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文言文注释补正

“何施之为”结构分析《殽之战》:“栾枝曰:‘未报秦施而伐其师,其为死君乎?’先轸曰:‘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何施之为?’”中学语文课本对“何施之为”是这样注释的:“为什么要报答它呢?为,表示疑问语气。何施,宾语,前置以加强语气。之,助词。”此注不可从。“何施之为”有两种不同的分析。其一,可分析为:[何]施之为。“何”可释为“为什么”,作状语;“施”释为“报答”,作动词谓语;“之”释“它”,代词,指秦国,作宾语;     

《逸周书源流考辨》序

《逸周书》是一种很重要的古书,但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此书在《汉书·艺文志》已有著录,作《周书》七十一篇,言系“周史记”,列于《尚书》诸家之后。颜师古注引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许慎《说文》引用则称之为《逸周书》。凡此都可说明,当时学者认为此书与《尚书》有某种关系。虽然如此,《逸周书》的地位在过去历史上究竟不能同《尚书》并论,直至清末《书目答问》列之于古史类,反不如《汉志》之在《六艺略》。历代研究注释此书的也不多,于晋孔晁注后,惟有《王会》一篇多有学者讨论,书中其他部分几乎无人顾及。清代乾嘉学风兴起,才有卢文昭、王念孙等家陆续加以整理。道光时,朱右曾著《逸周书集训校释》,堪称集成之作。随后又有朱骏声、俞樾、孙诒让,以至刘师     

贾谊《过秦论》中的“九国”解

贾谊《过秦论》云:“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而延敌,九国之师,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对此,司马贞《史记索隐》、李善《文选注》均以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释上文之“九国”。后之注者,亦多因袭之。余以为尚可商榷。 “叩关而攻秦”事,当指秦惠王后元七年,即公元前三一八年的一次战役。关于这次战役,《史记》载有如下几条:     

试论《世说新语》品藻人物的审美特征

《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的代表作。作者为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宋书》说他:“爱好文义,文辞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招集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当时著名文士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人,都聚集在他门下。 因此,鲁迅先生认为:“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梁代则有刘孝标作注,更使这部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不仅成为我们今天研究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的重要资料,也是我们研究美学的一个尚待发掘的宝库。     

胡三省的史识与史才

胡三省(1230-1302),浙东宁海人.父亲胡元叔对史学深有研究.胡三省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叙述了他父亲的话:“《通鉴》先有刘安世《音义》十卷,而世不传.《释文》本出于蜀史炤,冯时行为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温公之子康《释文》,与炤本大同而小异.公休于书局为检阅官,是其得温公辟咡之教诏刘、范诸公群居之讲明,不应乖刺乃尔.意海陵《释文》非公休为之,若能刊正呼?”他父亲指出关于《通鉴》各注家的情况以及自己的见解,这些遗训成为胡三省研究《通鉴》的指南.     

《杜诗言志》点校本前言(续)

二、此书在杜诗思想与艺术分析方面的几个特点及其局限自宋代以来,注杜者号称“千家”,注“古刀、折“律”,“详注”、“类解”,“演义”、“论文”,“愚得”、“心解”之类,各有侧重,瑕瑜互见,“杜诗学”遂蔚然成一大宗。     

《刘随州集》重出诗考

刘长卿《刘随州集》,收诗500有奇,重见他人集中近30首.单是重见皇甫冉集,就有10余首之多.现在我试着辨析一些诗,并按《丛书集成》本《刘随州集》标出卷数.一、《寄灵一上人》(卷三),题下注“一作皇甫冉诗,一作郎士元诗.”冉集题《赴无锡寄别灵一、净虚二上入云门所居》,有“欲徇微官去,悬知讶此心”句与赴无锡尉相合,又云“新年芳草遍”,是新年初春时也.郎士元集题《赴无锡别灵一上人》.但李嘉祐另有《同皇甫冉赴官留别灵一》,灵一有《酬皇甫冉将赴无锡于云门寺赠别》,故应为皇甫冉     

唐雎其人考辨

《战国策》中唐雎。本作“唐且”。据清人黄丕烈《重刻剡川战国策札记卷上》,《东周·昌他亡西周章·唐且》条,“雎”本应作“且”,今本作“雎”,均为宋鲍彪《战国策注》所改.黄丕烈又在同书《魏四·秦魏为与国章》中注明“且、雎字同”.据《说文·段注》,“且”,“古音俎(zu祖)”又据     

论蓬莱仙话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影响

蓬莱神话系统自它萌生之日起就开始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蓬莱仙话在魏晋南北朝十分兴盛,志怪小说、游仙诗和辞赋等体裁的文学作品皆受其泽溉.志怪小说中出现了对蓬莱仙话的专门记述,蓬莱仙人安期生是其中个性独特的形象;游仙诗也因借蓬莱仙话,曹操、曹植、郭璞等作家或者以之为典实,作全诗之一瓦,或者侈写蓬莱之仙界,为列仙之佐证,或者借神仙意趣,抒发不平之胸怀,增加了诗歌独特的具象性和神异性;在辞赋创作中,傅玄《枣赋》把仙境物品作为独立铺写的对象,更多的作家是借助蓬莱典实,写景状物,表情达意,使蓬莱仙话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呈现出特殊的表意功能和审美价值.     

读《沦浪诗话》札记二则

严羽《沧浪诗话》(下引此书,只注篇目)谓诗有“别材”、“别趣”,为“吟咏情性”之作;而“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有乖为诗之道,故予针砭:“虽获罪世之君子,不辞也。”(《诗辨》)“近代诸公”如依《四库提要》“要其时宋代之诗竞涉论宗,又四灵之派方盛,世皆以晚唐相高,故为此一家之言以救一时之弊”之说,则其所谓“近代诸公”,可以理解为仅指江西诗派末流及四灵一派而言;针砭之范围甚窄。这样理解,可以不至因承认严羽诗论的历史意义而抹     

一部研究东北地方史志的珍贵资料——《长白山江岗志略》新序

三年前我由东北师大图书馆借得《长白山江岗志略》残本一卷,如获至宝。当即推荐给师大出版社重印此书,以广读者。继之,得悉此书已列入《长白丛书》出版计划,由孙文采同志点校注释,于是释然等待;并因此书的入选而对吉林史学界的开阔眼光,深怀敬意。不久文采同志来访,证实了此为“确息”之后,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能将此书再版,真是功德无量的事!”文采受到鼓舞,奋力工作。如今点注完毕,嘱为之序。余欣然领命,以为“功     

“国”字新证

“国”字新证贾子炯国字初文作或，甲文作，金文作，国是或的今字。文字改革后，简化为国。关于国的古文或字的字形分析，文字学界历来众说纷纭。大体说来，一为形声说，一为会意说。高鸿缙认为：或为国之初字，从□，为地区之通象，合之为有疆界之意，属指事符益之以戈声...     

论魏晋南北朝人称代词"之"和"其"的变化

本文在定量统计基础上 ,通过历时与共时对比 ,对《三国志》人称代词“之”和“其”的用法作了考察和描写 ,着重探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二者在语法功能、格位分布和使用频率上的发展变化 :“之”主要沿袭上古用法 ,否定句中作宾语完全后置 ;“其”功能扩大 ,可作句子主语、宾语、兼语 ,作宾语和兼语可与“之”互用 ,呈现出取代“之”的趋势。     

陶诗佛音笺六例

自拙著《陶诗佛音辩》问世后 ,笔者便欲对陶渊明之作品所含佛义作一系年笺证。惜其至今未成 ,故谨选其中六例刊出 ,以就教于识者。例一 ,关于《和刘柴桑》之“刘柴桑”与“亲旧故”原诗 :山泽久见招 ,胡事乃踌躇 ?直为亲旧故 ,未忍言索居。良辰入奇怀 ,挈杖还西庐。……栖栖世中事 ,岁月共相疏。耕织称其用 ,过此奚所须 !去去百年外 ,身名同翳如。逯钦立《陶集注》与王瑶《陶集注》 (以下简称逯注、王注 )都将本诗系于晋安帝义熙五年 (40 9) ,本年陶 4 5岁 ,已归田四年了。诗题之“刘柴桑”各家均指“浔阳三隐”之一的庐山著名奉佛隐士刘遗…     

郑玄《注》《笺》中诗说矛盾原因考析

郑玄注《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常常引用《诗经》。若《三礼》中引《诗》,郑玄也大多作了解释。但是郑玄《三礼注》中的诗说,却和他后来作《毛诗传笺》时的诗说颇多矛盾之处。这是什么原因呢?据唐孔颖达说,是因为郑玄“注《礼》在先,未得《毛诗传》”。孔颖达这样说的根据,就在于《郑志》中郑玄答炅模问曾说:“注《记》(案指《札记》)时,执就卢君(案指卢植),后得《毛传》,乃改之。”     

一个本源而本真的意义机制——马一浮六艺论新诠

六艺论是马一浮的主要学术思想.本文指出,六艺论展现出一个本源而本真的意义机制.这个意义机制所以得以兴发流行,其根据则在于“六艺之为全体”、“六艺之为大用”、“六艺之为工夫”三个性质之相互涵摄.同时,此三性质之相涵相摄,根据则在于“不易”、“变易”、“简易”之本然互构.     

白居易、刘禹锡赠答诗中“二十三年”问题

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诗,应为宝历二年冬,刘、白二人在扬州初会面时酬乐天之作,(见《刘禹锡年谱》131页)而不可依白集编次为据以疑之,其说于下。 白氏首唱,题为“醉赠刘二十八使君”(见宋本白集卷二十五),未言明时、地。全首为刘深感不平,而以“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作结,深惜之也。刘即席和     

试论《石头记》戚评的佛家思想

戚蓼生为《石头记》写的序中,其结尾有如下一段:庶得此书弦外音乎,乃或者以未窥全豹为恨,不知盛衰本是回环,万缘无非幻泡,作者慧眼婆心,正不必再作转语,而万千领悟,便具无数慈航矣.彼沾沾焉刻楮叶以求之者,其与开卷而寤者几希.这一段话,戚蓼生明确地阐述了他是以佛家的出世思想来看待《石头记》的.在他看来,此书的弦外之音,就是佛家的“盛衰本是回环,万缘无非幻泡”.他认为作者在小说中反映了他的“慧眼婆心”,只要读者对此有了“万千领悟,便具无数慈航”.因此,我们在评价“戚评”时,必须对这段话引起足够的重视.     

安定胡叟的儒士、文士和隐士形象

安定胡氏乃魏、晋、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我国西北重要的功臣与外戚之家族,曾保持郡望达数百年之久,影响“中古”历史较大.其中,身处十六国至北魏初的胡叟正乃此一家族中文化修养较高且极具个性者,其人物形象较为明显地表现为儒士、文士和隐士三个方面,尤以隐士为主.胡叟隐士形象的形成与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士人特征、魏晋隐逸风尚及其个人因素均有关联.研究胡叟的人物形象,不仅有助于全面深刻地了解安定胡氏的整体发展过程,而且对十六国至南北朝初期文化史的进一步研究不无裨益.     

杜甫诗歌所含蕴的传统文化精神

从中唐元白韩杜(牧)时起到旧民主主义时期止,论杜诗注杜诗的专著及散篇,较论注其它诗作的,为数独多。解放后,论杜选杜的专书,数量仍占论注古代作家的首位。但偏重杜诗的内容,不及其形式(这一倾向来自“五四”时期的刘大白、胡适)。打倒“四人帮”后,论杜者转而专说杜诗的艺术性,考证之作点缀而已。就出版数量论,五十年中,言古典文学者仍以论说杜诗为独多独盛。更有专刊一种(《草堂》,近年改名《杜甫研究学刊》)