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依法执政的宪政实现之道

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要求提出的执政新理念,它的提出为解决中国共产党的“实质上的国家领导核心”与“形式上处于法律权力之外”这一宪政上的“悖论”提供了可能。依法执政体现了政治价值与法治价值的统合。依法执政的关键在于如何以合乎立宪主义的方式去实现“依法执政”。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实质积极主义前提下,党的执政存在形式积极主义与形式消极主义两种立场。从宪政的一般原理上看,立法、行政与司法在公法上具有不同的性质,并且在开放性、能动性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性,要真正实现依法执政就必须依照立法、行政与司法的不同性质与特点在形式积极主义与形式消极主义间进行灵活选择,而这一切端赖于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谦抑立场,如此方可实现将依法执政的政治价值与法治价值这两种不同的价值目标进行和谐统合的终极构想。     

李大钊的“调和论”的理论价值

李大钊的“调和论”含义极其丰富,它既是一种理想社会状态,又是一种世界观、宇宙观。他认为“调和”与“对抗”一样,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力量之一;他赞美“调和之道”与“调和之美”,肯定“协合”、“互助”、“爱人”是社会主义道德观念,提倡“两让”、“容人”,以达中和之道。他对中国传统“和”文化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     

论科学发展观的法治思想

科学发展观内在地包含着“以人为本”、“和谐”、“效益”、“公正自由”等思想。当代法治是一种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追求和谐、保障效益、体现公正自由价值的治国方略或手段。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也是当代法治的基本价值目标、理想追求、时代要求和目的归宿,二者密切相关并高度统一于当代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之中,应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当代法治建设。     

治国方略与制度设计: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思考

任何一种制度设计，都有其特定的人性预设作为逻辑前提，从而构成了“法治”与“德治”两种不同的政治范式与治国方略。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既不能是西方法治模式的简单移植，更不能是古代德治模式的原型重现，而应是法治与德治“两极互补”式的制度安排。依法治国必须依法治权，其重心则是依法治官；以德治国必须以德治官，其重点则是官德建设。在制度设计上，以“经济人”假定为基础来约束权力的利己冲动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但在价值导向上，则不能对公职人员的“经济人”行为予以肯定或提倡。从民主理论对“公共人”的价值定位和社会期待上看，公职人员作为“公共人”在应然性上必须符合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价值标准。     

法治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

中国现代“和谐”社会与古代“和谐”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法治渗入了“和谐”社会的构建,法治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至少起着五个方面的作用一是法治在协调社会多元差异结构中的作用;二是法治在构建国家宪政制度和公权力结构中的和谐作用;三是法治在社会诸方面协调发展中的作用;四是法治在调整社会内部与外部关系和谐中的作用;五是法治在人与自然关系和谐中的作用。     

论“法治中国”的价值目标

“法治中国”是实践“法治国家”具体的地理和空间平台,它使得“法治国家”的建设“脚踏实地”,它汇聚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各项具体价值要求,它在适用地域上呈现出“国家法治”与“地方法治”的特色.作为“法治中国”的整体化特征,必须先有“国家法治”,然后才可能出现“地方法治”,“地方法治”不能脱离“国家法治”而存在.在实践法治精神的过程中,任何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都没有特权,都必须按照统一的法治原则来制定法律、执行法律和遵守法律,“法治中国”正是从一个具体的主权国家概念的角度来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具体法治”的各项价值要求.     

论中医的“和谐”观

"和谐"是指存在差别的不同成分相互协调地配合在一起的一种状态。中医的"整体观念"可谓中医"和谐"观的高度概括,它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体本身内部脏器之间保持"和谐",这才是健康状态。阴阳五行学说的运用强调了人体内部各脏器相互为用、相互制约,从而处于一种协调和谐的状态,如打破这种"和谐",则百病乃生。中医的治疗大法如调和阴阳、协调脏腑、调和气血就是以恢复人体"和谐"为目的。可见,中医理论中无不渗透着"和谐"的观念。     

论和谐价值观

和谐价值观是胡锦涛主席首次提出的共产党新型价值观,它使中国价值研究界面临了近三十年来最重大的一次飞跃机遇。它迅速取代主客体价值论成为中国主流价值观的原因在于:它既是本土的又是世界的,还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想的共产党在新阶段必须推行的新型价值观。它以法治为要义,内容有静动之分,逻辑架构从一到多,遵循“自由、平等、正义、人权、人本、合意、和谐、互惠、双赢、平和、简约”的法治原则,既包容了主客体价值体系的全部优势,又弥补了其不足,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与本土文化马克思主义化乃至世界化双向运动中的成功典范。     

后危机时代背景下对“中国模式”的理性分析

首先对比了“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不同表现，认为尽管以独立自主、以人为本、改革创新、和谐共赢为本质特征的“中国模式”为经济落后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走向现代化的思路和发展范式，但“中国模式”也有其自身的缺点和不足之处。“中国模式”不具有普世价值，它不应被简单复制和过度吹捧，它应该在与世界其他模式的共生与相互借鉴中丰富、完善并发展自己。     

"中和"原则与"和雅"精神

作为一种境界 ,“雅”应该是最根本的境域构成。它既不在此 ,也不在彼 ,而在此与彼之“中”。“中和”就是“和谐” ,“和”就是“正” ,所谓“正者 ,和之谓也” ,“正”即“雅”。可以说 ,“中和”原则就体现着中国美学所推崇的“和雅”精神。以“和谐”为核心的“和雅”精神 ,注重和谐适度 ,平正调和 ,实质上就是以天人合一的和谐为基本内容的审美意趣和审美理想。构成中国美学思想体系主流的是儒、道、释三家 ,而儒、道、释三家所追求的审美理想最终都归于天人合一的和谐与“和雅”之境。     

法治：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选择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法治具有同质性，它们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选择。和谐社会必定是法治社会。历史经验证明，和谐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在调节中实现的，而实现手段之一就是法治。因此，法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法治本身就是一个制度性、根本性的问题，它可以为解决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平、塑造诚信友爱的社会精神创造一种基本的制度环境。和谐社会蕴合法治价值，二者在本质上契合，因此，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选择。     

论依法治国的价值定位

依法治国的价值定位是依法治国方略实施进程中具有根本性前导功能的首要问题；法治价值在价值载体、价值指向和价值形式及价值重心诸方面都具有与法律价值不同的独特属性；从价值形态上讲，它是一个由法治的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法律价值和社会价值构成的有机体系。     

社会治理的法治之维——现代法治的理论展开

在不同的文化共同体中存在着不同的法治类型,"启蒙法治观"并不能囊括众多法治类型的个性。社会治理概念预示着法治作为一种治理方式的理念之确立,它的实践维度内在地蕴含了"良法善治"的基本原理。社会治理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展开的,社会的基础性意味着自主性的优先价值,而社会的自发性则内在地需要国家的规范和引导,这是现代法治谋划的基本场域。社会治理的法治意义及方法论价值在于确立了自治在法治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它内在地蕴含了一种简约化的法治精神,展现了自主性作为法治基本精神的重要属性。而从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加以勘察,则社会治理包含了一种关于平衡的法治理念,这同时意味着法治的边界意识。     

编织和谐

【文题展示】23.和谐要用美好的心灵来编织。请你用心观察你周围的人和事,叙述一个编织和谐的动人故事,题目自拟,字数不限。【命题分析】"和谐",在古希腊语中原意是将不同的事物连接或调和在一起,通常用于音乐表示将不同的音调调和在一起成为音阶。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和"是大吉大利的象征;在《尚书》中,"和"     

刑法价值与人格刑法研究

法治的本质在于良法之治。法的价值是评价良法的主要标准。刑法的基本价值包括正义、自由和秩序。刑法的基本价值之间应当建立起价值“生态平衡”的观念,使刑法价值的三大要素在价值“生态系统”中和谐相处。人格刑法学以人格责任论和人的违法观为理论基础,将正义、自由和秩序同时纳入刑法价值体系中,是一种能够实现刑法价值观上的“生态平衡”的学说。     

论儒家的“人治”与法家的“法治”

“人治”与“法治”是我国春秋战国之际、从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社会转变时期出现的两种政治观,它反映着两种不同侧重面与特色的治国方法。“人治”是儒家的政治观,主要依靠贤人的贤能来治理国家,它侧重于“任人(贤人)”与礼德“风教”,以仁政(王道)惠民为特征;“法治”是法家的政治观,主要依靠法律的威权来治理国家,它侧重于“任法”、“任罚”,以霸道刻民为特征。梁启超在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首次以“人治”、“法治”概称儒法两家的政治观。尽管以此概称,并非精     

论梁漱溟的政治文化观

梁漱溟认为任何政治结构的背后都隐藏着一定的价值判断,都有其文化的内容,因而应从文化的角度去全面地分析、考察政治问题产生和解决的背景,找出不同民族所适合的政治发展样式。梁漱溟提出的“尊贤尚智”的政治理想诉求、法治与人治相调和的政治权力认知、改良主义的政治价值选择、“纳政治于礼俗”的政治思维取向就是这一思考的结果。     

关于中国法治的几个认识问题

本文认为，中国的法治在本质上是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法治．它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刑治”和现代西方国家的法治都有着根本的不同。法治建设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为此需要认清“法律至上性”与“法治至上性”的原则界线。法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应特别注意所谓“德治”的基础作用。由于受多种因素制约，中国要建成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文化法治:理据、内涵与规范表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各自具有丰富的法理内涵。“富强”“民主”是引领我国文化产业法制与公共文化服务法制建设的重要价值;“文明”“和谐”是引领我国文化遗产法制与精神文明法制建设的重要价值。我国文化立法需要考量“自由”“平等”等社会层面的多重价值,文化执法、司法则需要考虑“公正”“法治”等价值准则。承载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基本价值的“爱国、敬业”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重要理念之“诚信、友善”,都需要通过文化法治建设内化为人民的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作为文化立法的目的,其不同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则可根据文化法治的具体需要,确定其融入法律规范的表达方式方法。     

藏传佛教“利美运动”的现实意义探析

［摘要］“利美”，也称“利美运动”，是19世纪兴起于康区的由藏传佛教著名学者降央钦则旺波、贡珠云丹嘉措等倡导和发起的一场宗教文化复兴运动。“利美运动”虽然是藏传佛教内部各教派之间展开的一次互动、调和与对话，但它以开阔的视野和多样性的表现方式深刻影响了藏传佛教及藏族文化，促进了宗教之间的和谐与对话。本文通过对“利美运动”的历史追踪与文化分析，对这一运动蕴含的丰富学术思想进行了多方面的解读，提出了摒弃宗派偏见，在沟通与对话中建构中华宗教文化和谐共生、和而不同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