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伦理思想述略

面对现代经济学淡化伦理和中国经济伦理失范的现状 ,对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 ,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对经济的伦理关怀进行评述。     

“经济冲动”的法哲学结构及其道德形而上学的概念转换

经济与伦理,在哲学的层面相通。“经济冲动”,不应当只是经济学的概念,更应该是一个道德形而上学的法哲学概念。将经济冲动局限于单纯的经济学视野,不但导致了现代经济学的诸多理论困境,也导致了现代文明的诸多现实缺憾。作为法哲学的研究对象,经济冲动以意志自由为本质,它逻辑地包括通过创造和分配财富满足人的客观自由和外在解放的需要,与通过摆脱情欲束缚的主观自由即内在解放两方面。以意志自由诠释和规定经济冲动,可以使经济发展摆脱“自由的悖论”和“恶的发展”的厄运。对现代经济学产生重大影响可以成为直接的理论资源的是19世纪的三种关于经济冲动的理论模型,这就是巴斯夏、黑格尔、马克思的理论。经济冲动的法哲学模型是由动力结构、行为结构、目的结构构成的有机体系。“经济冲动”应当从这三个方面实现由经济学向道德形而上学的概念转换(1)从“需要”到“需要的体系”,从价值体系与社会体系两个结构概念地解决经济冲动的动力结构中的客观自由与主观自由,以及经济与伦理、道德内在一致性的难题;(2)从“劳动”到“集体行动”,概念地解决如何将由“需要的体系”产生的“个体活力”凝聚为“集体合力”,以及“集体行动的逻辑”的难题;(3)从“财富”到“幸福财富”,使财富成为幸福的对象,并与幸福相统一,概念地解决现代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幸福指数”与“痛苦指数”的悖论。     

福利经济学:最具伦理意蕴的经济学说

经济问题与伦理问题不能截然分开。以建立社会福利为目标的新旧福利经济学,其伦理源泉直接来自于功利主义理论。同时也因其所特有的价值判断性质而显示出浓烈的伦理意蕴。福利经济学虽然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社会效用的最大化以及社会的物质生产与分配,但是,这种研究本身在客观上也体现出了人类在伦理道德方面的需求,比如对“家庭幸福”、“精神愉快”、“友谊”、“自由”、“正义”等等的需求。福利经济学在其理论上和对实践的诉求上,也突出地体现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强烈关怀。     

儒家经济伦理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儒家经济伦理属于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涉及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各种经济活动领域。儒家经济伦理在封建社会中总的说来是成功的，但在封建社会后期，其“刚性”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儒家经济伦理的合理内核可以向现代转化，为市场经济服务。     

密度经济与自然垄断

经济学对自然垄断成因的解释有“规模经济”和“成本劣加性”等学说。对于现代自然垄断集中于网络型产业，近年来学者们都以“网络经济”说予以解释，并提出了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网络经济结合的所谓“三位一体”的自然垄断理论。本文以城市自来水行业为例，对网络型产业各环节的成本特性进行具体分析，揭示现代自然垄断收敛于网络型产业是因为网络系统所特有的“密度经济”效应，为现代自然垄断现象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更具一般意义的理论解释。     

市民社会伦理精神与和谐伦理精神的构建——基于黑格尔、马克思和哈贝马斯市民社会伦理思想的启示

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和谐文化为基础，和谐文化以和谐精神为灵魂，而和谐伦理精神是和谐精神的价值内核。市民社会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起基础性作用，市民社会是现代性的伦理实体，塑造了现代人的交往方式和存在方式，也孕育了现代社会特有的伦理精神，市民社会伦理精神是构建和谐社会中“价值理想”、“秩序伦理”、“政治伦理”和“交往伦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资源。     

传统文化对经济自我的探索

经济学和心理学由对立走向统一已经成为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治生”和“理财”的有关思想和论述中可以发现经济自我的存在。求利求富是经济自我的动力机制,经济伦理和经济能力是经济自我的两个重要成分。对经济自我的研究有利于培养个体的健全人格。     

乡约的契约伦理色彩及其产生、变异分析

中国在北宋时期就产生了具有一定程度现代契约伦理色彩的共同体组织——乡约。不过，“乡约”这种契约伦理共同体跟现代以个体权利为本，通过契约缔结的社会组织有本质的不同。“乡约”旨在提升个体德性，以便将个人更好地收摄进家族式群体生活方式之中，而不是让个体成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体。因此，入明后，“乡约”即被君主专制权力所利用，成了官府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和牢笼人心的工具。于是，“乡约”这种具有一定现代契约伦理色彩的共同体组织终究没能发展壮大并引起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性转型。探明乡约的契约伦理特性及其产生、变异的原因，有利于推动传统伦理形态的现代转型，有利于提升当代中国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     

关于政府经济行为的思辨

文章从“经济学革命”和“市场失灵”两个角度对政府经济行为产生的必要性作了分析，并对政府介入现代经济活动进行了合理的角色定位，提出了行使政府经济行为应坚持的原则。     

经济伦理学的研究纬度——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

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如何联接 ,是经济伦理学无法回避的一个理论话题。“休谟的铡刀”在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划上了一道鸿沟。《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指出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严重分离 ,铸就了当代经济学的一大缺陷 ,也造成了伦理学的贫困 ;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相通的语境和联系的桥梁 ,是“伦理相关的动机观”和“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的价值分析与价值判断问题 ,这正是我们今天研究经济伦理的一个纬度     

“苏联范式”的终结和中国经济学的重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场新的革命，其实质和目标，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传统经济体制即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现代经济体制即市场经济体制。从理论、思想上讲，就是要彻底摒弃和清除“苏联范式”经济学的教条及其影响，在一般理论经济学的基础上，在总结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基础上，重建中国的经济学，并以此指导中国的大学经济学教学     

经学“时中”思想与西汉帝国的经济政策

在汉代经学思潮下,《周易》经学的“时中”观成为西汉帝国经济政策制定及决策的观念与方法依据。“中”的精神体现了民本主义的社会价值观,并在西汉政府的经济政策中表现为社会整体福利优先的经济伦理原则;“时”的精神表现为经济决策中的辩证方法。“时中”原则构成了西汉政府经济政策中价值观与方法论的统一,是儒学“中庸”思想的具体表现,它使古代中华帝国的经济政策成为儒学文化体系的有机部分。儒家的“时中”经济思想对激活当代经济学的伦理关怀有所助益;它同时也启示,封建专制政治是社会整体福利实现的最大阻力,是儒家“时中”经济伦理主张陷入实践困境的根本原因。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伦理思想探析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包含马克思重要的经济伦理思想。马克思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的辩证关系,强调生产的决定作用,并揭示了生产关系与伦理关系的关联性。马克思从所有制的历史沿革与主体性的关系上,研究了经济主体的伦理特性,论证了物的依赖关系是资本主义伦理关系的基础。马克思把“剩余价值”作为理解资本主义伦理关系实质的中心范畴,对资产阶级社会视为永恒的平等、自由等经济伦理范畴给予了伦理批判。     

星云大师佛教财富观对现代经济学的超越

佛教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尽管蕴含着丰富的经济学思想,但几乎很少有佛教学者敢于正面直视“经济问题”,造成了诸多的误读。星云大师以其几十年的弘法体验,向公众“开示”佛教的“财富课”,对现代经济学而言既是一种纠偏,也是一种超越。星云大师从“经世济民”的高度综合地看待经济问题,用“圣财”、“净财”来界定财富,用“因果法则”来指导“经商伦理”,并用“惜福”、“环保”来理财,不仅涵盖了富兰克林提出的"赚钱格言",而且颠覆了“韦伯难题”。也许人们并不承认有所谓的“佛教经济学”,但对于佛教的财富观念、生财、理财之道,当一定不敢轻视。     

儒家伦理的人权理念分析

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道德伦理虽然没有直接出现过“人权”的概念,但它的内容中蕴藏着丰富的人权理念。儒家主张的“仁爱”思想就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朴素的人权思想,其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与现代国际人权运动的法哲学内涵相一致，显示了儒家伦理人权理念的先进性和进步性。     

经济发展的文化逻辑:关于市场经济伦理的探讨

本文旨在以经济与文化关系的经典理论探讨现代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因和市场经济伦理的内含。重点考察了马克斯·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理论及其作为一种现代经济伦理的意义 ,并从马克思主义与韦伯主义相比较的角度探讨经济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展示资产阶级宗教冲动力与经济冲动力在营造现代资本主义过程中的作用、它们之间的张力和消长关系 ,并据此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进行了剖析 ,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西方社会经济与文化演变的经验教训 ,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建构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谦逊的带刺玫瑰：论玛丽安·摩尔女性诗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美国现代派诗人玛丽安·摩尔的女性诗歌贯穿着一条隐蔽的寻找女性作家身份的伦理线，展现了特定时代女性的主体经验和美国父权诗学主流意识形态下的伦理机制。以文学伦理批评理论为支点，分析摩尔所遭遇的伦理困境及不同阶段对伦理身份诉求所作的种种努力。指出，热衷“男性性别扮演”的家庭伦理环境和“文学是男性领地”的社会伦理环境是诗人陷入身份焦虑的伦理根源；摩尔拒绝“天使”的身份，坚信女人要“带刺”来发起反抗与自我保护，也要如同“变色龙”合理改变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摩尔晚期诗歌所彰显的谦逊与大爱是其在宏大文化语境下的自我和解，昭示出一个女诗人对个人理想、气质素养与独立自由精神追求的高度伦理指向和实践美学。     

“身份”的颠覆与重建——毛泽东晚年政治思想的伦理基础

现代中国是一个伦理价值急剧转型的社会，其中“政治身份”又成为伦理价值转型的重要内容。作为新中国主要缔造者的毛泽东，试图颠覆中国传统差序格局所构成的社会政治“身份”体系，以前所未有的激进方式，通过重建政治“身份”的途径，执著推进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这对现代中国的结构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毛泽东晚年政治伦理观的结构，成为其强化“阶级斗争”道德依据。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是解释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有意义的视角。     

孝慈精神与现代家庭伦理的建构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富含“孝慈”精神，重视父慈子孝。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经历了痛苦的历史转型。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更是从政治上、制度上、经济上推动了新型家庭伦理的建设。文化大革命严重地冲击了传统家庭伦理，而改革开放后对经济因素的强调也同样在传统与现代家庭伦理之间形成碰撞与冲突。在今天的家庭伦理的建构中，传统的“孝慈”精神应当成为有益的思想资源，做出新的贡献。     

论日本为的伦理信仰：德福一致

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道德信仰的探讨和建构 ,日本进行了比较成功的尝试。被称为日本现代伦理之父的丸山敏雄 ,以“德福一致”为灵魂和切入点 ,建立了“纯粹伦理体系” ,重树了日本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人们的伦理信仰。“德福一致”已成为现代日本社会的伦理原理与道德智慧。本文对日本伦理信仰、伦理秩序建立的剖析 ,对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建构伦理秩序将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