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山匠工“五法”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梅山地区传统技法即匠工"五法"有着深刻的内涵和深远的哲学意义,蕴含着"怎样做人,做什么样的人"的深刻哲理,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梅山农村劳动民俗管见

受古梅山“旧不与中国通”和梅山先民世代生活在相对自治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梅山地区广大农村几千年来形成了比较独特的劳动民俗,表现在农事民俗,饲养民俗,匠工民俗,狩猎民俗和其他劳动民俗等方面。     

破解千古"桃花源"之谜——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即湖南的古梅山峒区

<桃花源记>并非纯虚构之作,它是以湖南古梅山峒及其傩坛"桃源洞"为原型,由陶渊明曾祖父陶侃任武冈令时的见闻及结合当时的一些笔记小说素材,所创作的一篇寄托了陶渊明对东晋黑暗社会现实不满的文学作品.<桃花源记>所描写的"桃花源"并非指一个具体的自然村落,而是指整个古梅山峒区.     

"到"的语法化

考察"到"的三种语法化现象:(1)"到"由行为动词演变为"周全"义的形容词,(2)"到"由行为动词演变为介词"往";(3)"到"由行为动词演变为结果补语,并尝试探讨其语法化的特定语境及虚化机制.     

周作人的"附逆"与"现代性"伦理的困境

周作人"附逆"看似意外,实则有它的前因后果.相对于某种平面化的政治道德评判,需要深入考察的是周作人所代表的这一脉新文化与他的人生选择之间的关联.周作人的新道德主张主要表现为伦理的自然化和道义的事功化,这些都是需要纳入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的问题.     

"再说"的词汇化及相关问题

词汇化、语法化在共时和历时两个层面上都是一个连续、动态的发展序列.在这个序列中,涉及到词汇化的内部层次和语法化的先后进程.针对"再说"及一组相关形式(包括语法词、固化短语、照应模式等)的调查说明:"再说"经历了词汇化、语法化交叠发生,词化后继续语法化的发展历程;成为词汇词是"再说"词汇化的终点,但并不是它语法化的终点.     

"及其"中"其"的化石化过程

"及其"中的"其"原本主要回指前面的语法单位,起到连贯前后并列项,使后一并列项从形式上由无定到有定,由泛指(generic)到专指(specific)的作用.但是,一定的语境,使得"其"的回指变得可有可无,或因汉语的省略定势与节律阻止回指说,直至不能说有.由有回指到可有可无,到不好说有,到没有回指的过程,就是"其"的化石化(fossilization)过程.     

工匠义常用词的演变——以走马楼吴简“师佐”类词语为中心

工匠义常用词是汉语史上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的一类词,其核心词＂人＂、＂工＂、＂匠＂、＂师＂及其作为词根不同时期构成新词的数量和能力,反映出书面语中,上古用＂人＂,中古用＂工＂,近代用＂匠＂;口语中,上古以＂人＂为主,中古早期以＂师＂为主,中古后期＂师＂、＂匠＂共用,近代＂匠＂脱颖而出。从上古到中古、从中古到近代,其间当有新旧质素共存竞争的过渡时期,两汉两宋承担了这一任务。     

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十七大报告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是理念的又一次提升.相对于前者,后者的内涵复杂得多,含义更深刻,内容更丰富.它强调经济系统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是一个量变和质变相统一的概念.它更好地体现了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意义十分重大.     

教师中的“上海工匠”

上海自2016年起每年选树100名左右各行各业的“上海工匠”,教育系统亦有多位教师上榜。在我国第39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这里,集中展示了本刊理事会单位5位获得“上海工匠”荣誉称号的教师,让我们一起来领略他们的匠心风采与人格魅力--姓名:陈珺学校:上海市信息管理学校获评年份:2018年培养“未来名匠”2018年,陈珺成为上海首位来自教育系统的“上海工匠”,她最大的心愿是培养更多“未来名匠”。为此,任教以来,从烹饪概况到切配操作,从原料加工到营养卫生,陈珺一直承担烹饪专业的一线课程教学;其间,她还不断学习,考取中式面点高级技师、西式面点高级技师、营养师二级等,并获得诸多荣誉。     

梅山傩戏《和梅山》

“渔猎”是古梅山人的主要生活方式,每当狩猎时都要敬梅山神,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渐衍变成一种戏剧形态《和梅山》,梅山人认为《和梅山》可以敬神祈财,禳解治病,解厄消灾,保地方平安清泰。《和梅山》的搬演形式有请神、祭神、领兵与差兵,搬演内容随地域与群体生存方式的不同而变化。《和梅山》“祭”中有“戏”,“戏”中有“祭”,是原始戏剧形态的反映,它集多种艺术于一身具备广泛群众基础,它主张神人平等,突破了佛道教派神为至上的桎梏,同时使用方言土语,通俗易懂,易于接受。     

《庄子·外物》"两陷"解读

《庄子·外物》中的重要概念"两陷",并非指"陷入利害两端",而是指陷入是非善恶两端的价值偏执,从而造成选择上的困境.庄子试图消解善恶是非观念的偏执,"不谴是非",摆脱人们所面临的道德困境.这虽然满足了一批隐逸之士的精神需要,但就社会整体而言,和谐的社会秩序必须以良好的道德关系为基础,只有重树道德主体的自觉意识和价值信念,才能真正解决"两陷"问题.     

伦理优先的儒家社会秩序设计--从孟子的"窃负而逃"之假说谈起

本文从分析孟子的“窃负而逃”的主张入手 ,阐述了儒家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和家庭人伦秩序之上的社会政治伦理秩序设计 ,指出儒家对这一秩序的维护是 ,对每一个具体的道德主体赋予判断“真礼”与“非礼之礼”、“真义”与“非义之义”的职责和权力 ,判断的依据是能否保证家国一体的伦理秩序设计的稳定。儒家的这一伦理秩序设计导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可能产生规则至上、规则统治的法治主张     

论宋代文化中的"眉山现象"

宋代文化发达,而西南小州眉山又是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我们称之为"眉山现象".这与唐五代及宋"靖康之难"后的移民运动密切相关.据研究,眉山是当时接受移民最多的地区,大量的北方"衣冠之族"带来了黄河流域的先进文化,它与巴蜀本土文化相融合,由家族文化发展为文化家族,通过教育与科举,部分人成为各个领域的精英.所谓"眉山现象",是南北文化融合的硕果.     

直感判断力:理解儒学的心之能力

牟宗三以康德实践理性解说儒学是一错误思路。"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表明孟子以共通感论述理义来源,"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两用"悦"字,证明应当以直感判断力解说孟子。分析朱子、阳明的一些言论证明以直感判断力解说儒学则若合符节;并引述康德关于判断力的相关学说、伽达默尔对康德的批评支持上述论点;从而主张,中国道德哲学宜以直感判断力来解释。     

道德判断与伦理学的非形而上学化

20世纪伦理学起始于摩尔直觉主义对自然主义的批判。自然主义坚持道德判断可以还原为事实判断,直觉主义则声称"善"不可定义。情感主义反过来把道德判断看作主要是一种情感判断,力图从价值方面而不是经验方面来理解道德判断的性质问题。非认知主义进一步发展了情感主义的命令性语句样武,并由此揭示出造成传统伦理学谬误的根源。     

"法治"与"德治":当代理性精神的现实统一

"依法治国"旨在建立法治化社会;"以德治国"则是使这个有法度的社会符合人性."法治"和"德治"并举的治国方略体现了人类理性精神的现实统一,它源于人类自身的理性发展史所提供的启示,也源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非技术介入”与“定势排除”原则在“商标近似”判定中的适用

“商标近似”的判定既是一个法律问题，也包含并符合了作为一个知识产权争议所需求的司法鉴定的形式和内涵；其既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也是一个含有技术边缘性、法律边缘性的“非技术介入”的属性问题。因此，必然要求我们探讨司法判定中的法律适用的主体与“双重客体”的对话途径。并从“商标近似”判定的视觉和心理特性（“定势排除”）及判定标准所蕴涵的主观性方面寻求判定近似的方法及路径所具有的符合其客观性要求的内在模式。     

试论儒家"力行"德育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在修身过程中重视“力行”是我国儒家修身理论的一个重要传统。孔子是最早明确提出“力行”的修身方法的。他认为道德修养不仅要获得道德知识,提高自己的道德是非辨别能力,更重要的是要化为行动。身体力行。儒家“力行”德育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于我们今天人格的完善有重要启示。对于现代人摆脱日常生活的沉沦之苦,解决人生意义迷失,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