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权保障原则在公法中的地位

该文在对人权保障原则的内涵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其在公法基本原则体系中的地位,即核心原则、目的性原则、原生性原则。进而将人权保障原则置于具体的部门公法中进行研究,论述了该原则在公法中的功能定位,即赋权功能、限权功能和保权功能。     

行政诉讼中的人权保障问题及其解决对策

行政诉讼本身体现着对行政相对人的人权保护,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步的表现。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颁布多年后,行政诉讼中仍然存在着阻却人权保障的观念、制度、司法实践等诸多因素,本文分析了这些因素并提供了排除这些阻却因素的相应对策。     

论行政强制对人权保障的制度性回应

从终极意义上说,人是目的而非手段,故人权保障亦因之而成为当今各国法律制度的终极价值。固然行政强制基于维护特定社会秩序需要而具有了追求行政效率的倾向,但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行政强制也不得无视人权保障的要求,相反应当积极做出制度性回应。在配置行政强制设定权时,应当原则上将其控制在中央一级且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为主;在行政强制实施过程中,行政主体应当在行政强制的启动程序和具体实施手段上尽量体现以人为本;在对行政强制的救济上,应当基于人权保障需要而赋予行政相对人概括的诉讼权利。     

论我国人权的司法保障

人权的司法保障是人权保障体系的核心,它是公民法律权利最终实现的关键.我国的司法原则、司法要求、具体的司法制度以及司法实践都从不同层面证实了我国人权司法保障的现实性、可靠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加快,我国人权的司法保障必将日臻科学、完美.     

论宪法人权条款的法制保障

宪法人权从法定权利转变为实有权利需要健全和加强人权条款的法制保障。我国应在立法层面上对人权条款加以具体化,理顺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扩大司法救济的权利范围,扩大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审查范围等;在司法层面上加快司法改革的步伐,特别在刑事诉讼中加强人权保护;加快制度创新,建立违宪性审查制度、宪法诉讼制度、构建我国人权法制保障的完整体系。     

突发事件应对法人权保障评析

突发事件非正常状态下存在紧急权力与紧急失权的冲突，合理平衡二者的利益边界是立法的关键。突发事件中对人权的限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人权保障是立法的逻辑前提和终极目标。突发事件应对中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既有适用人权保障的一般原则，又有特殊性原则。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仅确立了人权保障的一般原则性，如人权理念、比例原则、法治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缺乏最低标准原则、宪法保留原则、权利救济原则、不歧视原则，应当予以立法创新并完善。     

论刑法中的人权保障

我国刑法规定了罪刑法定等定罪量刑原则以及犯罪与刑罚的一系列条款,较好地体现了对人权的保障。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与不足。例如,刑法宪法化的程度还不够完善,人权保障在刑法中的地位还不够突出,老百姓对刑法的认知还不够准确,死刑条款较多,等。在人权入宪的新形势下,为了强化我国刑法的人权保障,应当运用宪法保证刑法的实施,对刑法的理解应当进一步地升华,逐步减少死刑罪名,建立一套和现代法治精神相符合的保安处分制度等。     

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人权保障

以城市化、人权保障、和谐社会三者内在的关联为理论基础,通过分析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现实难题,从宪政制度的建构、违宪的监督和审查、宪政的社会监督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制度层面的建构,以期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逐步实现和谐社会的宏伟计划。     

论民事强制执行中的人权保障

对基本人权的保障是司法制度发展的必然要求,民事强制执行制度亦无例外。我国强制执行法律体现了人权保障理念,但仍显不足,强制执行法的发展,应从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案外人等各利益主体的基本权利保障角度出发,完善立法,改进执行措施,在对执行当事人和案外人基本人权保障的前提下,实现生效裁判的合法、及时执行。     

人权的“敏感”与“不敏感”——对我国人权教育的思考

因承办人权课程开发会议,我们打算与有关实务部门就人权与司法保障问题做点交流和探讨,确定了“刑事司法与人权保障”的主题,经与对方沟通,反馈回来的信息是这个题目太“敏感”,怕“惹事”,建议适当调整。议题调整的本身倒并不令人感到为难并很快调整为“刑事司法与公民权利保障”,虽然会议内容与原计划一样,会议开得也很成功,     

论我国行政法治中的人权保护问题

人权是一个人作为人所享有或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它是一种道德观念上的权利。要把它变成现实,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礼法政治传统的国家里更需法律制度的推动。作为“制约权力”、“保障权利”且有“动态宪法”之称的行政法在保护人权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改革开放20多年来,人权保障在我国的行政立法、行政执法以及行政权利救济等方面不断得以体现和落实,但还存在着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尚待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法治中的人权保护机制。     

论行政诉讼中的司法权威

我国《行政诉讼法》自1989年实施以来,在维护法治建设、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由于传统法律文化意识、司法体制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造成行政诉讼在民众心目中未树立其司法权威,因此有必要从法律文化意识、司法独立、提高法官素质等方面对行政诉讼制度进行改革,以树立行政诉讼的司法权威。     

论我国司法审查范围过窄与人权保护不力

司法审查的范围是一个直接关系到人权的问题。司法审查范围的大小直接关系到行政相对人权利受保护的程度。目前 ,从司法审查的范围看 ,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为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较为广泛的保护 ,但与法治国家和民主政治的要求 ,与行政相对人日益增长的权利保护要求相比 ,还有不小的差距 ,亟待完善和发展。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宏观考察

原告资格是行政诉讼的重点和难点。本文从宏观角度分析原告资格与民事诉讼的关系、与行政诉讼其他制度关系以及司法权的特征,得出确定我国原告资格的四个原则。     

行政诉讼目的新论

对行政诉讼目的进行学理上的深入分析,从实然的层面具体评判把握我国行政诉讼目的现实状况,可以发现,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实际上主要是以"监督权力"为其目的导向的,而现行的原告资格限制制度妨碍了"监督权力"目的导向的实现.我国行政诉讼目的的改造方向是把"保护权利"确定为最为根本的目的要求.     

论行政法权利及其保障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不同的部门法领域所享有的权利必然具有相应的部门法特色。行政法权利是由行政法所规定或确认的,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由私人主体所享有的、与行政主体的权利义务相对应的各种权利。私方主体所享有的行政法权利具有不同于私法权利的部门法特征———其享有来源于行政法的规定;可以放弃,但不可自由让渡;其实现具有不确定性和不能自力实现性;要求特殊的法律保护。行政法权利不同于私法权利,也不同于行政权力,其实现需要特殊的立法、行政执法和司法救济的保障。     

论公物在中国人权保障中的作用

公物是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上的一个重要概念,其范围正在逐步变化与扩张之中。公有的公物与私有的公物都是保障公民人权的重要物质基础。离开了它,不仅公民的平等权难以实现,公民的其他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实现也将面临困难。这对于弱势人群来说尤其如此。我国目前在公物领域的立法采取的是分散立法模式,且有关公物的一般规则并没有在现有立法中得到体现,以致在设置、管理与利用公物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削弱了公物在人权保障方面的作用,因此尽快制定《公物管理基本法》就显得非常必要。     

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界说——以公民权之司法保护为基点

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由于受损的是公共利益,因而在诉讼中由谁来提起诉讼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而言,考虑到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价值取向和司法实践,在公民权之司法保护的语境下,结合域外行政公益诉讼的发展趋势．应赋予我国公民个人、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以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WTO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造

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离WTO司法审查原则的要求尚有相当的距离。从行政诉讼的目的之一即人权保障着眼,行政诉讼需提供具有完整性和实效性的权利救济制度;从行政诉讼的手段即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出发,其转变关键在于正确理解“合法性”的丰富蕴涵。WTO规则在国内的实施,迫使我们建立完备的司法审查制度,主要是建立两种可行的审查机制:一是推行行政诉讼体制改革,确立对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机制;二是建立违宪审查机制,负责审查违宪或违法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