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姓联宗与地方自治——清末民国时期江西地方精英的文化策略

明清以来普遍出现的同姓联宗是中国历史上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从明清科举时代到清末民国地方自治时代,由地方精英推动和主持的同姓联宗活动经历了时代性的演变与发展,呈现出新的历史特点。这一变化与清末民国时期的政治变迁具有密切关系。清末民初以来,伴随着科举制度时代的结束和地方自治运动的兴起,活跃于地方政治舞台上的新式地方精英,在积极参与地方政治权力角逐和派系斗争的同时,广泛推动同姓宗族的联合,结成政治联盟和扩大社会基础,直接或间接、有形或无形地影响地方政治的发展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同姓联宗作为地方精英操弄地方政治的一种策略和手段,显示出政治化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内涵,而地方政治的近代化进程也因深受同姓联宗这一传统社会组织关系的影响而更趋复杂、曲折。     

转型期中国农村政治文化对村民自治影响的三维分析

以转型期农村政治文化为切入点看,村民自治运作环境、村民自治运作过程、村民自治主体行为3个维度对村民自治运作带来了影响.当下农村政治文化一方面客观上为村民自治运作营造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宽容的政治环境,影响着村庄公共权力组织的决策和管理活动的民主化趋势,规范和制约着村组干部和村民政治行为的正确选择;另一方面,传统的人情礼俗文化影响着运作环境的法理化,依附性政治心理影响着村民自治主体行为的自主化,家族文化影响着村民自治运作的公正化.     

清代闽西客家的乡族自治传统——《培田吴氏族谱》研究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实行以家族组织为基础的乡族自治,曾经是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的社会理想。在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地区,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乡族自治的形式与内容不尽相同。所谓乡族自治,是指在国家法律和官府授权之下,对乡族事务实行自我管理;在聚族而居的社会环境中,乡族自治主要表现为家族自治。解读福建省长汀县培田吴氏家族的族谱资料,可以发现闽西客家的乡族自治传统,与晚清地方自治有历史渊源。培田吴氏的家训、家法与族规,体现了家族自治的理想模式。培田吴氏的各大支派和社团组织,对乡族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了有效的管理。清末新政期间成立的"培田公益社",取代了乡约的行政职能,实现了从家族自治向地方自治的历史转型。     

张謇地方自治思想探究

地方自治是张謇一生的政治理想.张謇认为地方自治的实现,离不开立宪政治的政治保障.地方自治的主要内容应该是实业、教育.因为一切政事无财不举,而人的素质提高,根本在教育.张謇地方自治思想有其重实际、求实效的一面,也有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但由于受到当时政治环境和个人思想的局限,张謇的地方自治最终未能逃脱出个人自治的悲剧.     

论梁漱溟的地方自治思想

梁漱溟认为,因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国应当实行与西方不同的地方自治;中国式的地方自治应以乡村为基本单元,构建集政治、经济与文化功能于一体的乡村自治共同体;实行经济的合作化和文化的道德化,在政体上完全排斥西方分权式的法治主义;地方自治应由知识分子团体以教育的方法,而不应由政府以行政手段推动。这一中国化的地方自治思想是对自清末以来西化地方自治思想的反省与创新。     

论社会转型期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

在社会转型时期,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在经济领域的自由选择和独立地位日益增强,以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为主要方式的农民政治参与有了新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农民政治参与意识不强、质量不高,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组织化程度较低,非制度化参与有扩大的危险,农民的政治参与受到宗族组织和地方黑恶势力的干扰等问题。要真正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促进农村政治民主化进程,应该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加强农村政治教育,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严厉打击地方黑恶势力,限制宗族组织对农村政治的干预。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下的"绅权"膨胀

清代前期,统治者通过兴大狱、禁止士绅干预、介入地方政治等措施抑制"绅权".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实行地方自治,新旧士绅通过担任(州)县、乡镇和村庄各种自治组织的首领人员而结成公共权力网络,实现了组织化.在此过程中,士绅们除了在各种自治性组织机构中行使职权外,往往还以"绅董"的身份和资格组织起来,筹备自治机构选举,推举地方公益机关首领,参议和处置区内治安事务,议决地方财政措施,甚至行使全县的议政和行政权.于是,"绅权"在地方社会中便成为了国家组织之外的另一极社会权力."绅权"同"官权"、同民众权益均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地方自治制度的实行之所以导致劣绅的活跃和"绅权"的恶性膨胀,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传统性和士绅势力的宗法性.     

清末民初留学生与江西地方政治

清末民初,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教育的发展,江西的留学事业也经历了一个从缓慢到快速的发展过程,出现了一个由科举功名获得者和新式教育毕业者构成的留学生群体.随着留学生与国内各种政治运动的结合,江西的留学生群体开始了政治化和革命化的转变,成为地方政治生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他们借助召开省议会,创办新式学校,组建各类社团,确立了自身的社会权势,对地方政局产生了深刻影响.     

现代化的压力与乡村危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危机的一个分析视角

清末民国以来,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现代化所需的巨量资本压在了仍停留在糊口生活水平的小农身上,现代化的行政权力以及新式教育亦以国家强力向乡村挤压。在现代化的种种压力下,小农生活陷入贫困的深渊,乡村内生的自治资源受到削弱而新的行政整合机制亦带来了基层政权的“痞化”,乡村原有文化调节机制在新式教育模式的强力挤压下受到破坏,新式教育机制未能成功地在乡村落地生根。随着现代化负面效应的不断累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陷入了全面的生态危机。     

论地方权力的宪法化

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是商品(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法律体现。地方权力宪法化是单一制和联邦制国家宪法的共同规定,"二战"以后,地方自治和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成为世界宪政发展的潮流,就连具有中央集权传统的法国也在1982年开始了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权的改革。我国宪法应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顺应世界宪政发展的潮流,尽快明确规定地方权力。     

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机制

公民参与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和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与基本途径。公民参与的广泛展开在地方治理层面上是可行的,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民间组织的成长、地方政府分权化改革以及基层政治组织自治是我国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三种主要实现机制。各地方政府应借鉴西方国家和我国部分地区的成功经验,创新公民参与方式,建立和完善参与的配套制度,拓展公民...     

中国地方自治百年发展论略

地方自治思潮从西方传入中国至今已历经百年,对中国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发展过程可分为清末时期、民初及北京政府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四个阶段。中国地方自治的介入者包括了历届政府、各政治派别、众多学者,他们有不同的利益追求,因此,地方自治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同时,由于反动势力十分强大、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传统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在中国要真正使地方自治扎下根来又是十分艰巨的,只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地方自治的发展才步入正规,并在民族区域自治和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从地方自治的理念,特别是中共地方自治思想和实践来看,它对于促进我国的政治民主、构建合理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解决民族问题和国家统一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对当代中国地方自治制度若干特征的认识

中国地方自治是在后发型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的,因此,它与封建社会末期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以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地方自治有很大不同,具有非内生性、区域分布的非完全性、政权依附性、功能整合性、行政性与自治性结合的双重属性等特征。这对于解决中国区域政治发展的非均衡性问题、促进国家整合和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民主政治的健全和完善作了有益尝试。     

二十世纪前期中国基层政权代理人的“差役化”——兼与清代华北乡村社会比较

从清朝初期到末期,拥有一定"地方自治品格"的保甲长、里甲长、乡约等乡村控制组织人员逐渐成为完全受官役使的"官之差役",这成为困扰清王朝基层政权良性运转的痼疾。清末"新政"以来,华北村庄权力结构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变动,在具有近代意义的地方自治背景下,国家以从未有过的姿态,将士绅精英、村庄领袖纳入体制内权力体系,使其成为地方自治的主导力量。国家欲借助士绅精英层进行前所未有的乡村政权重构与乡村治理。如同清代的乡村控制组织人员一样,新的地方自治领袖亦成为"官之差役",历史的轨迹固执地沿着自有的方向向传统回归。     

善堂与晚清民初江南地方社会变迁——以川沙至元堂为中心

清末民初的至元堂成为新式团体活动中心,兼任其他团体职务的善堂管理者及其后辈在地方社会中大放异彩.随着各类新式团体的成立,慈善组织的一枝独秀被林立的团体所取代.新式团体成立后地方社会历史的发展,已由衙门和地方实力派人物间的单线联系,变成各团体间合作和摩擦并存.慈善组织势力减弱、地方团体林立与教育机关实力大增是清末民初的普遍趋势,这成为当时地方社会转型的主要特征之一.     

论清末民初湖南绅士阶层的分化

绅士是清代特别是晚清湖南举足轻重的社会阶层。湖广分省增加了湖南生员的数额,而晚清湘军的崛起使通过军功和捐输取得功名成为乡绅的人数剧增,成为一个影响地方社会的庞大群体。清末资本主义的发展、乡村政权的建立、国家对地方公共事业的干预以及宗族势力的瓦解,造成士绅阶层的分化;士绅通过创办或接受新式教育、参与地方自治等公共事务、兴办近代企业等途径,逐步实现了自身的转变,成为清末民初湖南立宪的广泛社会基础,并影响了湖南辛亥革命前后的地方政局。     

俄罗斯政治体制及其现代化问题

始于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暴露出俄罗斯过度依赖原料经济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危机的"倒逼"机制迫使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将"全面现代化"作为战略任务提出,而政治体制现代化是"全面现代化"能否实现的重要前提条件。政治体制现代化是指为了加快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机构或组织进行部分的或全面的改造,建立和发展现代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的过程。其目标是要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可以促进完善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的政治治理模式。俄罗斯现行政治体制中存在制度缺陷,现代化路径将集中在改革选举制度、政党现代化、权力下放和发展地方自治等方面,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     

在国家与地域之间:论陈炯明的国家建设思想

陈炯明是近代中国地方自治和联省自治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努力将近代以来日益兴盛的地域认同和地方自治纳入国家建设的蓝图中,认为联省自治是实现社会和政治整合,在和平实现"国家统一"的过程中保持"民主建设"的政治方案。相对于以党建国的路径,陈代表了国家建设的另一种声音。陈之思想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由于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无法承担起实现政治整合和国家统一的艰巨任务,最终被历史放弃。     

“自治”与“官治”:从地方自治改革看清朝的灭亡

地方自治是晚清民间吁求之一,立宪派、革命派将其视为民主建设的基础。新政开始后,清政府将地方自治纳入改革范畴,对如何改革,各级官员有不同看法。为稳步推进,清政府在天津进行了自治实验。在此基础上,推出地方自治的最终方案,其实质,就是在官方监督下,建立分权制衡式的自治组织,并在不影响官方税收的前提下,筹集资金开展地方建设。这种"官治"色彩浓厚的"自治"方案,激化了社会矛盾,成为清朝灭亡的诱因。     

清末新政时期的地方政治参与

清末新政时期的地方政治参与是在中国社会由古代专制政治型态向近代民主政治型态的转变过程中发生的。在此转变过程中 ,伴随着西方民主理念的传播 ,民主制度的构建也很快付诸政治实践 ,从中央到地方 ,成立代议机构一时成为民主制度建立的主要目标 ,虽然这在绝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形式。各级地方自治作为推行近代民主制度的基础而在全国兴起 ,从而引发了中国近代的地方政治参与。由于晚清时期纷乱的内外环境和地方自治的初次实验等原因 ,地方自治在推行过程中充满了坎坷和曲折。清末新政时期的地方自治层次较高 ,以省为自治单位 ,各省设立谘议局 ,县、乡镇都有民选的代议机关。这是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首试。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 ,其整体水平显得比较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