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晚清文学的通俗化、大众化道路

梁启超以其"三界革命"文论为中心的文学启蒙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晚清文学形式的嬗变,文学作为启蒙民众的工具必须走通俗化、大众化道路,而晚清小说的繁荣与白话文运动的蓬勃开展,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者理论提倡后的必然选择,这也可视为梁氏文学启蒙思想的又一历史贡献.     

走向“情感”的文化政治——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的“情感教育”论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修正早期的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回归文学的审美属性,将文学的功能定位在"情感教育"上,而这并非标榜唯美的文学立场,其中正体现了深刻的现实关怀。梁启超将文学视作对现代国民进行人格教育的有力手段,从而为"开拓新政治"奠定民众和人才的基础。他发扬孔子开创的"诗教"传统,强调借助文学培养国民"趣味化"的人生观,并将传统文学作为教育现代国民的重要资源,着重指出文学在重构转型期国民的文化认同、铸造民族精神当中所能发挥的特殊价值。梁启超的"情感教育"论与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启蒙主义的文学功能观显出差异,构成对话。     

1900:诗界革命运动之发端

正如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端,以《文学改良刍议》于1917年1月在《新青年》发表,而非以胡适于1916年底在美国撰写该文的时间为界碑一样,晚清诗界革命运动的开端,只能以1900年2月梁启超揭橥诗界革命旗帜的《汗漫录》在《清议报》发表为标志性事件。人们之所以将丙申、丁酉年间的新诗尝试视为诗界革命的发端,甚或将二者混为一谈,主要是受了胡适的误导;近人之所以认定1899年底梁氏在《夏威夷游记》中提出诗界革命口号是这一运动的开端,主要是受了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和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两种文献的影响。     

我国20世纪初西方诗歌翻译对新诗形成的影响

20世纪初，中国新诗形成与当时西方诗歌的翻译分不开。翻译不仅向本土文学注入了异域文学意识形态，同时也引进了新的文学形式，特别是，当一个民族文学处于岌岌可危，遭致信任危机时，翻译文学将替代本土文学而占据中心地位。无论是诗歌改良者黄遵宪、或是诗界革命者梁启超、还是新诗的主张者胡适，都主张向西方文学学习，而学习的第一步就是翻译介绍西方优秀的诗歌作品，且包括冯至、郭沫若在内的新诗的实践者正是在消化吸收西方诗歌艺术的基础上达至自己的艺术成就的。     

论梁启超政治功能小说观

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将小说直接承载政治使命,并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口号,客观上消融了一直以来存在于人们脑海的“小说为小道”的观念痼疾。小说也因此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文学样式。“小说界革命”对小说地位的提升与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及梁启超本人的社会地位是密不可分的。     

对本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变革历史的逻辑整合

对本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变革历史的逻辑整合孔范今在对从梁启超倡导三界“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开始前的一段文学变革历史的许多描述与阐释中，迄今仍存在着许多粗疏甚至模糊不清之处。对这一段历史重作审察并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逻辑整合，对于深化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还...     

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的胡适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伟大而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革命运动.它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五四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震撼了整个社会,在群众中起了广泛的思想解放作用.胡适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风云人物之一,如何评价胡适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关系到如何正确评价五四文学革命的问题.本文就胡适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作些探讨,谈点粗浅的看法. 五四文学革命是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开始的.早在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就曾提倡过白话文运动,而且还出版了不少白话文的报刊和书籍.但是,那时     

“文学革命八事”系因南社而立言

胡适不止一次说过，他的“文学革命八事”是就当时中国文艺状况而言的。此为胡适的由衷之言。所谓“当时中国文艺状况”即指南社的创作倾向。南社“虽衡政好言革命，而文学依然笃古”。胡适的留美同学如梅光迪、胡先、任鸿隽、杨杏佛等都是南社社员和《南社丛刻》的作者（第１１集起）。胡适通过与这些同学的交流，并直接获读《南社丛刻》，熟知南社的创作倾向。已经接受了现代哲学、文学观念训练的胡适，在审视中国文学历史发展轨迹，推断未来历史走向时，居当时文坛要津的南社便成了胡适视野里的一个主要对象。“文学革命八事”不仅是针对南社创作倾向提出来的主张，而且论证这些主张的材料十之八九也出自《南社丛刻》。     

觉世与救心:梁启超清末戏曲改良及其“过渡”性质

清代末年所处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既是中国由传统的封建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也是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发生重大转型的历史转折期,而梁启超无疑是这一历史时段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作为中国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梁启超参与、主导了近代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在戏曲创作领域,梁启超对清末戏曲的改良工作也有独特的贡献。尽管从创作水准上讲,梁启超清末戏曲改良并无过高的文学成就,但是,作为近代中国新旧两个世界转型的时代产物,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清末戏曲改良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其标举的觉世、救心的戏曲宗旨代表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强音,它的新旧交织、中西杂糅的过渡性质,也为中国戏曲(戏剧)的近现代转型铺平了道路。     

胡适双线文学史观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应用

胡适在研究中国文学史时提出了"双线文学"这一学术命题,这在五四期间直接催生了他的白话文学主张,对建设新文学起到了积极的功用。双线文学史观给了胡适等人以语体革新的启迪,帮助他们找到了建设新文学的最佳实施路径,同时又深化了他们对前人进步创作思想的认识,使他们树立了正确的文学价值观,他们还由此认清了文学的进化规律,从而更加坚定了建设新文学的信念,五四新文学也因此而沟通了与中国文学千年健康血脉的承继关系。     

革命的姿态——对周扬上海时期(193l-l937)文艺思想的解读

周扬在中国现当代文论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他上海时期(1931—1937)的文艺思想又为他的整个文艺观念奠定了基调。30年代,他认可了文艺与革命的紧密联系,并对两者关系中的方方面面有过细致的考查;他紧跟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大潮;在这个时期,他表现出非常“革命”的姿态。     

胡适治词的目的、方法与贡献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的词学研究与传统的词学研究有着根本的不同。他的词学研究,原不是为了词学的“中兴”,而是为了适应当时“文学革命”的需要,为白话文学提供“历史材料的证明”。但是他的研究本身,由于使用了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给千年词学带来了新的局面,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扩大了词的社会影响,客观上导致了词学的“中兴”。胡适对词史的分期,对词人词作的评价,与他所持的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和白话文学的标准是相统一的。评价胡适的词学研究,应该着眼于他的整个理论体系。     

论辜鸿铭的文学观念

辜鸿铭最看重文学中的道德内涵，他有关文学的一些精辟之论常常为道德本体的文学观所遮蔽、冲淡，甚至改造。辜鸿铭发出“惟诗贵有理趣，而忌作理语耳”的议论；提出适合于各民族文学研究者对于异族文学进行高层次研究的文学“整体研究观”；极力捍卫中国传统文学及文言文的地位。但是，他的道德人文观念已经渗透到他所涉及的各个话题中，其文学批评已经很难回归到文学轨道。从辜鸿铭对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所展示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背景而言，他是一个当然的文学家：但从文学观念方面说，他更多地体现出一个道德家和社会工作者的本色。     

论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对应用文的“革命”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文学”,是采用了“广义文学”的概念,既包括文学之文,也包括应用之文。他谈到的文学“革命”,同样是既包括文学之文的“革命”,也包括应用之文的“革命”。他高张文学革命的大旗,不仅为中国文学开辟了一个新局面,而且首开现代应用文写作研究的先声。他在《文学革命论》中猛烈地抨击封建应用文,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应用文的“革命”来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很有必要重温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继承和发扬五四时期应用文“革命”的精神。     

梁启超:重新勘定中国文学的现代认同——兼及其对于新文学家文化人格的构建

在早期致力于政治改良的宣传时代,梁启超积极借镜日本和欧洲近现代的文学经验,这对其启蒙主义文学观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他强调借助欧洲文学革新中国文学,其文化认同明显向前者倾斜。欧洲之行中梁启超认识到作为国人现代想象的主要参照的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盲目推崇科学理性的偏颇,而将强调理性与情感均衡发展的文艺复兴作为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样板。与此同时,他回归"诗言志"的诗学传统,对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给予高度肯定,并将中国古代诗人的崇高情怀和抒情精神作为新文学家文化人格建构的典范。这显示出不同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主流话语的独特性。     

“为起义的奴隶搬运军火”——鲁迅文学翻译思想演变的文化解读之一

鲁迅的文学翻译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1903～1908年）晚清时期的意译倾向、（1909～1929年）“五四，，时期的“直译”思想以及30年代（准确地说。应该是1929～1936年）的“硬译”观。研究发现，这种文学翻译思想的演变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为每一次演变都是有其深刻的文化成因。改造社会和“为人生”、新文化运动、社会革命和发展现代汉语的需要分别为每一演变提供了动力和缘由。伴随着其文学翻译思想的演变·鲁迅也完成了从“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转变。     

陈梦林文学与方志学理论的相互融通研究

陈梦林一身二任,史学家的严谨与文学家的情思,使其方志编纂与文学创作相互融通,互相影响。一方面,文学思想烙上方志学的印迹。主张文学教化论,强调文学家的史学趣味,酷爱用典,融学术考证于山水观照,呈现出重征求实的方志学考辩色彩。另一方面,方志编纂带有更多的文学色彩。重视收录地方文学文献,以独特的文学敏感性捕捉历史文献材料中文学的特殊魅力,编排模式与写作方式均体现出自觉的文学意识,为台湾方志修纂树立典范,泽被深远。      

再评何国瑞先生文学批评中的观念与方法

何国瑞先生的文学批评 ,要求文学作品符合他固定的观念 ,表现出教条化的特点 ;他的批评实践表明他更看重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抽象本质 ,是一种“近乎”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文学观 ,难免落入“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老套     

张闻天革命文艺思想研究——以中共创建为起点

张闻天在中共创建前后创造了大量的革命文艺作品,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革命的对象及如何建党等都进行了开创性的理论耕耘.他的思想经过工业救国、精神力量救国的转变,最终走上政治民主革命.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系统的革命文艺思想,尤其是对文艺和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欧阳修之辩证文论观

欧阳修,文学创作成就斐然,诗、词、文章皆具极高造诣;他全面而辩证的思维,集成了前人文论的精华,加以改善,建立了自身完整成熟的文学理论批评,大致分为三个层次:重道亦重文,其道纯实充于内,又外而生发出辉光之文;辩证文道观指导下,合理看待古文与时文;文学创作上对文学理论主张的切实践行,引导着当时文风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