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传统研究——以中国翻译史上三次翻译高潮为例

中国翻译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每次均对当时的社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晚清翻译译作虽多,却因普遍对原文"不忠"而饱受诟病.不少论者借用西方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只看到中国翻译对于西方翻译的"共性"部分,却忽略了对中国翻译活动中"个性"因素的研究.晚清翻译之所以"不忠",有着其历史必然性,翻译传统在其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译者的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都受到翻译传统的影响.     

“齐鲁十二圣”文化元素创新翻译原则探讨

齐鲁文化是中华文化一个最具代表性的符号,＂齐鲁十二圣＂则是齐鲁文化的代表。＂齐鲁十二圣＂文化元素的翻译要符合＂中国文化中心观翻译策略＂和＂和谐翻译策略＂,这对于推广齐鲁文化、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的诗歌翻译观

在郑燕虹＂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的‘同情’诗歌翻译观＂的基础上全面深入地讨论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的诗歌翻译思想。郑文认为＂同情＂是雷氏诗歌翻译观的要旨,但没有指出是什么要素支撑着＂同情＂观,因此对＂同情＂的认识有欠深刻。从＂诗人即译者＂和＂罗马诗译论＂两篇文章的系统观点来看,雷氏的＂同情＂诗歌翻译观是建立在＂灵感＂和＂平等＂这两个要素上的。作者和译者都是靠灵感进行诗歌创作和翻译的,他们之间其实没有主与仆的区别。非但如此,在雷氏看来,创作也是一种翻译,由此作者也成了译者,译出语也化为译入语。随着作者和译出语概念的消解,译者之间和译语之间实现了平等。雷氏的观点改变了传统译学的理论格局,具有创新意义。     

和合翻译观视阈下的科技翻译伦理

在科技翻译活动中,随着译者主体性的地位从＂隐形＂到＂显形＂的发展,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日益受到道德层面上的翻译伦理的制约和指导。多视角、多层次的翻译伦理的出现激发译者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据,以和合学理论为基础,在和合翻译观的视阈下寻找一种＂和谐＂之伦理——和合翻译伦理＂诚＂,从科技翻译的灵活性和模式化的融合、科学性和文学性的融合两方面指导科技翻译活动。     

翻译：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看鲁迅译介革命文学作品的选材与翻译策略

翻译不是单纯的语言活动,而是与其周围各种因素密切相关的一种自然生态活动。翻译适应选择论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径。该理论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和选择＂翻译生态环境＂适应程度的结果。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指导下,鲁迅译介域外革命文学作品的取材及翻译策略的取向适应了当时相应的＂翻译生态环境＂。     

许渊冲诗歌翻译方法论研究

介绍了我国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所倡导的翻译原则＂三美论＂,即＂音美、意美、形美＂。通过对许渊冲几首中国古代诗歌优秀译作的研究,分析了许渊冲在中国古代诗歌翻译过程中对＂三美论＂的具体运用,尤其是如何对＂最重意美,音美次之,最后是形美＂这一要求进行实际执行。提出＂三美论＂是许渊冲先生翻译观的精髓,是其进行诗歌翻译所仰仗的理论基础。＂三美论＂有助于将中国古代诗歌所具有的言简意赅、结构整齐和意境悠远等诸多特点原滋原味地呈现给西方读者。建议广大诗歌翻译爱好者把＂三美论＂作为翻译实践和译作欣赏的重要视角和指导原则。     

清末民初的科技翻译对现代科技翻译的启示

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三次高潮,而其中的科技翻译活动,以其影响之大、成果之多为中国翻译史平添了无数亮点与风景,其间可歌可颂之处,对于现代的科技翻译来讲,仍具有借鉴价值和学习意义。探讨清末民初科技翻译的特点对重视科技翻译及相关学术与实践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赛珍珠翻译风格成因的多元分析

赛珍珠对中国文化无限敬仰,其普天一家的文化观影响着求同存异的文学观和尊崇原语的翻译观的形成。在文学创作中,她具有宽广超前的视野,通过文学活动促进人类心灵的共识。在翻译中,她通过异化策略,保留汉语特点和汉语文化形象,促进东西文化的交流。在文化观、文学观和翻译观的合力作用下,赛珍珠的翻译呈现出通过模拟中国人的心理机制再现汉语表达方式、行文习惯,传达汉语文化习俗和意象的风格特点。     

无处不在的“天主教中心主义”——论《圣经直解》翻译中的文化取向

作为赞助人,耶稣会支配着晚明耶稣会士对《圣经》的翻译,这是《圣经直解》成书的重要背景,也决定了其节译福音书时的文化取向。它对福音书的节译整体上没有＂适应＂中国本土的思想观念,而是极力彰显福音书中体现的天主教的教义,忠实于教会和《圣经》的旨意;其＂直解＂部分也表明天主教文化被视为＂中心文化＂,缺少了对译入语文化的宽容,更没有多元文化共存的理念。     

论耶稣会士早期西学传入策略

明末耶稣会在中国的活动可以分为几个阶段,论文将主要关注耶稣会士1583－1594年间刚进入中国时西学传入策略的探索.首先将传入的内容区分开来,将注意力转回到他们真正的目的,而后具体分析在这10年间耶稣会士在中国所遭遇的困境,并针对这些困境制定的相应策略,当时中国人对这些策略的回应,以及耶稣会士对这些策略的再认识.进而从中分析当时中国士人在接受明末耶稣会士所传入的科学与宗教时的态度,以及他们明显区别对待科学与宗教的原因.     

生产与生存:男女不平等的终极根源及其解决──重读德·波伏瓦的《第二性──女人》

在《第二性——女人》中,波伏瓦详细地分析了男女不平等的现状与原因。但是,男女不平等的终极根源在于女性在物质资料生产中的作用与地位不如男性,女性在个体生存能力上不如男性。而这两个“不如”是在一定历史发展时期、一定的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中,由男女两性本身所具备的能力与潜能所决定的。因此,男女之间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不平等实际上是无法避免的。但既然这两个“不如”是历史形成的,它就不是永恒的。     

信用缺失与权利义务的失衡

权利与义务是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也是信用关系的基本内容。信用虽然表现为对于人们交往活动的基本义务要求,但其实质却是对于权利的承认与尊重,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是信用秩序赖以建立和维持的基础。社会信用缺失的根源在于权利与义务的分裂和背离,因此,重建信用的核心在于为守信者提供利益保障,使背信之人受到应有的制裁,恢复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在信用秩序的重建过程中,制度具有关键的作用。只有道德的价值导向与制度的利益导向的有机结合,社会信用秩序的重建才有希望。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论首要分子与主犯、组织犯之关系

中华法系、苏俄法系、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共同构建了我国当代刑法理论的框架,各种理论的相互融合也造成了我国当代刑法理论一定程度上的混乱。首要分子制度作为中华法系的传统理论,在我国当代刑法理论中的归属问题也有所混乱。首要分子与主犯之间是交叉关系、首要分子与组织犯之间也是交叉关系,而组织犯则存在于一切共同犯罪之中,都属于主犯。     

论中西文学艺术中的善与恶

中西文学艺术中表现善与恶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文学、音乐、绘画艺术作为表现和强化“善”的手段 ,呈现出崇扬美德、表现和谐、追求圆满的特征。而西方文学、音乐、绘画艺术却表现了善恶冲突 ,甚至突出了“恶”来反映现实 ,揭示人性 ,从而表现出暴露阴暗、紧张冲突、综合繁纷的特征     

谭平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谭平山通过参与创建和领导早期广东党、团组织的革命活动,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和中国的国民革命事业作了重要贡献,并始终表现出一种爱国爱民、真诚合作的精神品质,值得缅怀.     

谈钢琴与手风琴演奏方法的异同

钢琴和手风琴(键盘式)都属于键盘乐器,也是高等师范院校的学生应该学习的课程。研究两种乐器在演奏方法上的异同,有利于更好学习和掌握其演奏方法,使之为音乐事业和音乐教育事业服务。本文谈了两种乐器的共性和个性差异,供学者在学习上参考。     

真善美教育及其实施构想

真,确定事物的本质;善,规定事物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方向;美,表达事物存在的方式与状态。人的真、善、美统一于人的生命活动之中,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真善美教育的含义是:做事求真,做人求善,人生求美,其最终目的是帮助人进入真善美的人生境界。     

道教与唐五代仙道艳情词

仙道艳情词指受道教影响的艳情词作。在唐五代文人曲词和敦煌曲词中,有许多曲牌、词牌暗含仙道艳情本事,许多艳情词作通篇或有意象与道教相关,本文就此种文学现象的成因、文化内涵和文学价值作了探讨,以期充分发掘其研究价值。     

国共的窃听与反窃听

信号的加密与破密、窃听与反窃听,是一对孪生兄弟,这对兄弟间的争斗贯穿于20世纪前半叶的所有战争及和平时期的重大事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