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绍虞先生已作纠正

编辑同志: 贵刊一九七九年第三期“补白”《郭老首次发表的新诗》里引郭沫若同志的话说: “那时的《学灯》编辑是郭绍虞,我本不认识,但我的诗寄去不久便发表了出来。第一次看见了自己的作品印成铅字,真是有说不出的高兴。”按,这里所提及的“那时的《学灯》编辑是郭绍虞”,巳由绍虞先生本人在一九七九年五月出版的《战地》增刊     

回忆张维华先生

回忆张维华先生赵捷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这本来是东汉蔡邕作的一首《饮马长城窟行》的古诗，描写的是汉代男子征戍边疆，其妇人思念丈夫，悲其饮马长城窟的劳作之苦。但每当我读到这首诗时，就想起了教过我秦汉史课的张维华先生，他曾经...     

忆陈寅恪先生

<正> 陈寅恪先生是当代中国历史学大师,虽然他已经逝世十几年(1969年逝世),但在人们中的记忆犹新。我和陈先生只有一面之识,那是在1944年的暑假中,当我从外地来到成都,住在华西坝,和当时任教于燕京大学的陈寅恪先生、任教于华西大学的钱宾四先生都是比邻而居,我和钱先生几乎每天见面,总是在晚饭后,我去看他,他就和我在华西坝的一个广场上散步谈天,同时我也曾经去看望陈先生。我和陈先生本不相识,看他,一方面表示我的仰慕之情,一方面打算向他请教有关隋唐史中的若干问题,因为当时我正教这门     

美学家蒋孔阳先生的治学之道

美学家蒋孔阳先生的治学之道李衍柱１９７８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蒋孔阳先生。从此，蒋先生成了我的良师益友。他每有专著问世，总是要惠赠给我一本，我写的几本书稿，他都给以热情地支持和鼓励，并在百忙中或者病后刚愈，就给我的书稿写序，写书评。我们曾一起爬泰...     

遥忆岱年先生

张岱年先生,是我心中永远的师长。上一次见到岱年先生是1997年夏,我从美国回国探亲。那时先生已经88岁了,但还像我十多年前第一次见到他时那样:头脑非常清楚,胃口也很好,一边大口地吃着红烧牛肉和炒海参,一边还说很香、很香,只是听力差多了。他开玩笑说,现在得对我大声疾呼了。     

悼念公木先生

近日读报，才惊悉公木先生以88岁高龄，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在震痛之余，也不免有些物伤其类，推人及己的感触与伤痛，因为我比他只小了4岁，也是个行将就木的老东西或老人了。世界有些事情真像日本人所说的“不思议”，即“不可思议”。我与公木先生也算是个多少有些来往的同行朋友。大约是80年代中期，我一次应邀进京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持的“八五”科研项目评审会议。到京后，被安排在国谊宾馆居住，我人室不久，又住进一位比我年事稍长，头发花白但身体健好的陌生人，彼此相见，我们互相自我介绍。他说他叫张松如，惯用“公木”…     

于右任先生教育活动述评

于右任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成就卓著的社会活动家。他终生以国家大事为重，以“天下为公”为座右铭，生活俭朴，不置私产，高风亮节，为世人敬仰；他从青年时代即献身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反清革命大业，直至晚年还时刻关怀和期盼着祖国的统一，写下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这...     

怀念李慎之先生

请李慎之先生为《哈维尔文集》写序是徐友渔的主意。那是1998年的夏天。我拿着友渔给的电话号码先和李先生通话,先生在电话那头声音洪亮,中气很足,我一时有些吃惊,不能把他和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联系起来。等到了中国社科院的办公室里与李先生见面,才看出先生实际上比较瘦弱,脸上有明显的老人斑,甚至有点忧郁的气质。我带去了手头几乎所有关于哈维尔的材料,很多仍然是不完善的译本,比较凌乱,一股脑儿地堆放在面前的茶几上。他谈起自己和东欧国家的接触以及1956年匈牙利事变时,他每天给中南海准备一份简报,那是用特大号字体排版的。他还问我:…     

遥忆岱年先生

张岱年先生,是我心中永远的师长. 上一次见到岱年先生是1997年夏,我从美国回国探亲.那时先生已经88岁了,但还像我十多年前第一次见到他时那样:头脑非常清楚,胃口也很好,一边大口地吃着红烧牛肉和炒海参,一边还说很香、很香,只是听力差多了.他开玩笑说,现在得对我大声疾呼了.     

怀念朱开霖先生

六年来,我常常在梦境中见到朱开霖先生。 我与朱先生相识于一九九二年,其时他六十三岁,我九岁。 朱开霖先生是安徽和县卜集乡人,此乡靠近渔郎湖,民风淳朴,历来重视读书。朱先生家就在清末进士张栗庵故居西侧,他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尤爱写字。初学欧阳询、颜真卿,习《醴泉铭》、《家庙碑》,聪慧过人,从青年时期便崭露头角,是地方上的秀士。     

冯友兰先生谈科学与民主

冯友兰先生谈科学与民主一代哲学宗师冯友兰先生已去逝三年了。过去我对他的学术思想了解甚少。近日，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的《东方文化》创刊号，在头条位置发表了他的一篇遗文，题为《纪念新文化运动》，简短、明晰而新意迭出。现摘其要者如下：科学的精神就是信...     

费孝通先生的富民主张及其理论探索

值费孝通先生诞生100周年之际,再次读他的一些著作,使我回想起当年跟随他进行农村调查的情景与对我的教诲,特别是他的睿智、责任感与治学精神.那么,费孝通先生从事社会学研究最重要的理论主张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富民.他最大量的社会调查研究活动与内容其实就是关于农民如何富裕起来的探讨.     

贺麟先生的新儒家思想

贺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在他领导的哲学编译会工作过，在北大又共事多年。过去我对贺先生的思想缺乏同情的了解。近二十年来我的思想逐渐解放，近来读了一些贺先生的著作及有关材料，结合对他的一些回忆印象，谈点粗浅的看法，请批评指教。贺先生被归入老一代新儒家之列。其中梁漱溟、熊十力等先生也重视向西方和印度哲学学习，但当时西方哲学的译本很少，所以他们的了解和吸收往往囿于某些流派。贺先生是比较年轻的，他在美国和德国留学时专门研究西方古典哲学尤其是德国的哲学，对西方哲学和文化有全面深入的理解。中国最早派往西方留学生，…     

夏鼐先生与中国考古学

我第一次见到夏鼐先生是在1957年日本考古学代表团访华的时候。当时,他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副所长。看上去大约有四十岁左右的样子,很年轻。他和另一位副所长尹达先生共同协助郑振铎所长,接待了我们代表团的十名团员。他是中国方面负责处理一切招待事项的负责人,并且他能够说英语,这在中国考古学家中是难得的,因而从始至终我们都仰赖他来帮忙。     

我眼中的赵俪生先生

2005年12月11日,山东大学王学典先生等来访,为撰写赵俪生先生传记搜集素材,我谈了下面两点看法,大致意思如下: 如果要对赵俪生先生做一个总体评价,我认为他是"四有"之人:有理想、有个性、有才华、有建树.     

驻留心底的记忆——我与郭守田先生晚年的交往

老实说，我对业师郭守田先生的了解是极为有限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年龄差距太大。对我们这代人而言，他是祖父辈的师长。因此。在读研究生的三年间，面对他大智若愚的隐士般的风貌，我十分拘谨，除了请益感兴趣的学术问题外，其他个人话题绝不敢主动涉及，以免思虑不周，有所冒犯。     

正明先生楚文化研究二三事

结识正明先生,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其时他刚到省社科院不久,大约在一次密加凡院长主持的省社联会议上,我初睹正明先生风采,交谈间颇相契合,他的崇论宏议,昭显出过人的才识,给我留下颇为深切的印象.此后便收到他的契丹史专著,拜阅一过,不胜钦佩.以下数年,陆续读到他的楚史论文,从中得见研讨楚文化的博大气象.恰在此间,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中国文化史丛书,主持者复旦大学朱维铮先生约我撰写"楚文化史",我在研习中国文化史过程中一直关注楚文化,却并未进入此一专域,便向朱先生推荐张正明先生,他们很快联系上.正明先生厚积薄发,相当迅速地拿出书稿,这便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得到学界好评的《楚文化史》.以我的行外之见,这本书可以称之新时期楚史及楚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     

闻一多先生与《楚辞》

闻一多先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革命知识分子,他生长在祖国和人民灾难深重的年月里,在旧新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下,他顽强地以威武不能屈的反抗精神,生活战斗下去。他经历了“上下而求索”的过程,终于走上了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为革命而献出自己的宝贵的生命。他是知识分子的楷模,先生一片丹心照汗青,这是我很     

忆鲍鼎先生

1943年初秋,我通过笔试被中央大学录取,最后一关是口试.届期先到工学院,院长陈章先生接谈.当他知道我的第一志愿是建筑系时,问我绘画画得如何.我说:我喜欢画,但我们在中小学时期受到的绘画训练是不足的.     

对于研究者的研究──余三定先生著《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序

该书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原拟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叶朗教授作序．但因叶朗教授出国讲学，余三定先生临时把书稿寄给了我，时间紧迫，已不容我推辞，只好勉为其难，承担起这个我原本没有能力承担的工作．我认识余三定先生已有好几年了，并且知道他一直坚持着这样一个繁难的工作，即研究着当前学术研究者的研究工作．对他的工作，我是很重视的，也是很感佩服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同时也是一个非常繁难的工作，像余三定先生这样在这块处女地上辛勤耕耘的人还是不多见的．中国的学术文化同整个中国的文化一样，是有着悠久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