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农村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成因与对策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河南农村社会经济生活和人们的利益关系发生了深刻变革和调整.农村问题日益增多、农民负担过重、政治参与渠道不畅、农村"三乱"问题严重、基层组织力量薄弱以及大量剩余劳动力等问题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有所上升.正确认识和分析新形势下农村社会矛盾的特点和成因,对河南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基层组织与乡村治理

农村冲突的不断升级以及组织化程度的提高 ,使得中国农村面临着形势严峻的治理危机。农村冲突主要针对基层政权和乡村干部 ,反映了基层组织既没有发展成为代表乡村社会利益的自治组织 ,也没有发展成为代表国家政权利益的代理组织。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以及国家政权的利益之所以分离 ,是因为授权来源的变化 ,自身的优势地位以及生存危机的驱使。治理和善治乡村社会 ,必须依靠乡村自治运动和国家政权建设 ,必须再造基层组织体系特别是乡镇政府 ,必须建立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机制和建立农民协会     

英国中世纪村官制度评析

村官制度是英国中世纪乡村基层组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村官在管理村民的生产生活、维护村庄共同体利益等方面起到尤为重要的作用.但作为领主与佃农之间的中介,使得他们往往处于两难的境地;其职能主要分为行政、司法、治安以及日常生活管理等方面.通过对村官制度的分析,可以深入了解中世纪英国乡村基层组织的内部结构及其具体运作方式.英国中世纪的村官之所以没有沦为领主压迫农民的工具,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它的民选传统以及民主监督机制.     

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利益流失的原因及对策

随着农村土地流转数量的增加,土地被流转、强制流转、农民利益流失、权益受损情况屡有发生。本文认为,在土地流转中农民的当前利益和远期利益受到侵害。主观上,农民维权能力不强,无法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客观上,基层组织的强势地位以及不当干预导致了农民利益流失。在此分析基础上,文章提出了给予农民完整承包权、建立保护农民长期利益的补偿机制等相应对策。     

涉农项目的基层实践、绩效损耗与战略优化

在涉农项目的基层实践中，地方分利结构、基层组织经营能力和项目的社会嵌入性构成了项目绩效损耗的三个主要方面，据此可以构建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基于此框架对中部某省份M村的考察发现：以农场主为代表的市场主体和以村委会为代表的项目主体产生了利益争议，市场主体在项目过程中取得了主导地位；配套资金和自筹资金要求、压力型项目的推进和对产业化风险的预判不足导致了村级负债增加；项目过程与地方社会还存在部分脱嵌，这些是导致项目偏离发展目标的主因。因此，推动涉农项目的高效运作，不应只着眼于资金量的积累，更应该对多元主体间的利益份额、基层组织经营能力和项目的社会嵌入性进行综合考察和评估。     

1978-2006年中国农民负担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负担的演变经过凸显—加重—膨胀—下降四个阶段,农民负担变化的特点是由升—降以及税轻费重;农民负担上升的原因是多元的,主要是我国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分税制的缺陷、农村税外收费泛滥以及县乡机构膨胀财政负担过重等;而农民负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国家采取税费改革、财政支农惠农政策以及开展农民负担专项治理等措施。要减轻农民负担,必须增加农民收入,必须有支农、惠农的政策,必须正确处理中央、地方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必须改变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等。     

新形势下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探研

随着农村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利益关系、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等方面的深刻变化,特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农村社会管理工作出现新情况和新要求,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已势在必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强基层组织活力,真正发挥基层组织的应有作用。     

增加农村集体收入的问题与对策

近年来 ,在完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过程中 ,有些地方形成了一种“片面增加集体收入”的错误思想 ,损害了国家集体和群众的利益 ,加重了农民负担。解决这些问题 ,必须提高思想认识 ,抓好组织制度及队伍建设     

法治与民主的伟大实践--对江西省农村税费改革的调研与思考

农民负担重，一直是多年来困扰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的难题。尽管中央对减轻农民负担一直十分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省委、省政府也做了大量工作，但农民负担重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解决。农民负担重，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农民负担重，从一方面来讲，是经济发展落后，捉襟见肘的财政收入与刚性增长的财政支出这一突出矛盾，使得基层政权和组织只好向农民伸手；从另一方面来讲，是农村管理体制，尤其是农村税费制度还不尽合理，使得基层政权和组织及有关部门向农民伸手有了可能，更进一步讲，是农村的法治基础还很薄弱，民主参与、民主监督…     

当代中国农民利益问题初探

利益问题是农民问题的核心。当代中国农民利益流失比较严重 ,其中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问题。乡镇政府与农民利益密切相关 ,精简其机构、转换其职能对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民利益至关重要。从长远来看 ,户籍制度和农地制度的创新 ,以及农会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兴起 ,是切实维护农民利益的根本举措。     

秉承行业协会理念 构建中国农民合作组织体系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如何在新形势下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需要一个能够在农民与市场、政府、社会之间发挥有效作用的中介组织。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看,这个中介组织就是农业行业协会。但是在中国,人们对行业协会的理解却存在误区。鉴于此,我们从论述行业协会的定义、属性、职能出发,继而探讨农业领域行业协会的独特性,最终提出秉承行业协会理念、构建中国农民合作组织体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建议。     

农民的文化教育权益缺失及其保障问题探析

农民应享受许多文化教育权益,但是这些权益有许多缺失。主要原因有:社会经济发展的城市中心化使农民文化教育权益边缘化,沉重的经济负担挤占了农民文化教育的费用,使农民文化教育权益处于弱势地位等等。这种缺失长期存在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影响农村青少年的学习和进一步发展,使得中国整体文化素质低,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影响未来社会的稳定,延缓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因此,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必须与文化教育发展战略相配合,必须注重农民人力资源的开发,努力开拓农村教育经费的新途径,为农民及其子女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对农民负担问题的新思考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农民负担问题 ,为农民减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但由于农民负担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在现实工作中对农民负担内涵的理解认识不足 ,农民负担过重的界定不清 ,严重影响了实际减负的成效。本文对农民负担的内涵、负担过重的界定及其成因进行了系统的探讨 ,并提出了实施减负的对策建议。     

瞿秋白农民观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考察

瞿秋白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由于自身的特殊经历和身世,使得他较早地开始关注农民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他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农民问题的正确观点和主张,形成了内涵比较丰富的农民观。对瞿秋白农民观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不仅有利于加深对瞿秋白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历史地位的认识,而且也有利于加深对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历程艰辛程度的了解和把握。     

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结构和状况的实证研究

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广受关注,但是作为研究这类问题的一个重要基础,即如何测量农民工城市融合则少有学者研究.本文在回顾农民工城市融合测量方法的基础上,设计了农民工城市融合问卷,并以在南京务工的农民工为样本,就其城市融合的结构和状况进行了研究.统计分析表明,农民工城市融合包含四个维度,本文将其分别命名为经济融合、心理融合、文化融合和身份融合;农民工城市融合程度总体较低,其中,经济融合和文化融合程度很低,而心理融合和身份融合程度相对较高.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合作问题研究

对于农民合作的必要性,政府、学界有着高度的共识,但对于怎样合作,如何建立农民合作组织这个问题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本文分析了农民经济合作的困境与异化、农民公共服务合作“难产”的原因,通过两个案例评述,认为外部力量介入对促进农民合作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外部力量的介入并不必然导致农民作为合作主体的缺失;在当前反哺农业的财政政策条件下,应把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合作组织建设、合作文化建设整合为一;但不同地区外部力量介入的方式和目标是不同的,不可“一刀切”,农民作为合作主体的实现,需在操作层面予以重视。     

影响当前土地流转与合作经营的几种灰色预期论析

土地合作是培育农民经合组织重要依托。然而,在当前推进土地流转与合作中却遭遇到了来自转出土地农户方的不合作。这些不合作与这些农户的灰色心理预期有很大关系。这些灰色预期包括由于安于现状的思想观念、害怕沦为基层政府追求地方政绩的牺牲品、顾虑未来生存保障没有着落、对规模经营后土地收益不公平后果与转出土地后产生的＂不经济＂的可能后果的担忧等原因而产生的一系列灰色预期。要通过发展出真正符合合作社原则与治理机制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并给普通农户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来消除他们的这些灰色期望。     

论《生死场》的悲剧意识和女性关怀

萧红的《生死场》展现了北方农民奴隶般的生存状况和苦难的命运遭际 ,小说流贯着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悲剧意识。同时 ,作为女性作家的萧红 ,又将这种悲剧色彩涂抹到对于女性命运的探索与关爱上。     

对耕者有其田与耕者有其权的新探讨——清康雍乾山东与德国巴伐里亚农村土地状况的比较

康雍乾时期,“耕者有其田”是山东农民一如既往的愿望,但却是德国巴伐里亚农民的划时代要求。在18世纪世界经济转型以前,在整体上,“耕者有其权”是巴伐里亚农民的生存依据,但却是山东农民遭受压迫和剥削的原因。本文以康雍乾时期为历史中折点,说明:拥有土地的占有权,迫使山东农民必须承负国家的、官府的和家庭的责任。比较之下,土地占有权向着土地耕种权的变化达到极限,使巴伐里亚的农民借助于新型社会的到来转变成为拥有土地占有权的国家公民。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建立新型农民组织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农民为主体,有三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即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不能搞成官员的“形象工程”;增进农民的福祉,不能搞成劳民伤财的“害民工程”;农民才是新农村建设事业真正的主力军,不能搞成专家学者的“明星工程”。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需要有具体的组织形式来实现的,在这个方面,我国台湾地区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农村建设时有过许多经验和教训,其中最为重要的经验就是,要建设新农村,需要对农村的基层组织进行创新,以保证农民真正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这一点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