奠定了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基础。研究《易传》的伦理思想具有重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一经传家的区域文化性——以明代宁波鄞县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宁波镜川杨氏是一个持续几十年位居全国首列的科举家族,他们以《易》经传家,受此影响,宁波城内的陆氏、李氏、张氏、屠氏、章氏、董氏、戴氏等近百个进士家族,均以《易》传家。治《易》经的鄞县进士,占据了明代鄞县进士百分之六十以上。鄞县如此集中攻读《易经》,区域色彩如此之强,这在全国是相当稀见的。杨守陈编纂的《易》学作品,影响了鄞县其他家族,乃至影响整个浙江。     

《诗经》、《楚辞》龙凤文化审美

中国龙凤文化源远流长。在西周至战国时期产生的两部伟大诗歌总集《诗经》和《楚辞》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龙凤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诗经》的龙凤多单独描写 ,《楚辞》的龙凤则多在一诗中对举描写 ,体现了南北文化融合的鲜明特征。《诗经》、《楚辞》中的龙凤意象都具比兴与象征作用 ,而《楚辞》则更多了一分南方巫文化的神秘色彩。《诗经》和《楚辞》共同奠定了中国龙凤文化的优良传统。     

牛河梁遗址的设计理念与彝族历法的关联思考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主体设计体现了天地阴阳的易学理念,与表现一年阴阳两季的彝族古老历法可能有文化上的关联.彝族的祖先古羌族——氐羌生活在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时代,其主要分布地域即西北渭水流域也是传说伏羲女娲阴阳八卦文化的发源地.学界认为八卦脱胎于彝族十月历,伏羲是彝族祖先.晚期红山文化是当地原生古文化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相碰撞、融合的产物.这说明,牛河梁遗址群的设计理念应该有更古老的易学传统,与古羌族的历法以及伏羲文化相关联,从而成为中国易文化传承的重要节点,对后世的易道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也是牛河梁申遗的核心价值所在.     

易学与古代历史思维

易学对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研究这一课题对于从深层次上认识中国史学的民族特点及其变化 ,以及进一步总结继承文化优秀遗产 ,以推进史学的发展 ,有重要的意义。易学对史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历史思维方式上 ,突出表现在天人一体的思维、通变的思维、“天下同归而殊途 ,一致而百虑”的思维以及表现为忧患意识的经世思维 ;从《周易》的经、传到司马迁、章学诚、王夫之等思想家史学家的著作中体现出的思维特点是多方面的     

《易经》乃中华文化之源之本之根

《易经》是哲学,是自然哲学、社会哲学与人生哲学。《易经》乃中华文化之源之本之根,《易经》乃生变中和之道,《易经》乃顺逆进退、利弊得失、存亡生死之术,真正能代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首唯《易经》。对《易经》,我们应破除＂五个误区＂,树立＂五个新理念＂,即＂五正＂：正名、正位、正源、正本、正意。对易文化,我们应继承、创新、丰富、发展,实现《易经》＂四化＂：时代化、科学化、通俗化、世界化。     

《周易》卦爻辞的文学性——《周易》与文学关系研究综述之二

《周易》作为中国重要的元典之一,在整个文化史上影响很大。一方面《周易》对文学创作、文学思想与文学批评诸方面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其自身卦爻辞的文学性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有大量的成果存在。研究成果主要是从《周易》卦爻辞的语言、音韵特点,文体特点,文学表现手法、技巧以及《周易》卦爻辞的文学价值等几方面展开的。     

理雅各英译《易经》及其易学思想述评

理雅各对《易经》的翻译及其研究问世以来便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评论。在《易经》西传史上,理氏的《易经》英译及其对《易经》的研究是里程碑式的,对后来从事典籍研究和翻译的中外学者有着多方面的启示。理氏《易经》英译本主要包括理氏英译《易经》的学术准备、英译包括《易经》在内的《中国经典》之动机、英译《易经》的底本及其相关参考书考辨、关于理氏《易经》英译的评析、理氏《易经》英译本的体例、译本特点,旨在探析其易学思想。     

易数简论

数是易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数与象一起构成了易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数的观念对中国古人影响很大。从象数易学的角度,论述数与象、数与术的关系,可以揭示数在易学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