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公私理论述评

公私界限是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问题，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关于家庭和城邦的区分。随着经济上升为社会生活的主导要素，公私界限也发生了巨大变革。启蒙运动之后，西方主要形成了四种公私观。不同公私理论用于解决不同的社会问题，但同时也面临着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困境：一方面。大量的公私观理论造成了实践上交织存在的公域与私域；另一方面，公私观的合理性本身也受到挑战。     

侦控人员回避的内在逻辑?--以中国诉讼回避对象的历史变迁为视角

与外国法一般将诉讼回避的对象限于裁判者不同，中国法律自古以来就规定了相当广泛的回避对象范围。其中，侦控人员被纳入诉讼回避的范围是最主要的一个特点。中国古代的诉讼回避制度产生于“公”与“私”之间的对立，因此回避对象及于许多参与诉讼的官员，而不限于审判者；近代以来，法律将侦控人员纳入回避对象的范围，除了因为检察官一度承担预审职能外，还与侦控人员在审前程序中拥有不受中立审判者制约的权力有关。诉讼回避对象的广泛性揭示出中国法律在确定诉讼回避对象时的内在逻辑，即：任何人不得参与与自己有关的案件，凡是可能因偏私对案件的公正处理造成影响的，都应当回避。     

中国古代“富民”理想流产的法律原因——以中国古代家族财产共有制为例

“富民”理想在我国古已有之,由于我国历史上一直奉行的家族财产共有制,强化等级秩序,剥夺卑幼行使财产处分权,否定个人对财产的所有权;强化对土地的控制,妨碍土地的自由买卖,抑制了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从而最终没能使中国走上“富民”的道路。     

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制度间博弈对社会结构之影响

本文是在《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转型的动因探索:通过社会行动的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的关系解读》一文的基础上所做的更进一步的研究,仍以非政治公共领域的主体行动为支点,在非政治公共领域的制度与法律之间搭建桥梁,并通过主体行动实践在这几者要素之间的博弈分析,揭示非政治公共领域主体是如何通过行动实践促使社会结构变迁和转型的,从而进一步探索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转型之潜在动因,并试图对社会行动理论做更深入的诠释和研究。     

后危机时代中美新闻传播和公共外交的未来——第四届公关与广告国际学术论坛论点综述

国际经济危机在改变世界的金融业、工业和制造业的同时,也会导致新闻传播、公共关系、公共外交和媒体消费等"软"实力的变化,从而影响若干政治和经济大国未来的关系。来自中、美、英、俄、泰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82名专家、学者及业界代表在"第四届公关与广告国际学术论坛"会议上,以"后危机时代中美新闻传播和公共外交的未来"为主题,展开了关于公共外交的本质与模式、传播策略与国家形象、公众认知与中美关系等问题的深入讨论,以及新环境下公关、广告与传播的再思考。     

构建公共卫生安全全球治理体系

冷战结束以来,领土安全等传统安全问题得以缓解,而生态环境、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则上升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重点领域。近期全球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及巴西登革热使国际视野再次聚焦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作为当代最主要的公共卫生安全威胁之一的传染性疾病,给个人、国家及国际社会的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并深刻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因此,构建国际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更显必要与紧迫。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宗教意蕴——一种基于诠释学立场的解读

哈贝马斯构建公共领域学说的主旨是通过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研究,重建规范的民主理想.哈贝马斯在研究公共领域时,把宗教看成是理性的对立物,对宗教的排斥多于认同.然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公共领域具有很强的宗教意蕴.从历史上看,宗教早已参与到公共领域中来,并且宗教本身是政治公共领域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在当代多元的社会里,宗教共同体和宗教话语更是公共领域多元因素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成因及对策

在概括分析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基础上,认为公共服务领域的财力、人力和物力资源配置失衡以及较低的财税体制调控能力,是造成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断崖式落差,阻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原因。缩小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厘清中央与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关系,完善中央对地方收入划分与财力调节体制,完善跨区投资税收分享机制与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加强京津冀财政协同合作与公共服务项目合作。     

“第五种权力”：美国思想库与对华政策

作为美国政治体系中继立法、行政、司法及媒体之后的第五种权力,美国的思想库一直在政府内政外交决策中发挥着重要影响。本文从历史视角分析了美国思想库在对华决策中的角色及其不同流派的对华政策立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开展对美国思想库的公共外交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意义。     

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制度的建构

将我国行政公益诉讼主体划分为以检察机关为主体的第一层级和以公民、公益代表以及其他诉讼主体为主体的第二层级,进而通过立法、法律解释等方式明确不同主体的原告资格,理顺不同层级主体原告资格之间的关系,是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制度建构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