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格尔古碑之三探

道格尔古碑位于甘肃南部之碌曲县拉仁关乡玛日村委会的夏季牧场之三沟交岔处，当地藏族群众称其为“道格尔”即石碑之意该碑应是“唐蕃大道”之“赤岭”分界碑。“赤岭”在我国古代交通史上有一定地位随着道格尔古碑即古唐蕃赤岭分界碑的确定，历史上诸多问题会得到解答.     

浅论唐蕃大非川之战

大非川之战是唐蕃间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也是唐蕃关系的重要转折点。以大非川之战为起点,唐蕃展开了近两个世纪的对峙和争战,由此可见大非川之战的重要意义。关于大非川之战．治吐蕃史者往往语及,但多拘泥于论题,讨论的多是大非川之战某一方面的问题,没有从宏观角度进行考察。本文试图结合汉、藏文史料论述大非川之战的前因后果及对唐蕃关系的影响。     

古代湟水黄河间的重要通道─安夷和罗谷道考述

古代湟水黄河间的重要通道─安夷和罗谷道考述庞琳这些年来在青海地方史和交通史的研究中，多倾向于东西纵向道路的研究，如羌中道、吐谷浑道、唐蕃古道、河曲道、党项道等。东西纵向道路无疑是青海古代交通的主道。然而在青海东部的湟水黄河间，由于羌人游牧、迁徙等，很...     

邂逅相遇于迷途 问路径而得大道——古代早期问路故事的叙事模式和哲学意蕴

中国古代早期问路故事主要有圣贤问路和君主问路两种类型,其基本特征是所问者为具体的路径,回答者却以大道相告,问和答有形而下和形而上之别.问路故事的主客双方通常是两类不同的社会角色,彼此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由此构成作品内在的张力.大道是无法直接言说的,因此,指路传道者的语言多是象征性的.这类传说故事的主要角色通常是两位,有时是三位,根据具体的情节而设定.古代早期问路故事的出现与道的哲学抽象历程密切相关,体现了道在哲学抽象过程的多重指向和丰富意蕴.     

薛亹及其《家诫》

<正> 薛亹、明人,字宗文(一作崇文),号清野(一作清墅)。其先祖为光州固始人,唐垂拱间参与出兵闽漳之军事行动,遂留下宗支于赤岭,后迁至漳南之四都渐山。     

唐石堡城地理位置考索——兼驳甘肃卓尼县羊巴城即石堡城址说

石堡城是一千多年前的李唐与吐蕃反复争夺了近27年(唐开元十七年至至德元年,即729——756年)之久的一个军事要塞,因此唐代的史籍中多有关于此城的记载。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历经沧桑的石堡城原址已荡然无存。但在诸多的历史文献中仍详细保留着石堡城当时位置的记录,都说它在唐鄯城县(今西宁市)西南约二百里之赤岭以东地方。后世学者,为澄清与石堡城     

柴达木盆地里的奇葩——读青海蒙古族民间故事传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搜集、整理出版青海蒙古族民间故事、传说和其它种类的民间文学艺术,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诸如才布喜格、莎仁格尔勒的《青海蒙古族民间故事集》(1986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乌云毕力格、跃进等人的《海西民间故事》(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海西州卷)、《海西民间谚语》(同上)、《海西民间歌谣》(同上),齐·布仁巴雅尔,却苏荣、图格等人的《德德蒙古民间文学精华集》(内部资料)等,共发表故事传说290篇,其中只有几个故事是重复的。当然,这些故事也只是青海蒙古族民间故事的一部分。据乌云毕力格同志说,《海西民间故事集》中的145则故事是从已经搜集到的500多则故事中挑选出来的。可见,海西蒙古族民间故事之多。     

考古材料所见吐蕃时期青海地区的佛教信仰

隋唐和吐蕃时期是青海丝绸之路及唐蕃古道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青海地区由于处于汉藏之间,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唐朝佛教经由唐蕃古道输入吐蕃统治的核心地区,与印度输入的佛教产生碰撞和融合,形成吐蕃特色的佛教艺术。在吐蕃的大力弘扬下,吐蕃佛教向周边包括青海地区输出。以玉树和昌都为中心的吐蕃佛教摩崖造像年代主要集中于9世纪初,在艺术风格和题材内容上都具有明显的共性,说明在吐蕃时期,尤其是在赤松德赞和赤德松赞统治时期,青海玉树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吐蕃佛教的弘传中心,并创造了一套统一的佛教摩崖造像系统。在吐蕃征服青海地区后的近二百年间,吐蕃在这一地区留下了大量墓葬,墓葬的出土物中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佛教因素,可以透过它们窥见佛教在该地区的传播情况和存在状态：一些器物的造型和功能深受佛教的影响,如镀金舍利容器和吐蕃“王冠”;佛教中所流行的象征性图像广泛存在于一些生活器具上,包括迦陵频伽形象以及狮、象与莲花造型等。这些佛教因素更多地来自汉地,尤其是河西敦煌地区,与摩崖石刻中透露出的吐蕃风格形成鲜明的对照,凸显了青海地区在唐蕃时期佛教文化面貌的多元性特征。      

唐蕃清水会盟在敦煌石窟中的图像遗存——瓜州榆林窟第25窟婚嫁图绘制年代再探

榆林窟第25窟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代表性洞窟,因为其中出现的唐蕃特色图像而备受学界关注,属于敦煌学和藏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榆林窟第25、15窟是为纪念783年唐蕃清水会盟而建的双窟,榆林窟第25窟婚嫁图与该窟统一集中完成,其绘制年代与该窟营建时代一致,应在783年唐蕃清水会盟前后。     

从唐诗看唐朝赴蕃使臣

唐蕃之间在长期的交往中时战时和,关系复杂,在走向和解的道路上来往于唐蕃之间的使臣起到了重要作用。唐诗中记录了许多有关唐朝赴蕃使臣的内容,这给我们了解唐蕃关系提供了佐证。     

论唐蕃经济交往

唐蕃经济交往贯穿了吐蕃经济史全程。吐蕃奴隶制游牧经济对高原牲畜及畜产品的生产和对奴隶、丝绸、农产品、茶叶等的需求以及唐朝集权官僚经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是唐蕃经济关系建立的基础。对于吐蕃来说,唐蕃经济交往是其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唐朝来说,唐蕃经济交往是其获得战马、增强经济多样性的重要条件。唐蕃经济交往史向我们展示了吐蕃与唐朝进行经济交往的必然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吐蕃部族合类性增长和作为中国多民族国家一员地位的形成。     

俗知与真知:庄子的知识论新释

庄子的知识论丰富而复杂。学者多认为,庄子怀疑进而否定世人之俗知,而崇尚真人之真知;真知即体道之知,只有抛弃世人的感性和理性的认知方法及其知识,才能直觉体证本原之大道。因此,世人之俗知与真人之真知完全地对立、割裂开来,且真知及直觉的方式颇有神秘性。俗知分为事实之知与价值之知,庄子质疑进而否定事实之知的真实性、确定性,质疑进而否定价值之知的普遍性、确定性;庄子之真知不是在人世间获得真实性、普遍性的知识,也不是齐之玄知,而是忘知、无知;真人通过忘的工夫彻底地忘却一切知识,心虚静虚无,不识自我,不识天地万物,从而与天地万物混而为一,即回归原初浑沌未分或混而为一的存在形态,即向大道的回归,即体道。真人彻底地消解了自己的主体性,一方面自我养心养神,另一方面万物自生自成自毁。     

道体、物体与心体——对魏王弼心体论思想的再认识

和《庄子》、《淮南子》等许多道家著作一样，王弼玄学也是把人与万物放在同一个层次来看待的。人作为万物的一种，人的心体也是大道化生的结果，它与大道之间也是既相异又同一的。通过道、心差异性的比较，王弼肯定了人的仁义之知，也即良知的合法性。通过道、心同一性的比较，王弼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仁义之知的直觉性、自然性，也即不可预设、不可侵扰性。前人所以把王弼的玄学理论概括为“名教出于自然”，也即名教出于心体的自然而然，可谓正是从这一角度立论的。     

喜忧参半话家园

我的家乡地处粤东凤凰山区西北、紧临韩江边的东(阝留)镇赤岭村。这里的群众居住在大岽顶山的半山腰间,种田要到韩江边的合口洋。家乡的农民历来靠腰背犁耙、肩挑肥料到江进行耕种,或是肩挑柴草水果等到合口洋河边,乘船到陷隍圩出卖,再换回粮食或其它生产资料。解放前,男人成年后多数冒着生命危险到南洋谋生。因此,素有“穷山峻岭路难行,山下女子唔嫁赤岭人“的说法。当时留在乡下三四十岁仍未找到老婆的光棍甚多。由于居高临下,易于隐蔽和防守,赤岭又是共产党人进行革命活动的据点。抗日战争前期,潮汕一些城     

《十日谈》的理论基础和道德原则浅析

<十日谈>以100个故事的形式开近代短篇小说之先河.这100个故事虽然取材于古代世界和现实生活、意大利本土和世界各国,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和道德原则,从而在各个故事中形成一个共同的思想倾向.这个共同的理论基础和道德原则,就是以自然本性为核心的人性理论;以追求现世幸福为棱心的幸福主义原则.我们在研究<十日谈>的过程中,只要抓住了这个理论基础和道德原则,就能抓住解开各个故事之迷的钥匙.     

巫山神女探源

从静态结构看,廪君与盐神故事和楚王与巫山神女故事存在着极大的相似性。我们先看看众所周知的关于清江流域发生的廪君与盐神的故事。《世本·氏姓篇》载: (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飞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不知东西所向七日七夜,使人操青缕以遗盐神,曰:“缨此即相宜,云与汝俱生,宜将去。”盐神受而缨之。廪君即立于阳石     

唐蕃在洱海地区的争夺与越析诏的兴亡

越析诏诏主及主要居住者为磨些人(今纳西族的先民)。磨些部落7世纪中期进入今云南宾川一带,652年后建立越析诏。建诏之后的一段时间中,越析诏能处理好与唐蕃两大力量的关系,在唐蕃争夺洱海地区的复杂多变形势下生存发展。之后,随着吐蕃势力在洱海地区的深入,越析诏与唐王朝关系出现变化,与吐蕃关系则较为密切。失去唐王朝的信任与支持后,越析诏被善于利用唐蕃矛盾并得到唐王朝支持的南诏于8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吞并。     

“河湟”与“陇右”“河陇”“西羌”关系之考辩

今天的"河湟",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地理概念,即今青海与甘肃交界的黄河和湟水交汇地带,但历史上的"河湟",其内涵却相当复杂: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河湟"所代指的地域范围存在着与"陇右""河陇"等地域名词互通的现象,这主要反映了唐人对"河湟"在唐蕃交战中军事战略价值的一种认知;另一方面,"河湟"也常常被用来代指西羌种属(包括羌人、吐蕃、西夏等民族)活动区域,这主要建立在汉晋以来对羌戎、吐蕃主要活动区域地理认知的基础上,强调的是"河湟"所属地域的民族内涵。文章最后还对中华书局在标点《两唐书》和《宋史》中的"河湟"一词时所存在的问题,给予了探讨。     

从存在到“大道”——海德格尔的思路

关于海德格尔前、后期思想的演变以及所谓思想的“转向”问题,一直是“海学”研究者所关注的课题。本文试图对此作些思索。本文认为,前期海德格尔立足于此在分析所作的“有—无”之辨,意在反传统形而上学,本身却仍停留在形而上学中;三、四十年代海氏实施思想“转向”,围绕“真理”(Aletheia)问题所展开的“显—隐”之辨,实含有更为彻底的反“在场的形而上学”立场,并且直接导出后期的“走向语言之途”,即走向“大道””(Ereignis)之“说”(Sage)。从存在到“大道”,就是海德格尔转向非形而上学的思想之路。     

先秦道家“圣人”观探略——以老子、庄子为线索

圣人"在老子哲学中既是不同层次体道者所追求之理想境界,又是大道落实在人世间之体现之一。庄子所言之圣人多是指得道之人在精神层次上对大道的体悟境界,彰显为以"自然"之态,行"无为"之道,以达"逍遥"之境。老子之圣人观开辟了先秦道家极富特色的关于宇宙、治国、人生等方面之诸多理念;庄子则在承继老子圣人观之上,把先秦道家圣人观拓展的更为宏阔、超拔,为人的生存状态开创出一个全新的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