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及《补编》登科人补正

台湾学者昌彼得等编撰的《宋人传记资料索引》，自七十年代出版以来，几已成为宋史研究者案头工具书，所收罗的宋人达二万二千人，这对了解宋人和研究宋代历史提供了极大方便。但限于搜罗资料范围，其所漏收的宋人尚多，自不在言；而所撰小传，也出现不少差错或遗漏。为此，四川大学古籍所李国玲又编撰了《宋人传记资料索引补编》，增补宋人达一万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索引》之不足。然诚如《补编序》作者曾枣庄所说：“无错不成书”。《补编》大都以方志为取资之源，其间错漏不少。本文作者在运用上二种工具书过程中，陆续作了订误补正。限于文章篇幅，兹先选录出其中一部分以供学界参考。     

宋人对李杜集的搜编及对其人的尊崇——以宋代唐集序跋为研究对象

宋代,李白、杜甫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宋人开始对他们的诗文集进行广泛的搜辑、整理和编缀,表现出了对他们的高度尊崇.宋代唐集序跋,向我们提供了丰富可靠的文献资料,对研究李、杜集在宋代的搜集补缀及宋人对李、杜的尊崇有着重要的价值.     

屈原《九歌》的"神灵"之美

《九歌》是《楚辞》的重要作品之一,在《九歌》中,屈原借“神灵”来抒发自己对美的热爱与追求。《九歌》中的“神灵”形象各异,妍媸不同,性情不一,屈原通过对“神灵”的歌唱,使原始宗教中的“神灵”深化为心灵的存在———美的存在。他以“美”的眼光来打量“神灵”,通过对众“神灵”之美的不同表现,来表达出美的完美和最高体现在于“满内而外扬”,内美与外美的双重融汇。     

论《夷坚志》的叙事结构形式

《夷坚志》是体现小说文体叙事性特征的重要文本,但以往学者多囿于成见而对其忽视和否定。对叙事性特征和结构形式的着眼,是探讨《夷坚志》等笔记小说丰富内涵及独特价值的有效方式,而且对叙事学进一步“中国化”,以及开拓笔记小说研究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宋人诗集中的诗僧与僧诗

在宋人所编选的宋代诗集中,从《九僧集》到《江湖风月集》,诗僧群体的作品占据了其中的重要地位。北宋陈充编选的《九僧诗》,展现了诗僧交往群体之广以及其与中上层士大夫群体的交往之密切,并且这种诗僧群体与文人群体间密切的交往关系也是《九僧诗》得以形成的原因之一。而随着从北宋向南宋的过渡,诗僧群体交往的主体也演变为中下层文人群体。就宋代而言,禅宗对诗学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体现在晚唐体的出现与发展上,另一方面体现在诗僧诗集的编选与出版上。此外,宋代的诗僧诗集还反映了中日两国僧人的交流与诗集的保存。     

从小说到文史——宋代书目中诗话的归属与位置变迁

诗话类著作产生于宋代,在袁本《郡斋读书志》中,诗话被著录于小说类中间,显示出其"话"的小说特点,至姚应绩重编衢本《郡斋读书志》将其移置小说类之末,说明编者已注意到诗话著作与小说的区别。郑樵《通志·艺文略》最早将诗话移置文史类,确立了其文学评论的属性,尤袤《遂初堂书目》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同。《宋史·艺文志》则将诗话类著作分置小说类与文史类,引起后人对于诗话多种属性的讨论。查其实际,是《宋史·艺文志》因于《中兴国史艺文志》,后者采用了两种著录标准,揭示出诗话与小说的驳杂联系,也表现出宋人对于诗话属性的探讨与质疑。     

论姜夔《续书谱》的书法美学批评思想

姜夔的《续书谱》从道德批评转为美学批评,薄唐人法度而尚魏晋之风,并形成一系列与之相辅的切实简明、深契事理而又灵动辩证的理论,在宋代书论史上承上启下,真正树立起"宋人尚意"的里程碑。     

早期的《红楼梦》书稿中应没有宁国府

红学研究的一个热门方法,是以“作者家世”诠释作品。这种方法,从“道人亲眼见石上大书一篇故事,则系石头所记之往来” (甲戌本:《凡例》),推演出“石头记‘石头’”,即“通灵玉记贾宝玉”、即“作者写《石头记》”,亦即“曹雪芹著《红楼梦》”。这种方法的运用者,尽管所论细节有时不同,但把江宁织造《曹氏族谱》作为《红楼梦》的发祥之地,则一;将悼红曹与织造曹联宗,以艺术形象印证世间实人,则一。如此一来,曹雪芹著《红楼梦》,就被说成了传写自己的显赫祖先。作品中的贾法、     

宋代家法传播方式探析

宋人非常重视家法的制定与传播。宋代家法除了以专著、家书、诗歌韵文等书面方式传播外，还以口头训诫及石刻、碑文、题壁等方式传播。宋代家法的传播，是宋人维护家庭与社会秩序的有效途径，为国家礼法向民间渗透提供了重要渠道。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说话”家数考论——兼谈宋人“说话”分类问题

歧见的来由宋人“说话”不只分“科目”,还有“四家数”的划分,“家数”就是门类。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作为《西游记》神魔故事的先导,中国俗文学史上的名篇,它的“说话”家数问题却是个应予解答而又难于解答的问题。其所以然,就在于:正确地解答这一问题,它不只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取经诗话》所属社会思潮的认识,还可以加深我们对宋人“说话”分类标准的理解,其意义是多方面的。然而,世传宋元有关著作却均未言及《取经诗话》的“说话”家数问题,宋人话本其可确定为“说经”者,似又百不一存,无可参照,要对问题作出密合事理的解答,谈何容易! 唯其如此,所以对《取经诗话》的“说话”家数问题,一些文学史著作审慎地予以回避,只字不提,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一些文学史著作认为是“说经”,理由则不外是说《取经诗话》写的是三藏法师西行求法,如北京大学中文     

皮场庙的源流

皮场庙建立在两宋都城中,其所祀皮场神在有宋一代不断被加封,官方确认的神迹故事也不断演变,神格不断上升。但皮场神的身份在宋代民间呈现多元化的解释,并在当地有着相当的重要性。宋以后,皮场神信仰衰落,在明代以后与明太祖设立的“剥皮实草”的皮场庙相混淆,其传说也流变为多种版本。在明清地方存在的诸多皮场庙中,除了少数可明确追溯到宋代.其他建立的时间不早于明代,但它们都一致将自身的谱系追溯到宋代,以抬高神格和建构神灵的久远历史。在皮场庙传说的流变中,分裂出了宋代与明代两种传统,而南北方皮场传说的主流也呈现出了显著的差异。     

宋代的《春秋》学与史学

宋代《春秋》学与史学关系密切,相互影响。一方面,宋代《春秋》学重视《春秋》的史学性质,不仅注意从史学的角度阐发《春秋》,也重视用史学方法来探讨《春秋》;另一方面,宋代史家普遍以《春秋》大义为思想指导,不同程度上效仿《春秋》义例作史,使得宋代史学的正名观、尊王观、夷夏观以及正统观等诸多历史观念都与《春秋》学关系密切,又在史体、求真理念及史学批评等史学思想方面体现出《春秋》学的重要影响。     

《夷坚志》研究述评

<夷坚志>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1911年以前只言片语式的评论;20世纪90年代以前,集中在<夷坚志>作为白话小说、戏曲文学的故事本事考证;20世纪90年代以后研究范围扩大,从文献、文化、民俗等角度展开,涉及版本、成书、辑佚、作者小说观、故事内容等各方面.整体而言,虽成绩良多,但也有明显的不足,尚有许多可开拓的研究空间.     

神灵信仰、信息甄别与古代清官断案(英文)

在现代中心主义的视角下,神灵信仰往往被视为事实探知、尤其是案件侦破过程中事实探知的障碍。然而,在古代司法实践的"用谲"中,却不难发现其对于发现事实真相、正确认定因果关系的积极意义。本文以《折狱龟鉴》中"摸钟辨盗"的故事为例,运用博弈模型进行简要的数量关系推演,分析故事蕴涵的信息自我披露原理,揭示神灵信仰基于激励兼容约束的满足而对信息自我披露机制有效运转的构成性作用,以及神灵信仰对于古代社会刑罚安排严厉程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作者对该机制的适用边界、前景去向给出一个唯物论解释,以期为通过社会科学的角度更全面细致地考察中国古代司法运作的真实面相提供一种可能。     

《太平广记》的贡献

《太平广记》是宋代初期结集的一部大型小说集，其中的作品绝大部分都是宋代以前的。本文要谈的是编辑这部书的意义和贡献，尤其是对中印比较文学的贡献。一、《太平广记》的成书宋朝平定天下以后，到太宗继位，定国号为太平兴国。当时的经济有所发展，于是朝廷着手编修书籍。据宋代学者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太平兴国二年，诏学士李、扈蒙等修《御览》，又取野史、传记、故事、小说撰集，明年书成，名《太平广记》。”又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二；“以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奉诏，三年八月表进，六年正月敕雕版印行。凡分五十五部…     

银幕上的似曾相识

总有一些画面我们似曾相识,总有一些故事我们耳熟能详,总有一种经典在反复传唱……2月影坛强调了这种观点。《长江七号》VS《多啦A梦》、《功夫》、《宝葫芦的秘密》周星驰的近作《长江七号》无疑是2月的热门大     

宋代安徽的州县官学发展

通过研究安徽现存古代地方志、宋人文集中收集的材料,考察宋代安徽州县官学的选址、经费筹措、师资力量与教学、内部建筑等方面的内容,研究宋代安徽地区的州县官学发展状况,并分析其发展原因。     

《子不语》的作者命名与时代选择

袁枚的《子不语》从袁氏自刻本到清末刊本均标名为《新齐谐》,但从民国至今却均以《子不语》为名.据袁枚序云因元人有同名之书而改,但文献资料至今无确切依据.据袁枚之诗推测,他或曾欲以《续夷坚志》名其书,晚年仓促刊行时因元好问有《续夷坚志》一书而再改为《新齐谐》.上举三种书名均袭用了古代神怪的典故,当与《聊斋志异》高珩序有关.事实上,“子不语”一名并未被袁枚完全摒弃,它在袁氏自刻本的版心中仍被保留着.而后世的接受重新为此书选择了“子不语”之名,是因为这个命名既新颖别致、辨识度高,也符合袁枚为文的风格;既以“语”为体制性后缀与此书文体相适应,也更能概括此书的主要特色.     

用典与"注典"——宋代杜甫诗注中的《世说新语》及其学术意义

诗歌创作的"用典"和注家解读的"注典",共同构成了诗歌接受的两个维度.其中,"注典"带有接受者鲜明的时代风貌和个人烙印.宋人对杜甫极为推崇,注者迭出,大量援引《世说新语》典故.在迄今保留的五种杜诗注本全帙中,有关《世说新语》的"注典"可分为准确阐释、正误两可和明显误注三种情况,且后两者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宋人诗注征引《世说新语》,不仅体现了宋人对杜诗素材的认识、为《世说新语》的传播增添了辅助性渠道,而且部分保存了《世说新语》在抄本时代的早期形态,从而在文学史、传播史和书籍史三个层面上有较为重要的学术意义.     

论宋人的“自得”说与生命的自由意识

宋人的＂自得＂说,是融合儒道、兼取佛禅而用于人生、用于文艺批评的一个突出范例。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在论证儒学、理学及禅宗思想对＂自得＂说的影响方面,扎实而有力。但论及道家思想的影响时,或材料不足,或语焉不详。探讨以《文子》《庄子》《淮南子》《抱朴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与宋人＂自得＂说的内在联系,以弥补研究中的薄弱,并从生命的自由意识入手,对＂自得＂说做独到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